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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规划｜不基于宏大愿景，直面人的日常活动

吴文媛

2020-07-28 16:16

城市规划始终需要与公权力合作，并通过对外部性元素的干预，达成对公共利益的管理秩序。尽管现代规划远比传统规划的内涵广阔和复杂，但这个架构一直没有变化，使得城市规划始终具有主动性、积极性的特征。但是我们忽视了，空间规划一旦实施，固化的空间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具有僵化和禁锢的负外部性，这就使得空间规划从开始的问题“解决者”变成了问题“制造者”。

以人口增长为依据的城市蔓延

中国城市化浪潮推动下的人口大迁移，迅速打破了传统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的经验数据，使得城市人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上升。

例如深圳，预计200万人的发展规划还在申报过程中，人口就已突破了400万；在700万人的发展规划还在修编时，人口实际已突破了1000万。

这种增长速度迅速异化了人口这个规划传统上唯一的规模依据，使之成为可以战略策划而达成的目标。实际上，也有很多城市确实做到了，让规划师和地方政府的想象力得到空前的解放。截至2013年，按照国务院审批通过的地级市城市规划，到2020年中国地级市城市人口总和将达到20亿。

在人口这个主要指标失序的前提下，以按近期可能和远期管控为原则的总体规划也转变为更积极的以土地促进发展的战略计划。而以发展愿景为导向的积极规划超出现实需求的土地供应，在实施过程中，各种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系统审视失去理智的标准，不断突破各种边界限制，如自然的边界、权利的边界等，并破坏了日常生活理性形成的随时间加密的紧凑结构，引导和促成了城市蔓延。而在宏大结构布局下，城市始终处于过程中的“半成品”状态。

以容积率为城市密度管理工具的规划管理模式

如果说新城规划中，积极规划最大的问题是盲目地描述规模，那么在建成区域的城市更新规划中，最大的问题则是开发强度管理的失效。

在更新和旧改中普遍运用的强度管理方法是提高容积率，并期冀由此增加人口和产业繁荣。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容积率增高的同时，人口密度下降，空间形态固化，就业比率下降，社会关联的复杂度降低，从而导致城市中心区无法继续加密。

例如深圳中心区岗厦村的拆改，改造前容积率2.3，人口6.8万；改造后平均容积率6.25，居住人口才7000人。由此算来，在不增加人口的情况下，完成城市更新需要10倍的土地。那么，造成城市蔓延的就是规划管理本身。

容积率实际反映的是“覆盖率×建筑层数”的数据结果，但这个简单的公式使得空间只具有设计所赋予的可能性，却不能反映人的能动性在空间里发挥了什么作用，更抹杀了时间之于空间的修正和贴补。

岗厦原容积率虽然是2.3，但是通过社会、空间和经济形态的耦合，大量非正规的空间使用和就业实现了函数级别的增量，提供了更长的营业时间、更灵活的业态叠加、更多的交易机会，以及更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达，还能实现更灵活的业态转换，由此抵抗风险和适应市场。

简单的容积率增加是做不到这些的，达成这个事实是依靠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断增加的社会和经济连接。

如何定义消极规划

有感于再积极的空间规划也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发展，而空间承载内容的变化又是常态和必然，故提出“消极规划”方法，试图探索一种基于出发点导向而不是愿景导向的规划方法。

消极规划建立在对人文历史、现状资源水平充分评估分析的基础上，将拟建的城市空间后置并跟从既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甚至现存的空间肌理。它采取对现有各种秩序低扰动和适应性的方式，寻找城市从现状出发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模式。

在空间规模上，消极规划关注近期建设是否能形成结构完整、功能自洽的城区，形成一个基于人的日常活动尺度的“发展单元”。因为城市不能无止境增长，在任何时候停下来或慢下来，都应具有完善的城市功能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对于远期发展目标，首先是列出负面清单，找出哪些是不能做的，同时研究有利于随时间逐步更新的最小单元，给变化和演进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机会。

