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流动｜隔离封锁中的“家”与“宅”

思想市场的“疫论”专题开设“疫论·流动”子栏目，将在这个子栏目中陆续介绍牛津大学的“疫情与流动”论坛上的文章，该论坛是项飙主持的MoLab (Mobility, Livelihood and Health Lab) 项目的一部分，文章均由项飙策划与编辑，并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合作，经项飙重新编选后在本栏目刊发中译版。

【项飙按】

新冠疫情和全球性的隔离，让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重新思考：“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印度，避孕套被列为疫情间需要保证供应的重要商品。同时家庭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在全球上升。人口学家预测隔离期间的出生率可能会陡然上升，社会学家则推测离婚率也可能同时提高。“家”，很复杂。

印度新德里，孩子们在街头玩耍

家意味着很多东西。它是一个社会组织、一个经济单位、一系列的情感关系、也是一个物理空间。在当代社会，家的这些不同维度日益分化。在今天，很少家户还在承担着生产性的功能。家的经济性质主要体现在消费上。家的照顾功能也由于教育和医疗的社会化而减弱。但这绝不意味着家变得不重要。对很多人来说，家越来越成为情感上最后的归宿和心灵唯一的寄托。从而，不管是娱乐节目、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形形色色的政治意识形态，都不断地拿家做文章。同时，家也是社会不平等关系得到不断强化的关键机制。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揭示的社会不平等的“代际再生产”，和中国老百姓所说的“拼爹”“出身”“X二代”，都显示了这一点。人类学家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和西尔维亚·亚娜基萨科（Sylvia Yanagisako）对美国富有阶层的研究则显示，家庭继承使得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平等不断强化。虽然很少家庭还有生产性的功能，但是家庭的金融性角色却越来越重要。

“宅经济”、“家居办公”的兴起，对家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把我们带回了工业化之前的，经济、社会、情感、空间不分化的家户状态？

家居办公和工业化之前的家户经济有本质的区别。传统家户经济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形成一个自足的单位。而今天的家居办公无非是把工作的空间搬到家中来。它的工作内容、方式、报酬完全是受家庭之外更大的经济单位来操控。一些貌似家庭作坊的经济，比如说开网店、搞微商，和原来的家户经济也很不一样。微商和网店完全是一个巨大的技术-资本体系的一部分。

这里最关键的是一个空间问题。“家”首先变成了“宅”。家是关系，宅是空间。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作为宅的家的重要。宅里几个房间，有没有老鼠，窗户有多大，朝向能不能晒到太阳，有什么样的邻居，都直接决定着你的生存状态。人被宅在家里，这并不意味着家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政治情感关系被强化了。可能是相反，家的空间性的重要压倒了家的社会性。一个温馨但是狭小的家，要渡过几个月的隔离和禁闭是困难的。

宅的家和流动者的家是相反的。人们从农村到城里，或者从国内到国外打工，家庭关系在空间是高度离散的，家庭关系主要体现为远距离的经济（汇款）和情感关系。

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里，最贵的房子往往是空着的房子。在隔离期间，我们预期的景象是：街上是空的、家里是满的，但是真实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在贫民窟，街上家里都是满的，而在富人区，则是外面里面都是空的。贫民窟到处是人，因为家里装不下这么多人，没有足够的“宅”空间。在富人区看不到人，因为有钱人不断在这里置产业，买了不住。没有人住没有关系，因为增值来自于空间本身。宅空间已经变得如此稀缺和重要，使得很多人无法利用这一空间。相反，空间，特别是没有人的、真正“空”的空间，在挤压着我们多数人。

