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低调的哲学观和高调的哲学家观

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童世骏教授，是在2002年春暖花开时节的南京。那时候，我早已从一位玉泉的同事那里借读过那份油印传阅到了起边儿的《1989年以后的欧洲思潮》还有《1968年以后的欧洲思潮》。

那是顾肃师兄召开的一个关于现代西方公共哲学的会议，童教授在会上提交的是一篇学院哲学家的“小论”——“罗尔斯的两种规则概念”，而我提交的是一篇山寨哲学家的“大论”——“从竞争的自由主义到竞争的多元主义”。许多年过去了，虽然我有点儿怀疑这一“大”一“小”是否那次会议最有趣的“二论”，但却只对这样一个桥段记忆犹新：会议进行到下午，有几位上午在大会上侃侃而谈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见了，知情者说是去南大的“中美中心”赶场子了，这时我只听到邻座的童教授轻轻一句：只有我们动物学家还留了下来！

打那次以后，通过电话、伊妹儿，后来是老年款的诺基亚，我与童教授时有联系，包括那年申请校内项目平生初次出国，我也是找了他为我推荐。2009年暑假前后，我在杭州枫林晚书店站读了童教授发表在乐黛云先生主持的《跨文化对话》某一辑上的“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中的镰刀斧头”一文，当晚颇有思绪，就与作者通了个电话。记得我们谈卢梭、张奚若和王元化“甚欢”，聊着聊着，电话那边忽然来了一句：“‘你’不能把卢梭的概念工具给扔了，却还把问题留在那里！”

转年十月，我应邀到华师大评论其实已经离开华师大的童教授的“终身教授”报告。那是我初次来到樱桃河畔，也是我初次把童教授和同样已经离开华师大的陈嘉映教授的两种“说理”风格进行比较：我尝试性地称前者为“气胜于理”，而后者“理胜于气”——这个说法当然是太过抽象了，抽象到我们其实可以把两者的位置颠倒过来而依然“适用”。

那次沪上之行，我们并没有“谈定”别的事，但却“谈定”了一件：十一月份我将再来魔都，随童教授去曲阳新村庆贺我的老师范明生先生八十大寿。事先没有料到的是，我竟在赶去上海之前，写出了为范师祝寿的那篇文字，并打印了两份，一份自然是献给明生师，另一份则顺道给了童教授，这一“给”成就了《生活并不在别处》封三上的那句话：“看了‘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又光辉之谓大’这篇文字，有一种感慨：我们将不得不对自己的言行慎之又慎，因为它们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踪迹的！”——其实这句话还有个前提，那就是童教授的另个“金句”：“别人的毛病是记不住，应奇的毛病是忘不了！”

再转年的五月份，《哲学分析》在杭师大召开首届论坛，专题研讨杨国荣教授的具体形上学思想。“从搬运夫到哲学家”这篇其宗旨在于号召中文哲学界展开在世哲学家研究的妙文就是那次会上出炉的，不过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其中引用马克思的话：“从根本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在杭州教工路上一家宾馆的会议室进行完最后一场讨论后，代表们都已经离场，我注意到作为会议主持人的童教授还在收拾文件，桌上还有不少本他的新集《求知明理》。趁他为我题签时，我就问：怎么书还剩下这么多？只听到作者淡淡到几乎没有幽怨地说：如果出了新书，出来开会时总会带些在身边，但是基本上每次会议结束，都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人可送，于是就只好自己扛回去啦！

再再转年的五月份，《哲学分析》在首师大召开陈嘉映哲学三十年研讨会，我应编辑部之邀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等我发言时，包括童教授在内的编辑部同仁已经离开会场，直奔首都机场而去了。同样有些意外的是我那次发言竟然状态“神勇”，赢得到场的一位帝都朋友，还有从香港赶过来的王庆节教授频频点头，庆节还在茶歇时特别向我致意。“得意”之余，我用短信把这个状况报告给了童教授，他上飞机前给我回复：我们走了，你正好随便讲！

2015年十一月，我连续两趟到中山北路校区参加会议和活动。先是月初，冯契先生百年诞辰研讨会，我虽未研究“冯学”，却也递交了一篇论文，不但在开幕式上目睹了一位美籍华人哲学家“匹夫不可夺志”地“做狮子吼”状，还聆听了童教授那无限逼近于“理气相称”“文质彬彬”的压轴演讲“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国往何处去”。

