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社会冲突造就了今天的纽约？

对美国来说，2020年似乎是多事之秋。先是美国在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中沦为重灾区，引起人们对美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的国家治理能力的质疑和批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非裔美国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粗暴执法致死，引发了全美各大城市的持续抗议浪潮和暴力骚乱。关于这些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在中国媒体上也铺天盖地袭来。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可能不太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号称全球最强大国家的美国，在新冠疫情的防控方面如此“不堪一击”；我们也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之死在美国引发了甚至比新冠疫情的蔓延更为严重的骚乱和冲突。甚至有人断言，弗洛伊德被粗暴执法时喊出的“我不能呼吸”不仅表明白人警察对黑人生命的漠视，更表明了美国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对“美国体制的绝望”。

2020年6月9日，美国纽约持续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然而，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美国并不是第一次受到类似冲突和骚乱的冲击，事实上，这种现象始终伴随着美国的发展与成长。如果去除时间和历史背景信息，下述历史事件很可能也会被误认为是由“弗洛伊德之死”所造成的。

1935年3月19日下午，位于纽约曼哈顿第125街的一家商店保安抓住了一名偷了一把10美分小刀的波多黎各男孩。该男孩被带到商店后遭到训斥，但店方最后放走了男孩。不过，关于该男孩被打的流言开始扩散，而当一辆救护车赶到商店后，人们更加确信流言的真实性。此时，恰好一位灵车司机停车在商店购物，人们便开始猜测这位男孩已经被杀，而警察没有披露任何信息来平息谣言。最后，关于“一个非白人男孩在一个白人商店被白人执法者痛殴”的消息迅速传开，在激进组织的推动下，数千名骚乱者聚集到第125街，对这家商店和警察发起袭击。这场混乱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最终3名黑人死于骚乱，64人受伤，125人被捕，625扇窗户被砸。

几年之后的1943年8月1日，纽约哈莱姆区的一名黑人士兵在试图帮助一位据说因为挑起种族骚动而被捕的黑人妇女时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射伤，但迅速传播开来的流言声称，一名黑人士兵为了保护母亲而被白人警察射杀。这导致来自各阶层的数千名抗议者在警察局举行示威，并很快演变为骚乱，抗议者砸碎窗户，烧毁车辆，洗劫商铺。骚乱持续了近11个小时，最终6名黑人被杀，185人（主要是黑人）受伤，500多名黑人被捕，1450多家店铺受损。

此类事件在美国历史上不胜枚举，已有无数著作对其中某个或一些冲突事件进行过深入的专题研究，但集中以社会冲突为视角所做的综合性研究却不多见。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九面之城：纽约的冲突与野心》弥补了这种不足。虽然该书并不是专门对当下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回应，但该书问世的时机却对我们思考当下美国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事实上，该书英文版初版于2006年，并分别在2010年和2018年进行两次修订，原书名为《躁动之城：从殖民地时代至今的纽约简史》（The Restless City: A Short History of New York from Colonial Times to Present）。作者乔安妮·雷塔诺（Joanne Reitano）是纽约城市大学历史学教授，以研究纽约城市史见长。在该书中，雷塔诺借用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中译本译为科泽）的社会冲突理论，在400页（中译本）左右的篇幅里，为读者勾画了纽约四百年来的冲突与发展史。

以冲突论为视角对美国历史进行研究并不是一种新现象，早在20世纪初，面对镀金时代带来的激烈社会冲突，进步主义时代的历史学家就强调要对美国历史上各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进行研究，以期认识美国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但“进步学派”历史学家的研究内容和主题相对比较狭窄，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主要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历史，并且以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传统历史题材为主。二战之后的“共识学派”短暂地挑战了“进步学派”的观点，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由民权运动带动的一系列社会抗争运动不仅推动了美国政治的民主化，也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和“新美国史学”的兴起。多元文化主义要求摈弃传统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主的叙事模式，倡导多元文化史观，关注印第安人文明和非洲文明对美国历史的塑造和影响。“新美国史学”则主张以“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美国历史，突出强调被传统史学忽视的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群体、儿童、劳工等普通民众的历史经历，尤其是他们争取自身权利的社会抗争史，更是受到历史学家浓墨重彩的书写。受到这股学术思潮的影响，许多新的专门史学领域应运而生，如黑人史、印第安人史、亚裔美国人史、劳工史、妇女史等。在这种社会政治和学术语境下，“种族”“阶级”和“性别”也成为了美国史著述的三个最重要的分析范畴，甚至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著的标准叙事模式。

这种史学思潮在雷塔诺的《九面之城》中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该书是一部通史性著作，它采用了传统的历史分期作为叙事线索，但在内容选择方面并未面面俱到，而是对各个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进行了精心筛选，并紧紧围绕“冲突”和“变革”这一主题，将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主要历史人物与对应时期的各种冲突事件串联起来。在写作方式上，作者秉持多元文化主义和“新美国史学”的范式，注重强调不同文化对纽约历史发展的影响，突出不同历史群体的抗争故事及其对纽约多样性和自由主义传统的贡献。譬如，在讲到纽约史上最初的冲突以及纽约宽容传统的起源时，该书首先介绍了该地区的印第安人文化，并将其与随后前来的欧洲文化进行比较。作者强调双方的“文化冲突太大”而“无法调和”，于是该地区的印第安人“成了第一群被卷入变革漩涡的纽约人”。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此没有将土著印第安人视为异族人，而是称之为“纽约人”。