从农户经济到数字化居家办公

文/韩可思（Chris Hann）

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我自己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会议已被推迟或取消，教学和辅导在线上进行。得益于数字技术，“居家办公”（homeoffice）已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德国主要的政治家把居家办公作为紧急救援措施，把居家办公室看作新时代重组人类社会的先锋（特别是绿党，可参见他们议会党派领袖的观点。绿党呼吁“居家办公权益”不是为了减少流动性而赦免员工在组织中出现的必要性，而是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允许可能更大的流动性）。居家办公现在已成为德语中的一个词。据说居家办公是加利福尼亚州新冠病毒统计数目低于纽约或芝加哥数目的原因之一。当然，和居家办公联系在一起的零工经济是不稳定和带有明显剥削性质的。因此，德国绿党认为，未来的家庭工作场所必须受劳动法管制：雇主必须保证家庭办公的职员不仅要有最佳的宽带连接，还要有所有社会保障的福利（包括满足严格健康和安全要求的办公桌、椅子和照明设备）。毫无疑问，受过高度教育的年轻专业人士会支持这类措施。这也是绿党在政治上的精明之处，年轻专业人士是绿党他们的主要支持者阵营。

那么，新冠病毒能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家户经济（oeconomia）开辟一个新阶段吗？

关于家户组织（householding）的研究，在经济人类学中有悠久的历史。在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1944）看来，家户的重要特征是它的自给自足，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家户经济”（oeconomia）所强调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管理或家庭生计的维持是“经济”的最初形式】。在人们的经济生活被市场交换控制之前，家户组织与互惠原则和再分配原则一样，是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的基本行为原则之一（1944：47-53）。农村家户同时是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人们在同一个地方出生、结婚成家，过着定居的生活。虽然他们的工作条件肮脏乏味，但他们可以自己控制工作和生活的节奏。

这种典型的农村家庭被工业化、新的生产和销售体系、以及教育和军事服务而改变。但是事实证明，家户组织具有相当的韧性。相比去工厂打工赚钱、完全成为无产阶级、面临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的脱离，许多人珍惜家户组织的相对自由。

家户的历史变迁，和人口流动是分不开的。这在中东欧地区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匈牙利进行调研。匈牙利属于一个半边缘（semi-periphery）国家。中东欧先是处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边缘。然后他们又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边缘度过了四十年。自1990年以来，它们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阶段为资本主义形成了新的边缘。在这三个边缘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了自己的流动形式和家户组织形式。我可以通过我自1976年开始研究的村庄，从地方层面来追溯这些流动形式（参见Hann 1980, 2019）。

19世纪晚期，人们开始居住在塔扎拉（Tázlár：匈牙利南部大平原地区的一个村庄）。当时多瑙河（Danube）和蒂萨河（Tiszawe）之间无人居住的封建庄园被拆散，出售给个人，变成私人财产。比起拥挤的原住社区，一些农民选择迁移到这片大平原的低产田地，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人们形成家庭农场。多瑙河-蒂萨（Danube-Tisza）的交汇处便成为了欧洲中心的一个内部的边缘。在这段资本主义活跃扩张的时期，农民的另一个主要选择是移民北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中，数十万欧洲中东部农民移民美国）。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地区中零散的农场经历了极度的贫困。社会主义者承诺为经济落后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尽管大部分地区遵循了集体化的模式，但这个地区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农民仍然拥有零散的一些葡萄园和果园。农户组织仍然是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单位。

社会主义年代带来几种新的流动形式。首先，政府鼓励偏远农场的居民迁移到村庄中心，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机构，比如教堂、学校、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农民们第一次享受到了电和自来水。许多家庭建造了新房，有些家庭买得起汽车了。

匈牙利社会主义的后几十年被后世称为快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这时还有第二种流动方式：即很多人搬到仅120公里以外的城镇（特别是首都），在社会主义工厂工作。农村人口急剧下降。相当一部分农村无产阶级加入了工业工人阶级。

匈牙利布达佩斯

还有第三种流动模式也很重要。由于人口城市化的程度不足，许多匈牙利工厂工人继续生活在农村。在那里，他们的家庭生产农产品为了在市场上出售和自我消费。塔扎拉（Tázlár）的农民在附近的城镇打工，同时仍然在自己的菜园和葡萄园劳作，他们相应地调动家户资源以持续这样半工半农的安排。