月末，郁振华教授又约我赴沪参加一个有关童教授哲学思想的研讨会，我在电话通知中误听成是和前次杨、陈两位教授同“规格”的论坛，于是一咬牙就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中“奋力”而“隆重”地写出了一篇“童世骏哲学三十年”——值得记下一笔的是，这篇文字我是到当月28日会议召开之前，几乎熬了一个通宵，才在丽娃河畔的专家客舍中杀青的。

当我脚踩棉花般来到会场，才发现是我的劲儿使得“太大”了：原来振华兄邀请我参加的只是童教授一本新著《论规则》的小型座谈会，由童教授的老师赵修义教授领衔发起。但是“覆水难收”，生米已经做成半熟饭，我就只好硬着头皮按照写好的稿子择其“精要”在会上做了汇报，我注意到，在我发言时，赵修义教授看着我的稿子，对他的学生“耳语”：已经有人开始研究你的思想啦！而学生在回应时半调侃半认真地说：其实我的哲学生涯有四十年！闻听此话，我也半认真半调侃地“耳语”说：可是那前十年是空白的呀！

对了，转年一月初，我还到过一次丽娃河畔，那是郁振华教授的重大课题“冯契思想与文献研究”开题会，我作为校外专家应邀列席。那次会议上，冯门的“五虎上将”悉数到场，到我发言时，我先是提到大学时读了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就给冯先生写信表示想要报考研究生的愿望，冯先生回信称道我“已经摸到了一些真谛”，我话音刚落，事先已经听过这个梗的杨国荣教授适时补了一刀：那封信是冯先生的助手回给你的哈！在那样的场合，我当然要谦虚地表示自己念过在座各位的论著，记得在我提到《第一页与胚胎》时，陈卫平教授反应飞快：我的书你念第一页就行了！我的反应也并不慢，马上就接口说：是的，学派存在的最高形态就是不再以学派的形式存在！

2017年三月中旬，还是“一汀烟雨杏花寒”的天候，我终于踩着貌似要二次创业的节奏，“谁倚东风十二阑”，飘然降临在樱桃河畔。刚从北京开会回沪的童教授为了表示对我的欢迎，告知准备在中北逸夫楼召见我并为新员工戴上校徽，可是待我兴冲冲赶到中北，却发现童教授手中并无校徽，我只好于沮丧中掏出那年初刚出的小集《理智并非干燥的光》呈上，因为那个集子的最后一篇文字就是“研究”童教授哲学思想的。过了两三天，我的即将“退伍”的诺基亚上传来了最后一条短信：读了大作最后一篇，不但感谢，而且感动——一方面遗憾自己写得太少，另一方面又庆幸自己幸亏没有写那么多！

最近因为给《三联生活周刊》的“中读”APP准备讲稿，童教授重写哈贝马斯。我荣幸地读到了这份题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的文稿，讲稿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哈贝马斯的哲学观，以及哲学家能够和应当在公共领域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最后借用哈贝马斯的“替身”（Stand-In）和“译员”（Interpreter）概念，形象地阐明了哲学、科学与大众之间的“三角”关系。在我看来，这是这份讲稿所揭橥的对于理解哈贝马斯至关重要的公共领域、商谈和理性之间以及论证、学习、批判之间这两重“三角”关系之外的第三重“三角”关系。

在此后偶然发生的一次“讨论”中，童教授有些出乎我意料地同意我在他阐发的哈贝马斯哲学观的基础上，把最近坊间称为“最近哲”——这是同样由童教授发明的“最接近哲学家称号的人”之“天才缩写”——的陈嘉映教授的哲学观称之为“最近哈主义者”，并同样“在此基础上”对哈贝马斯的哲学观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还提出了关于低调的哲学观和高调的哲学家观的“辩证”观：低调的哲学观的另一面是高调的哲学家观；主张高调哲学观的，往往是因为无力做高调的哲学家。

在蹦出上述“金句”后，童教授罕见地话锋一转对准我：你也有实践高调哲学家观的潜质……可是，读者诸君，我总是感觉，与童教授的其他“金句”相比，这个小句子似乎既没有那么“隽永”，又没有那么“直白”：没有那么隽永是因为它所肯定的说到底还只是我的潜质，且不论此“潜质”之“好坏”；没有那么直白则是因为——为什么就不说我已经或者总是已经在实践高调的哲学家观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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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