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一部美国音乐剧》：任何人都应能将自己写进历史

首先声明，这篇专栏并非剧评，而是一篇关于美国的随笔。通过动用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汉密尔顿》堪称一部历史想象力的杰作，但与真正的历史并不相同。从音乐的角度，它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嘻哈传记，重构了这位美国开国元勋——“十美元上的国父，自身却没有父亲”——的生活，以及美国的建国时光。

《汉密尔顿》海报

用嘻哈音乐表现汉密尔顿的跌宕故事，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正如身兼编剧、作曲和主演的林-曼维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所说的那样，汉密尔顿的兴衰起伏“全靠他的一支笔”，而作为一个孤儿和移民，他的生活简直“就是嘻哈音乐的体现”。出身低微但大胆进取，凭借头脑和勤奋在机会之乡出人头地（开场曲唱道：Got a lot farther/By working a lot harder/By being a lot smarter/By being a self-starter），嘻哈汉密尔顿毫不掩饰地庆祝自我创业的美国梦；最后，对一个人的故事的充满热情的叙述变成了一个国家的集体叙事（Immigrants, we get the job done!），美国仍然像勇敢的革命者撸起袖子来创建这个国家时一样“年轻，好斗和饥饿”（young, scrappy and hungry），因此才担得上那个副标题“一部美国音乐剧”。

当然，米兰达在提出这些看法时所行使的自由，大多数历史学家会羡慕或恐惧，但他们很少敢于如此放纵自己。艺术自由可以带出历史学家不能或不会说的话。例如，使用现代叙事手法，《汉密尔顿》成为“由现在的美国来讲述的有关过去的美国的故事”，最明显的就是有意为之的卡司，黑人、拉丁裔和亚裔美国人的演员表，传递了多元化的文化信息：作为一部“美国音乐剧”，《汉密尔顿》的最美丽之处在于，它是由如此多样性的演员和音乐风格所演绎的。这部剧还让汉密尔顿的妻姊安吉丽卡·斯凯勒（Angelica Schuyler）唱出女性主义的宣言，暗示她想让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重写《独立宣言》以包括女性。米兰达甚至说，他不排斥将来汉密尔顿由女性来出演。

正如演出海报大字标写的“谁生，谁死，谁来讲述你的故事”，演员们带来了这样的观念，即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讲故事的人会不一样，其身份也绝不中立，而他们/她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很要紧。很多观众会为米兰达的诠释感到兴奋，但如果真的领会了这部剧，就等于认可可以对哪怕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这样的历史大事件也进行不同的诠释，不仅用史料、而且用想象填补历史记录留下的空白。

虽然《汉密尔顿》2015年甫一上演，就赢得剧评人和观众几乎众口一词的赞誉，但这些好评主要是围绕着它的艺术成就而言的。无论在哪一类体验上，它都达到了音乐剧的一流水准，包括表演、音乐、歌唱、编舞和布景，很多人因此将其视为“革命性的”——这里可以把革命性理解为一个双关语，毕竟它刻画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令人惊讶的是形式与主题的吻合程度：米兰达对说唱、嘻哈和R＆B的使用成为探索一个国家诞生之路的理想工具。只有时间才能证明它对音乐剧形式是否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就舞台体验来看，的确痛快淋漓，令人激动。

《汉密尔顿传》剧照

不过审美意义上的成功不等于历史叙述的忠实，有些学者一边为之倾倒，一边担心人们将它视为历史的一部分。虽然米兰达创作的全部灵感，都来自罗恩·彻诺（Ron Chernow）所写的厚达800页的《汉密尔顿传》（Alexander Hamilton, Penguin, 2004），还把彻诺请来做了历史顾问。

究其实，《汉密尔顿》是一部百老汇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应对它作那样的理解。然而，由于米兰达大胆触及了美国的集体记忆和神话创造，又由于娱乐才是什么人的故事会被听到的最终裁决者，不断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对主角的描述准确性表示异议。到了2020年，该剧的话题更是与美国社会有关移民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的激辩高度吻合，它想不身处漩涡也难。