1990年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被私有化和激进的市场化所取代。集体主义机构的解体，使农村家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建立资本化的家庭农场。从1990年代初开始，人们开始往西移民。那时，妇女作为季节性工人前往德国。在2004-2007年中东欧国家被纳入欧盟后，农民可以前往的目的地有了更多选择。曾经在诸如布达佩斯（Budapest）和克拉科夫（Kraków）等城市的工业郊区重建家庭的农户，现在来到像英国剑桥大学这样的地方工作。在剑桥，如果没有他们在厨房、清洁和园艺部门的劳动，我在的剑桥大学学院将无法运作。

像在德国这些国家，家庭不仅和生产完全脱离，而且也和照顾、社会再生产相对脱离。因为照顾——无论对儿童还是对老人——已经高度社会化了。这与工业化前的农户大不相同。因此在疫情期间，有些人觉得把消费和工作场所融合在一起，非常不令人满意。（比如，很难在照顾小孩的同时写研究论文。参见Sylvia Terpe的文章）家户组织很难回到以前的状态。

那学者呢？我们中的许多人通常喜欢在家中进行工作，在这里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工作节奏，不受行政部门的干扰。减速和降低流动性可能会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居家办公的延伸会受到部分人的欢迎。比如那些因为机构现在不愿同时雇佣夫妇，而不得不兼顾工作和家庭负担学者。面临资金短缺的大学管理者可能也会觉得居家办公是个好主意：给职员装置远程家庭办公室，比维持在大学里的个人办公室便宜。

但是我们可能会失去什么？

如果网络教学普及化，弃置专门办公室，随之而来的将是裁员。缩减国际会议，我可以接受。但我更加担忧家居办公可能会威胁日常学术的分享。人们普遍认为，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人类学的黄金时代，正式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的质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议前后像在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剑桥大学中的一个学院）酒吧这些地方进行的对话（相应地，在哈勒的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是一个叫Nexus的小酒馆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虽然很容易将这种学者间的互动效果神秘化，但是如果员工都在家工作，那像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这样的机构为什么还要为研究人员提供办公室和图书馆？Zoom的虚拟现实不能替代传统的人的肉身性（human corporeality）的重要。

References:

Hann, Chris. 1980. Tázlár: a Village in Hung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Repatriating Polanyi. Market Society in the Visegrád States.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Rinehart.

（Chris Hann是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 [Corpus Christi College] 的院士)

“我真的幸存了吗？”：家、避难和隔离

哈立德·卡里（Khaled Karri）口述，埃莉诺·佩恩特（Eleanor Paynter）和哈立德·卡里整理

在新冠病毒前，我的日常生活是醒来，骑车去大学，然后在城市四处做不同的事情。所以每天我都在工作，在做事，让自己忙起来。我之所以参加这些活动是因为我不想回到自己的房间，不想被困在自己的记忆中。我宁愿晚上把自己弄得特别累，那时就可以直接在床上睡死，就这样。但是有了新冠病毒，新的情况让我想得更多更深。这意味着我要回到以前的时刻，在那些时刻很多事情在发生，但是我完全没来得及停下来思考。直到现在，我都是从这个点上的一件事，跑到下一个时刻的另一个事，再下一个。没有时间去考虑过去。但是现在我有所有的时间，也就是24小时，去回忆。我也有足够的时间感到难过或感到害怕。

地铁中戴口罩的女子

我刚才还在想，如果我不在大学，我现在就在工作了。如果我现在在工作，我会因为新冠病毒无法工作并失业。这样我会回到Tiburtina火车站边上露宿。现在我有了自从到意大利以来最大的担心，就是我究竟会住在哪里。

但这不仅是我的恐惧。成千上万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安全感，他们害怕找不到住的地方。新冠病毒不分贫富，黑人白人。居家隔离也不是完全的自我禁闭——它是一个让你注意到你的邻居在干什么的机会。你的邻居没有在家里工作是因为他没有工作。