当今的纽约以其在文化和族裔方面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为傲，以至于不少学者长期以来也忽视或无视纽约历史上频繁发生的种族和族裔冲突。譬如辛亨复在其所译《纽约简史》（[美]兰科维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的“译者序”中就说，“虽然欧洲殖民者当初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处置极为不公，南北战争时期及以后对待黑人的态度也有失偏颇，但从总体上看，世界各民族间的冲突较少延伸到纽约，即使当美国其他许多城市同时发生种族暴乱时也一样。对此，纽约市民间传统的宽容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看法可能代表了传统美国史研究者的主流观点，然而它也可能颠倒了因果关系。虽然纽约和整个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族裔和文化上的多元社会，但历史上的主流社会和强势文化并不承认这种多样性，而是通过采取同化、压制和排斥等多种方式力图消除这种多样性。

而纽约历史上的族裔多样性也酿成了许多暴力冲突，对此，雷塔诺在《九面之城》中进行了着重讨论，譬如1834年的种族骚乱、1863年的征兵骚乱（“美国历史上最暴力的骚乱”）、1900年的种族骚乱（被认为是“自1863年征兵骚乱以来最严重的种族冲突”）、前文提到的1935年和1943年的大规模种族冲突、1964年哈莱姆种族骚乱等。当然，纽约的种族和族裔冲突不仅发生在黑人和白人之间，还发生在其他族裔之间，如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本土主义运动对来自爱尔兰移民的抵制和排斥，以及20世纪以来主流社会对拉美裔和其他族裔移民的排斥等。这些大规模的暴力或非暴力冲突和骚乱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但雷塔诺认为，正是在这个“充满冲突的城市，孕育着民主的真正希望”。在谈到1863年征兵骚乱时，雷塔诺指出，虽然这次冲突是一场可怕的愤怒，但它也会带来革新。换言之，在雷塔诺看来，正是各族裔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抗争孕育了纽约的宽容传统，而不是相反。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女性群体和其他性少数群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妇女史研究的兴起，女性的历史不仅成为美国史书写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性别观念也受到了挑战，同性恋者和性少数群体的历史也得到了重视和呈现。在雷塔诺讲述的纽约冲突史中，既有广为人知的女性精英的故事，如范妮·莱特（美国“第一位激进女权主义领袖”）争取女性平等权利的斗争，爱玛·戈德曼和玛格丽特·桑格争取个人自由、言论自由等公民自由的斗争；也有更为边缘化和不为人知的女性群体的经历，如1793年和1820年代的妓院骚乱，1909年的三角衬衣厂罢工和1911年三角衬衣厂火灾事故中牺牲的一百多名移民女工，以及在“石墙骚乱”中争取权利的同性恋群体等。这些群体的斗争并不只是反抗压迫的经历，他们的抗争也在塑造和改写关于纽约历史的记录。譬如，在评述戈德曼时，雷塔诺认为，“戈德曼一生都为维护自由和个体权利、反对压迫和正统观念而斗争。她加固了纽约长久以来秉承的宽容传统。”

作为美国最古老和发展最快的城市，纽约的劳工群体也有悠久的抗争传统，如1820年代的激进劳工运动和1834年的“石匠骚乱”、1849年的阿斯特广场骚乱以及镀金时代的风起云涌的劳工罢工运动（仅1886年纽约市就爆发了1200起罢工）。但雷塔诺对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者和劳工等群体的经历的强调，并不是忽视精英阶层的故事。事实上，雷塔诺花了大量篇幅讨论纽约历史上的著名政治人物、尤其是历代市长，如德威特·克林顿、费尔南多·伍德和拉瓜迪亚等人的改革故事，以及商业精英群体的发家史，力图在传统史学和“新美国史学”之间保持平衡。但是，在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中，即使是政治精英的锐意改革，也可能引发激烈的冲突。譬如德威特·克林顿担任纽约市长（1803-1815）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在城市改革方面，推行网格街道规划；同时还推行了提升纽约的文化地位，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扩大对外贸易等改革，使纽约成为全国第一大城市。但纽约市的快速发展却使底层的穷人面临灾难，从而引发了大量抗议和骚乱冲突。

总之，雷塔诺在该书中讲述了纽约历史上不同群体和阶层的抗争和冲突史。在她看来，“无论好坏，冲突都是纽约这个躁动不安的城市最重要的特征”。但是，她的目的并不是单纯讲述纽约发展过程中的冲突史，而是考察这些冲突给纽约带来的变革。在本书中，她借用科塞的理论，认为应将冲突视为一种警示，它是促进改变的催化剂。雷塔诺认为，纽约历史上的“大部分冲突都旨在参与、改善，而非推翻现有体制”，“改革派和示威者想要的，绝非摧枯拉朽的革命，而只是希望更加民主、更加平等和更多财富”。因此，冲突是“富有建设性的，是积极的”；正是历史上的各种冲突，“塑造了纽约的特殊个性”，而这一特性“已经成为多元化、宽容、世俗主义和民主自治的标志和典范”。所以，“冲突反应的不仅是对现状的不满，更是对未来的信念”。

作为一部普及型通史性著作，《九面之城》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纽约乃至美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该书以清晰流畅的文字，将鲜活的历史人物和曲折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画龙点睛般的精彩分析贯穿全书。虽然雷塔诺总体上积极评价“冲突”对于纽约历史发展的意义，但她也坦诚，“冲突并不是纽约唯一的故事”，至少不是人们愿意讲述的故事。因为“冲突向我们展示的是挣扎而非成功”，但“也因此为我们解开了经常被隐藏或否认的社会矛盾。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冲突从历史角度看如此重要”。如今，美国正陷入新冠疫情和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广泛而复杂的多重冲突之中，“冲突”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美国问题时所关注的核心话题。如何认识这些冲突？这些冲突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它们能否推动美国社会进行积极的变革？无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九面之城》都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历史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