所以，讨论这部剧，需要考虑历史的时序性（temporality），从三个时间来认识。

18世纪晚期：美国的“原罪”

谈起“美国革命”，我们指的是在18世纪后半叶导致了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并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一连串事件与思潮。这段历史堪称波澜壮阔，从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美国奠基者，日后被名为“开国元勋”（Founding Fathers）。这些人在历史书籍中受备受崇敬，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公园和城市广场上，他们的神话被纪念碑和巨型雕像所延续。

然而，随着观念的改变和史实的挖掘，一场有关如何评估塑造美国的历史伟人的生活和贡献的艰难对话被开启。人们用当代的价值观来判断开国元勋的道德复杂性，这些人固然是美国历史的开创者，但他们也同时参与了一些最受谴责的做法。

美国是从掠夺黑人开始建立白人民主的，这两个特征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历史学家埃德蒙·S.摩根（Edmund S. Morgan）写道：“聚在一起创建致力于自由与平等的独立美国的人们要么是奴隶主，要么是愿意与那些奴隶主携手共进者。” “他们都不对这样的事实感到完全自在，但他们也并不觉得自己应该负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继承了奴隶，也继承了上一代对自由的执着，他们懂得，两者之间并非没有联系。”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和第三任总统杰斐逊都是大奴隶主。尤其是杰斐逊，不仅一生奴役了600多人，还与黑奴萨莉·海明斯（Sally Hemings）育有四个孩子。萨莉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只有十几岁，还是个少女。在剧中，米兰达构建了一场内阁说唱大比拼，仿佛伪善的共和主义者和有远见的废奴主义者之间的一局善恶对抗——在杰斐逊盛赞南方的农业经济时，汉密尔顿狠狠地嘲笑了他一把：“嘿，邻居，你的债务偿还了，因为你不用支付劳动力”，“你尽可继续大言不惭，但我们都知道谁在真正种田”。汉密尔顿一面把杰斐逊的夸夸其谈讥为“奴隶主的公民课”，一面却对自己的上司华盛顿采取了双重标准。

杰斐逊

BLM运动对汉密尔顿的攻击正来自于此。大多数批评该剧的社交媒体用户都指出汉密尔顿的奴隶买卖背景，以及他和一个大奴隶主家庭结姻的事实。公平地说，汉密尔顿不喜欢奴隶制，对此应无疑问。然而，他的立场是蓄奴者自愿释放奴隶，而非更激进的废奴。与此同时，反奴隶制在汉密尔顿的优先事项上排得很低，他始终在意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国。

汉密尔顿最终接受宪法保护奴隶制，以巩固南北联盟，这对他设想的国家团结至关重要。他的另一个优先事项即经济发展也因奴隶制而复杂化。他对扰乱南方的种植园经济不感兴趣，正是那些种植园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早期的美国经济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国会大厦和白宫都是由奴隶建造的。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 Polk）总统甚至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交易奴隶。奴隶人数最多的州是弗吉尼亚州，在某些县，高达70％的人带着锁链工作。但奴隶制并不仅仅只是南方的事情。1790年，纽约周边约40％的家庭都蓄奴。剧中和汉密尔顿一起为自由干杯的大多数同伴都是奴隶主，包括他后来的死对头亚伦·伯尔（Aaron Burr）。汉密尔顿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拥有多达27位奴隶，有人辛辣地嘲讽道，让汉密尔顿后来的妻子伊丽莎白·斯凯勒（Elizabeth Schuyler）对他一见钟情的盛大舞会，没有奴隶们操办恐怕是不可能举行的。

南方白人中有将近四分之一拥有奴隶，在他们的背上，美国乃至整个大西洋世界的经济基础得以建立。在七个棉花州中，白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出于奴隶制。 到1840年，奴隶劳动生产的棉花占美国出口的59％。这个奴隶社会的网络向北延伸至新英格兰的织布机，横跨大西洋直到大不列颠，推动了巨大的经济转型，并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写道：“讲到工业革命的人，无论是谁，都是在讲棉花。”