我在想，在居家隔离的时代，禁闭（isolation）又意味着什么…不要告诉我，你在有iPhone 7 Plus时，在禁闭。当你被囚禁时才是禁闭。你吃一半的食物，另一半留给老鼠。因为你想留住手指和耳朵。你不希望老鼠在你睡觉时找你。你睡觉不是因为你想睡觉，而是因为只吃了那么少的食物，你筋疲力尽。这是我所说的禁闭。现在全世界都在描述禁闭——但是你处于哪一种禁闭状态？叙利亚战争爆发时，人们开始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同样，我搬到了祖父的家，叔叔也和我一起搬了。因为祖父的房子在中心，那里相对平静。我们有五个家庭住在祖父家里。在这次封锁中，我可以看到这样的事。人们被困在彼此的房屋中，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回到自己家中。所以这一点让我想起战争。

我很幸运，因为在隔离期间我能够搬到朋友的住处和他们一起。但是，我的搬入也影响了我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会和房屋的主人变得更加亲密。但是当你需要在朋友那里借宿时，无论如何你都需要比平时更好，更亲切，更友善。因为你必须偷窃一点你朋友的同情心，他才能让你睡在他的地方。人们会帮忙…但是你不知为何会感到沉重，这是个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别人不仅有自己的日常作息规则，同时还有另一种文化，你怎样生活？

现在要谈论新冠病毒前后我与这座城市的关系，让我有点恶心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觉得罗马是一个陌生的国家。

罗马

有很多事情你无法用文字来描述，但你能感觉到它，比如说，当你走在古罗马街巷中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当你在Trastevere社区散步时，你会感觉好像在古大马士革中漫步。罗马和大马士革都是如此古老的城市。我们有许多相似的历史、饮食、文化和行为。在罗马让我感觉像在家。那真的是家。这就是最早让我对这种情况、疾病和所有事情保持耐心的原因。我考虑过离开，我不想被困在一个地方。但是我留了下来。

大马士革

叙利亚作家穆罕默德·阿尔·马格胡特（Muhammad Al Maghut）说：“我不能把我的城市当作旅馆，在服务差的时候我就要离开它。”我也不想这样对待它。2010年到2015年我在大马士革时，我母亲打电话叫我离开，父亲也告诉我离开，离开，出去。而我却有这样的想法，我不想把大马士革当作一家旅馆——我在那里受益了25年。自从我出生以来，我在那里喝水，在那里吃面包，所有东西。我在这里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不想现在离开罗马，就像它是个旅馆一样。我不想对这个城市不心存感恩，好像只要有任何问题我就想逃走。

同时，我真的很厌倦一直处在不得不考虑逃离的状态下。我要过正常的生活。这种正常的生活是我的基本权利。我不想再是个幸存者。我知道人们喜欢听你的故事，因为你是幸存者，但是当人们将你视为幸存者时，他们也会将你视为受害者。他们把你看作是曾经面临过很多问题的人。但我现在确实有个问题。我想问的真正问题是：我真的幸存了吗？在隔离中，我可以说，我还没有幸存下来，伙计们。

我做的所有事情——在隔离期间我没有做多少——但是自从来到这里以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展自己，建立新的生活，稳定一点，变得自信一点，拥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哈立德。

（Khaled Karri是在意大利的叙利亚难民。从2010年到2015年，他被征召入伍。在被绑架、逮捕和殴打之后，他离开了叙利亚。目前，哈立德居住在罗马，他是约翰·卡伯特大学 [John Cabot University] 传播系的学生，也是一名公共演讲者和电影人。

Eleanor Paynter，俄亥俄州立大学比较研究博士。研究迁移，庇护以及相关的权利和代表性问题，主要关注地中海的流动以及进出意大利的移民。她的文章发表在各种期刊和媒体中，包括《情境》[Contexts]，《洛杉矶书评》[LA Review of Books] 和《新探究》[The New Inquiry]。)

（本文由涂珈颖翻译、注释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