也可以理解为用较为“消极”的办法处理积极发展的需求，相对于通常的积极空间规划方式，在此称之为“消极规划”。

消极规划有别于将发展愿景作为首要规划目标，也区别于预设保护前提的自然、历史、文化保护主义。

消极规划的几个原则

通过实践，我们运用并总结出消极规划的几个基本工作原则，这些原则的外延应具有开放性，并能随着实践总结的丰富进一步完善。

1）存在优先原则

消极规划最重要的原则是“存在优先原则”。即尊重并强调将既有现状作为最优先和不可忽视的设计要素，并且将长期存续的现状视为具有第一合理性的发展起点。

如何以存在优先原则展开规划设计？我们在星沙新城进行了一次实践。

星沙浅丘地形下村落和路网分布现状。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这是临近长沙市的一个浅丘陵地区，其中散居着8个村落共计13718人，属于长沙扩张规划中的一个蔓延区块，面积30平方公里，被四条高速路围合，计划发展成大型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基地和产业服务配套地区。

通常的开发方式一般从占用农地开始，用地不够了就拆村子，以期建设用地完整簇新，符合规划的图示模式。这样的模式一次就能把原有的自然生态、经济活动，尤其是人与土地之间长期缔结的关联，全部抹去。

在存在优先原则下，我们将工业布局在人口相对稀疏的丘陵地区，并且以简单的梯子结构将工业重载交通直接联系到高速公路，尽可能保留村庄和成片农田，在乡村之间的丘陵空地发展城市，以原有村路为基础形成城市路网，城市与产业之间建设隔离带。最后农田水系与村庄的关联系统被最大限度保留，新城市用地则是在原有秩序上的增量。

优先已有现状下的工业和居民组团布局

农田平时水量少时，原有水系统能保证自然灌溉农田；在雨洪灾害时，农田可临时滞纳雨洪，这是原住民千百年来积累的与自然相处的精明方式，所以予以保留。实际上，村庄和城市用地混合的发展模式使得农民可以通过减量的农业生产和就近的城市服务，实现有尊严的城市化。

2）维护成本优先原则

在完成了最初的增量成长后，如何保证已建成区域的存续和有效运营，是更关键和艰巨的任务，而增强可持续性的最重要因素是降低维护成本。城市提供了各种复杂庞大的需要长期维护的设施服务系统，减少设施的维护成本比降低初期建设的投入更为重要，毕竟设施的长远维护充满了不确定性。

以日本奈良为例，奈良曾是日本的首都，古奈良的规划仿照了中国隋唐时期长安的恢弘格局。据记载，古城建设达到了规划规模的80%以上，高峰时期居住了20万人。公元700年时，奈良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市。到公元794年，天皇迁都到平安京，“奈良时代”结束，这个以倾国之力建造的城市只作了几十年的首都，然后就没有作为首都来维护和投入了。

那么，在后面的1300多年发生了什么？古奈良的城市中轴朱雀大道，建成时宽100m，而今已经不见；其周边的建筑至今还能找到一些留存；原来建设城市迁址改造的水系统重新回到原始河道的位置。

奈良古（左）今（右）街道对比图

奈良古（左）今（右）水系对比图

这个城市的肌理，由恢弘大尺度的笛卡尔式的规划格局，恢复到更契合自然、一个普通城市可维持的社会经济水平的模式。所以，无论最初有多么宏大的投资和建设力量，只要维护成本过高，都是不可持续的。而基于人的日常活动尺度的空间，被人的历代活动不断修复更新着，这才是最可持续的城市尺度单元。

3 ）端源解决问题优先原则

一般来说，通过人工系统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市政问题是城市的特性。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多的人口和产业接入市政系统，那么其风险性也就提高了，由此而来的用以维护和确保这些市政系统的安全性的代价就会越来越高。

积极的规划总是首先布局城市的设施系统，并且为了应付远期的发展，往往超出数倍需求配置市政设施，这些设施在用量真正饱和时，往往已经老化并需要大面积更新。人类无法创造出类似自然这样高度复杂的系统，因此在产生问题的端源位置解决问题，能减轻市政系统的负担。判断问题的端源是什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009年，笔者研究了威海双岛湾大约40平方公里的新城规划。基地北部为渤海湾，南面连通三条雨源性河流，是咸淡水交汇的内湾地区。