在剧中，当即将卸任的华盛顿总统唱道：“在我的同胞中，享受参与的甜美，是自由政府治下良好法律的仁慈影响”，很多观众忍不住潸然泪下。然而他们可曾想到，这些“享受参与甜美”的同胞中，既不包括黑奴，也不包括印第安原住民？正如杰斐逊慷慨激昂地写下那段名言“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之时，他心目中的共和国保障人民自由的理想，实则取决于对一个永久性的奴隶阶级的接受。

可以说，美国日后的社会分裂，早在建国之初的18世纪晚期就埋下了种子。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在《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一书中写道：“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它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与机遇并存的国家；另一方面，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非洲裔美国人却被剥夺了自由，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机遇。”

2015年：奥巴马时代

《无间道》里有一句台词：“出来跑，迟早要还的。”

2020年6月，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发的怒火席卷美国之时，在曾为邦联“首都”的弗吉尼亚里士满，矗立在历史悠久的纪念碑大街上的邦联领导人雕像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7月1日，里士满黑人市长勒瓦尔·斯托尼（Levar Stoney）下令移除所有的邦联纪念像。大多数雕像都建于1890年至1930年之间，即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旨在加强种族隔离的法律兴起的时期。斯托尼在一份声明中说：“里士满不再是南部邦联的首府——它充满了多样性和对所有人的爱——我们需要证明这一点。”

《国家地理》的记者赶到里士满，记录这些雕像倒下的时刻。他写道：“这是我第二次在里士满度过一个早晨。第一个同样令人难忘，那是在2008年11月4日的选举日，我从旅馆很早起身，带着记事本开车到投票区，下一任总统的选举将在6点开始。在一个非裔美国人的主要居住区，我看到了一条蔓延数个街区的长龙。在数百排队者中，有几位上了年纪的黑人选民，他们从早上3点起就坐在潮湿的折叠椅上等候。他们的坚韧不拔最后反映在选举结果上：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获胜。当时我错在相信美国的种族关系会因此得到改善。”

许多人后来都意识到自己的希望落了空。从2008年到2020年的气氛变化，也反映在《汉密尔顿》这部剧的遭际上。有人说该剧是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完美改编，它是多样性和希望的象征。音乐剧一开场就用以下的话概括汉密尔顿的人生：“一个私生子、孤儿、妓女和苏格兰人的后代，天降于贫穷肮脏的加勒比遗忘之地，怎样成长为英雄和学者？”

奥巴马

波多黎各移民的后代米兰达在塑造这个剧中形象的时候，无疑把汉密尔顿当做一名移民奋斗者。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汉密尔顿恃才傲物，但对自己的地位却永远缺乏安全感。按照米兰达的讲述，汉密尔顿既自我创造，也自我毁灭，对于任何企图令他退缩的人和事都予以毫不留情地反击。他的饥渴精神构成了该剧的灵魂。

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汉密尔顿仿佛幽暗丛林：有抱负，乐观向前，但对人的本性也很悲观，常常陷入沮丧。他既是一个现代的奋斗者，又是一个老式的人，对贵族的荣誉感有着迷恋致死的欲望。他专心于英勇的妻子，但有时却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这个人物已是够复杂的了；但却还远远不如他在历史中那样复杂。真正的汉密尔顿还要矛盾十倍：身为移民却时常不信任移民；敢于大无畏地投身革命，却为法律和秩序赋予最高价值；对群众持深刻的怀疑态度，却比许多主张民主的同行更热情地向他们宣讲政治。

