引入竞争才能使金融系统真正主动“让利”实体经济

当前，新冠疫情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20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下降1.6%，其中，第一产业同比增长0.9%，第二产业下降1.9%，第三产业下降1.6%。新冠疫情的持续性影响已经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尤其是对广大制造业、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不仅影响了这批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导致了由此而带来的就业稳定、收入分配和内需扩展等一系列问题，亟需破解。

面对这种情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鼓励银行合理让利”的提法。在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的任务目标。这一任务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意图通过“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可以说，国务院提出的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的布局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政策的效果能否真正落地取决于机制设计的完善性，也取决于金融系统是否有真正“让利”的压力和动力。

从目前来看，中央促使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的方式主要是“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这些尽管都是对企业让利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具备几个特征：

第一，这些方式具有政策主导特征、缺乏内生动力，是在国家政策主导下，金融系统做出的被动反应和命令执行，而并非出于金融系统主动让利的内生动力，能否不打折扣地落实需要一系列的机制保障；

第二，政策具有时效性，在短期内，通过利率优惠、减少银行收费等的确能够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但是，预期随着疫情冲击的减缓，这种政策不能长期持续存在；

第三，1.5万亿的预期数值是较大的，然而，由于受冲击的企业众多，加上可能存在的折扣和漏损，平摊到各个具体的企业，数值并不乐观，这些让利手段对于中小企业的实质性救助力度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如果要让金融系统切实“让利”，真正起到“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目的，除了上述措施，还需要更加有力的配套机制的推出。

事实上，纵观近年来的中国企业发展趋势，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着企业利润的“两极化”：一方面，以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盈利长时间处于低迷水平，难以有效提振，也导致了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以金融类企业为代表的金融系统，长期居于中国乃至全球企业盈利排行榜的前列，赚得盆满钵满。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两极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两个市场所面临的市场结构不同。广大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处在下游市场，这部分已经几乎完全开放，并且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态势，这导致其利润空间本身非常有限；而与之不同，我国的金融系统依然保持了很高的进入壁垒，这意味着，既有的金融类企业可以享受进入壁垒所导致的巨额利润。

更为致命的是，金融业是典型的上游行业，当金融业出于垄断优势地位且有利润考核诉求时，其并没有向下游企业“让利”的动机，反而有充足的“吸利”的诉求和能力。在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下，上游金融企业的“利润”事实上构成了下游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会产生“利润两极化”的重要原因。

而这种企业利润“两极化”的直接后果是，“实体经济”的成本长期高企不下，难以有效提振。当处于下游的中小微企业成本持续保持高位、面临高度激烈竞争环境的情形下，企业无法实现正常的盈利和运营，甚至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大批企业开始退出实体经济。

而这一现象衍生的一连串后果就是，一旦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成本攀升，就意味着不仅实体经济难以复苏，而且大量就业无法有效解决、工人工资无法得到有效提升。进一步，“利润分布两极化”也必然引发“收入分配两极化”，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一旦陷入此种境地，少量高收入人群即使有收入却无消费欲望，无法形成“需求”，而广大中低收入者，即使有消费需要却无可支配收入，因此，也无法形成“有效需求”。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有庞大的人口，也无法形成有效内需，经济的正常循环体系被破坏和阻滞，从而必然会累积为长期的经济社会难题甚至是危机。在当前逆全球化日益抬头的背景下，就更加使得国内经济社会治理的难度和挑战加大。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下，真正的“让利”是一种竞争的结果。长期以来，虽然我们在政策上三番五次地强调金融企业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但又总是难以凑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系统缺乏给实体经济“让利”的动力和压力。而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金融企业本身有着很强的利益诉求，在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垄断的地位时，“让利”事实上是对自身的一种割肉行为，与自身利益并不兼容。

因此，即使金融系统面对来自于高层的命令，也缺乏执行动力。这就意味着，如果真正的要实现金融系统对于实体经济的让利，就必须通过市场结构的改变来实现。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放松金融市场的进入壁垒，通过引入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公平竞争中来，“倒逼”企业提高对于实体经济的服务品质和让利动机，这样才能够真正破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难题”。

事实上，高层已经意识到金融垄断的危害，并且在一系列的中央文件中开始布局金融业的改革。例如，在最新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银行机构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放宽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推动信用信息深度开发利用，增加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这些改革措施，都是朝向更加公平有序的金融市场在改革，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能真正落地，则在更加公平和激励的竞争下，无需动员，金融企业就会主动对实体经济“让利”。

可以说，这一布局的落实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对于金融市场的改革会有很强的“杠杆效应”，能够带来的是一系列绩效的改善。在竞争压力下，金融“让利”实体经济自动实现，实体企业成本的有效下降，能够真正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使得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实现一种互相支撑、互相补充的正向循环。而且，一旦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能够得到有效复苏和扩招，就业压力和收入分配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缓解，也会使得中国的内需不断扩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支撑中国经济实现更为健康的长期经济发展。

（作者刘瑞明为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