双岛湾现状

双岛湾汇聚三条雨源性河流

周围农户沿岸线建堤围养殖场，使得内湾容水面积大大减少，而在雨洪季节，往往又会遇到年度的最高潮位。周边建设地面硬化后，雨洪汇聚速度加快，通常会提高用地的安全标高，这无疑代价巨大，同时影响了该片区将来亲海发展的机会。

双岛湾集水面积变化历程

在研究了25年潮位的记录资料后，我们发现最不利的持续涨潮时间为6小时。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做到雨水6小时的延迟排放，就能避过海水的顶托（编者注：指支流水流被干流高水位所阻，形成的壅水现象），额外的填方可以大幅减少。我们将研究范围扩大到200平方公里（雨源性河流的端点），并分段规划出一定标高的湿地（也包括保留原农地），每一块湿地的面积都经过计算，用以滞纳集水区域内6小时洪水量，使得湾区内的建设用地不会因为顶托内涝问题需要额外填高。河流往往被视为一个连续的生态系统，在这个典型的滨海咸淡水交集处的案例里，对于雨源性的河流，在全流程进行雨洪滞纳管理，就成了端源性的策略。

扩大到200平方公里范围对三条雨源性河流全流域6小时滞洪区进行规定的设计

端源优先的设计原则强调在问题发生端进行弹性调适，避免了系统性的浪费。端源更接近的是日常生活，也就是问题频次的高发点。盖茨基金会将污水处理的研究重点放在马桶上，而不是城市污水管网的优化上，就体现了对问题端源点的把握。

将问题解决在端源的另一个例子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主场馆的规模缩水设计，这种把远期使用规模作为建筑设计要解决的目标，体现了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思路——一个适合社区活动规模的设施，才会有更频繁使用的可能，才能避免普遍的亏损，降低长期的维护费用。

建筑有了弹性，才能更灵活地适应未来周边发展的不确定性。而这可能是与现有管理规范冲突最大的地方。

4 ）弹性优先现状原则

积极规划中的弹性可调适部分往往留给了远期发展，但我在工作中发现，不能与现存条件相连接的规划目标就没有可操作性，可以说相对于发展的远期目标，现状需要更多的弹性。

2010年，配合佛山东平新城建设，要搬迁顺德乐从镇的大罗钢铁市场。大罗钢铁市场由小布、腾冲、细海、荷村和东村等若干个钢材交易市场组成，总占地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截至2009年底，共有经营户（包括商户、公司）1996家，2008年全年成交额为579亿人民币，总销售量超过1000万吨，占广东全省钢材销量的三分之一。

如此之大的交易市场，在没有火车货运站，没有外埠深水码头，不靠近钢铁生产厂的地方生成，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存在着，并且长期运营良好。

整个市场占地很大，但基本单元仅是一栋宅基地小楼带一片堆场，进入现场前，无法想象卖钢铁和卖白菜可以是一个模式。我们进入的第二天就讨论这个市场搬迁后一定要升级，要存储仓库化，交易电子化……

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们，就是大罗市场的周边已有各种现代仓储式的钢铁市场，但生意并不景气，为此我们对市场端原因进行了调查。

在调查的100家采购商中，珠三角地区企业占90%。有41%的客户认为大罗钢铁市场钢材价格便宜；有87%的客户认为大罗市场品种齐全；有88%的客户表示一定要现场看货；有68%的客户表示到市场进行交易的目的主要是现场议价，同时了解市场行情和付款；有90%以上的客户在交易后现场提货。

调研结果是大罗市场的模式高度契合市场要求，这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珠三角的钢铁消费市场。钢铁材料对运输成本非常敏感，受运输半径的限制，乐从钢铁市场的现货采购商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西岸城市，特别是以乐从镇为中心，辐射到周边一小时车程的城市。这些城市散布着大量的中小型白色家电和家具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取决于生产是否有灵活性：它们的订单不稳定，这个月生产电风扇，下个月可能生产电饭煲，因此订单分散、灵活供货成为这些企业的重要特征。

这些企业是珠三角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底色，如果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长期不变，这种地摊式的钢铁市场还有长期存在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规划新市场时整理了交通环境、吊装条件，但是保留了办公单元加堆场的地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