汉密尔顿和他的同时代人将这些看似矛盾的立场理解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远矣，我们并不要求米兰达的音乐剧对汉密尔顿提供更平衡的刻画。但是，如果不理解汉密尔顿政治思想中的不平等理念，就无法放心庆祝他鼓吹的美国创业精神。正如杰斐逊对自由和平等的提倡有其奴隶制前提一样，汉密尔顿对自力更生的企业家迈向成功的承诺也取决于他的假设，即必须有一个恭敬顺从的政治下层阶级来干苦活和累活。米兰达注重强调杰斐逊立场的内在矛盾，却同时转移了对汉密尔顿的内在矛盾的注意力。

然而米兰达独具慧眼，选择了汉密尔顿作为音乐剧的主角。长期以来，他是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具前瞻性但又最被忽视的人。他的前瞻性在于，他看到美国成为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未来，并深刻懂得实现这一命运将需要哪些制度。而他之被忽视，首先因为他是一个不屈不挠向上爬的人（野心勃勃并不总是招人待见），其次因为他提倡发展工商业（这一点也会遭到很多人的痛恨），再次是因为他的竞争对手，包括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比他多活了数十年，并尽一切努力来掩盖他的声誉。我们都知道，华盛顿特区并没有汉密尔顿纪念碑。

半清教徒的亚当斯一家对非西欧移民持有一种本土主义的鄙视。约翰·亚当斯咒骂汉密尔顿是一个“行为不检的”“克里奥尔人”，西印度群岛在他看来既野蛮又道德低下。甚至开国元勋都难逃歧视。在此意义上，重新构架曾具有排他性的东西（例如，把开国元勋的故事说成完全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后裔或者其他西欧人）是一种值得称许的行为，而赞扬移民的功绩意味着讴歌美利坚民族的根基。

不断打碎玻璃天花板是汉密尔顿历史叙事的重要部分。汉密尔顿从一无所有到名满天下（虽然谤亦随之），提供了美国实验的最好注脚，事关美国人对自我矫正的潜力的信念。这是一种古老而崇高的信念，相信充满暴力、不公和矛盾的历史，经过人的努力可以被改写。正如作为立宪者的汉密尔顿200多年前向当时的民众提出的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人的社会，是否真能通过反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还是命中注定，要依赖机遇和暴力，建立政治制度？”

奥斯卡·尤斯蒂斯（Oskar Eustis），纽约首演《汉密尔顿》的剧院Public Theatre的艺术总监，将米兰达的创作与莎士比亚的早期历史剧相提并论：“林汲取街头俚语，将其升华为诗，他讲述美国的创建故事，其方式是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自己也与国家进程有份。莎士比亚以诗的密度向环球剧院的观众传递何为英格兰，帮助建立了英国的自我意识。而这正是林凭借《汉密尔顿》想为美国人做的。通过一个私生子、孤儿和移民的眼光看美国的创建，又起用有色人种将其演绎出来，林是在说：‘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对它有所主张。’”

谁是美国人？大熔炉存在吗？当代美国如何调和种族与历史？米兰达的剧，在奥巴马时代问世并大受欢迎并不是偶然的。《汉密尔顿》深深地赞美一位美国创始人，将其重塑为一个在多元文化和包容性世界中大胆创新的移民，在两极分化的时代同时拥抱两极，成为一部每个人都可以喜欢的戏剧。它可能是奥巴马时代进步的多元文化爱国主义理想的最高艺术表现。在一个民族寻求自己的认同的时期，它展示了美国对移民所负的巨大债务。

2020年：重拾历史，重唤身份认同

然而，米兰达始料未及的是，5年之后，美国两极分化的加剧已经让他哪一极都触碰不到了。在持续抗议弗洛伊德被谋杀的活动中，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打量《汉密尔顿》。随着奴隶贩子、南方将领和其他美国建国时期名人雕像的倒塌（就连华盛顿和杰斐逊也难以幸免），汉密尔顿的历史遗产也在被重新剖析。

由于冠状病毒的传播，音乐剧在2020年初退出舞台。7月，《汉密尔顿》以记录电影形式在OTT平台Disney +上重新出现。然而这一次，除了平台之外，其他方面似乎也发生了变化。与2015年的盛大而热烈的接纳不同，它在互联网上发布的那个周末，愤怒的社交媒体用户打出#CancelHamilton的标签，原因是认为米兰达无视开国元勋皆为“奴隶制同谋”。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中，它也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必须看到，美国的社会气氛在发生变化。黑人被不公对待不是新鲜事，但弗洛伊德事件唤起的全民支持是新现象。76%的美国人同意，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是美国社会的大问题。由BLM运动带来的唤醒和重估，令人产生了一种对代表旧日压迫制度的象征与偶像全部予以推翻的冲动。现在，人们渴望掘开历史的各种隐秘角落，而不是简单地粉饰过去，迈步向前。

2020年6月4日，一名示威者手举“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标语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前进行抗议。

如果深究下去，在美国或全球范围内，很少有纪念碑能通过严苛的审视。前总统乔治·华盛顿、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西奥多·罗斯福的雕像已成为备受瞩目的目标。拉什莫尔山花岗岩上纪念的四位著名美国总统的混合道德遗产正引发新的令人不安的争议。普林斯顿大学去除了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中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牛津大学则决定移除塞西尔·罗德的雕像。英国殖民时代的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甚至是反殖民的印度独立领导人圣雄甘地都已成为废除雕像的十字准线。

用今天的激进政治眼光来看，《汉密尔顿》当然不无问题。它过度美化了这位美国国父，夸大了他对奴隶制的反对，并对他政治观点中不合现代意识的方面作了种种抛光处理。然而无可否认，汉密尔顿是他身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真实政治思想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可能太吃惊了。《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指出了《汉密尔顿》流行的讽刺意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时刻，公众拥抱一个中意大银行、不信任群众、如假包换的精英人士，他一度主张君主制总统和参议员终身制。”

音乐剧规避了汉密尔顿信仰的另外一些显著特征：他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对下层阶级的不屑一顾以及对民主政治的恐惧。然而同样也无法否认的是，汉密尔顿终其一生，全身心投入了美国的政府实验：即通过反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努力防止人们被赶入专断权力的统治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机遇和暴力。

然而，历史的过度复杂性有时会抵制诠释、抗拒分类或在长期的文化争斗中变得面目模糊。以“移民”一词为例，该词在2015年承载着沉重的文化包袱，但它却是汉密尔顿故事力量的一部分；米兰达以欢呼雀跃的姿态在一个具有非洲牧民血统的总统的执政期内庆祝美国的移民起源。他告诉所有类型的美国观众，这个故事就是他们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共鸣信息，尤其是考虑到本土主义思想正在日益侵蚀美国的政治。在包容与排斥的持久较量之间，《汉密尔顿》以艺术的形式雄辩地为之注入了新鲜空气。

等到2020年，美国换了主张保护主义和对移民充满敌意的新总统，《汉密尔顿》面临的审视也披上一种全新的色彩。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令人心碎的。《纽约时报》的剧评写道：“过去几年教给我们或者说重新得到确认的一课是，旧日的好时光并不存在。我们无法回到1789年或2016年或任何其他年份，来摆脱现在困扰我们的失败。不带怀旧气息地重看这部4年前的剧，感觉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具挑战性。”“它激起了思想、辩论、梦想和假设的漩涡，而所有这一切，在当下，可能像18世纪后期的阴谋诡计和意识形态斗争一样令人难以捉摸。”

如果我们不仅仅从艺术的角度欣赏它，而是把它当做如《纽约时报》所说的教材，那么可以说，《汉密尔顿》是关于政治活动有多困难、关于政治观点发生根本性冲突的人们该如何努力创建一个共同的宪政事业的生动说明。眼下，这是美国真正需要的信息。

美国的面孔已然是一块多样化的画布，美国人需要从根本上看待这个国家的教育，教导每一位美国人，国家奠定于何种基础之上，它曾经做过些什么，又代表着什么。如果不明白所有这些教训，美国将无法前进。好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懂得：美国历史是一本公开的书，任何人都应该能够将自己写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