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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升”，当生育开启了“再社会化”的迷茫……

2020-07-27 09:2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媒体

原创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报

生育前，等待她们的是“生”还是“升”的抉择；

生育后，她们要选择家庭是重心还是工作是重心？还要不要生二孩？

生二孩后，等待她们的可能是更繁重的家庭负担，更大的发展危机……

生育开启“再社会化”历程

邢媛，今年36岁，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曾经在IT企业就职。从第一个宝宝出生，她就辞职成了全职家庭主妇，如今，她的第二个宝宝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今年，她幸运地入职一家软件公司。

邢媛说，“我已经在家里待了六年了，所有的招聘启事都把年龄限制在35岁，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必须出来工作。”

为了工作，邢媛的家始终不平静。她的爸爸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养女儿，用心培养你，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一个人才，不是为了让你当家庭妇女。”而邢媛的丈夫则强烈反对妻子重新工作，为了阻止妻子上班，堵住门不让她出去，不喜欢丈母娘做的饭、不接受保姆到家里来都是他反对妻子重新工作的理由。

为了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邢媛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丈夫做饭，之后带着孩子到家边上的超市买好第二天的菜……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本专科学生中，女性占比为52.5%，女研究生占比为49.6%，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比为43.7%。今天，年轻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就业比重都与男性不相上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对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表示，对于年轻的女性，在校期间，她们经历了去性别化的教育竞争。她们被要求在应试教育中取得优异成绩，考入名牌大学。在这个阶段，家长、老师和社会对她们的主要期待是去性别化的。

然而，在结婚生孩子后，现实又期待女性以家庭为中心，期待女性在家庭中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默认家庭内男女角色不同。这些期待促使职业女性接受性别化的角色。

因此，她们为了家庭调整了自己的职业发展轨迹，经历了性别的“再社会化”，接纳与遵循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而她们丈夫的职业受到结婚生孩子的影响较小。这些经历体现了女性生命历程的结构性不一致。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对于雇主来讲，随时都有生娃可能的已婚未育女性对职业发展预期最悲观。

18.6%的职场妈妈在未来三年的规划中选择“职业趋稳定，侧重家庭”。

61.9%的职场妈妈认为在生育期也要尽量保持工作量和学习力以求发展。

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表示，可以看出，大部分职场妈妈不愿为生育计划放弃事业。报告同时也显示，职场妈妈在职业发展上的困境之一是“迷茫”。在未来三年的主要职业规划中，职场妈妈将“清晰的职业规划”排进了前三位。

生育带来的性别差异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58.25%的女性遭遇了“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6.39%的女性曾遭遇“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而遭遇这些不公的男性屈指可数。

在晋升障碍上，8.3%的女性归因于“照顾家庭，职场精力分散”、9.02%的女性归因于“处在婚育阶段，被动失去晋升”，而因婚育被动失去晋升机会的男性仅占1.34%，由此可见，性别和婚育带给女性的晋升阻碍与男性相比更加明显。

对于婚姻和生育的态度，报告还显示，认为结婚和生育是人生必选项的女性均远低于男性，整体不足一半。而男性认为结婚和生育是人生必选项的高达七成。

据上海社科院发布的《上海蓝皮书：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19）》显示，上海女性不打算生二孩的原因具有多样性，排在前6位的包括经济负担、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养育孩子太费心、影响个人事业发展等多重因素。企业认为女性职工生育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企业对待女性就业的应对方式存在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解除“三期”女职工，企业宁可承担经济赔偿也不愿意恢复劳动关系。

不可否认，在生育问题上，女性绕不开性别不平等的困境。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表示，我国目前正处于第二次人口转变，婚姻家庭正经历转变，每个家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进行生育决策时都会理性决策，判断是否生育、生育一孩或二孩对夫妻双方会有什么影响，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国外研究发现，生育对男女工资收入有截然不同的影响，母亲的工资会受到明显惩罚，而对父亲的工资却稍有溢价。

基于1989~2015中国健康与营养追踪调查数据，许琪研究了生育对我国男女城镇职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变动趋势。他发现，在近30年的时间跨度内，男女（城镇职工）生育后的工资收入呈现两种不同的变化轨迹。

20世纪80年代末，生育后男性的工资收入会有提升，而女性的工资收入没有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

此后，对于男性，生育的工资溢价影响越来越小，现在逐渐消失。

而对于女性，生育后工资收入的惩罚越来越大，到2015年，每生育一个孩子，女性的工资收入下降约30%。同时男女间工资差异也逐渐增大。

许琪表示，生育对女性工资收入的惩罚效应在国有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与国有部门相比，以盈利为导向的市场部门对女性更加不友好，因而生育对母亲的工资惩罚也在市场部门表现得更加突出。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市场部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市场部门工作，这是导致生育对女性的工资惩罚随时间快速上升的重要因素。

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抉择

我国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沈洋进行了一项关于《二孩妈妈的职业发展轨迹》研究。2017年~2019年，她先后访谈了26位上海已育二孩妈妈，她们绝大多数是高收入高学历的白领女性。

26位被访者，年龄从30岁到46岁不等，5位本科学历，14位硕士学历，7位博士学历，17位是独生女。所有被访者都有5~10年的工作经验，其中14位在公共部门工作，2位在国企，3位外企，2位私企，1位创业，1位自由职业者。被访者个人税后年收入从10万元到100万元不等，家庭税后年收入在20万元到170万元不等。

沈洋介绍，访谈的结果显示，尽管绝大多数被访者在生育二孩后仍然从事全职工作，但她们的职业发展轨迹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她们面临的共同局限包括托育机构可及性不足，丈夫育儿参与低，以及二孩带来的增加的体力和认知劳动。

在家务方面，有12位被访者表示丈夫几乎不参与家务，只有3位表示丈夫能承担一半的家务；在育儿方面，有11位表示丈夫很少参与育儿，只有3位表示丈夫能分担一半的育儿劳动。

沈洋将这26位被访者的职业发展轨迹归纳为四种类型。

职业上升型，即在生育二胎后持续不断投入工作，经历了职位或收入的上升。但这类女性仅占被访者中的1/4，其中6位是独生女。

职业回弹型，即在生育二胎之后经历了职业中断，但在跳槽或者重新工作之后经历了职位/收入的恢复或者上升。这类女性有4位，其中3位是独生女，她们中断职业的直接原因是工作时间不灵活、想给孩子更多陪伴。

职业中断型，这类女性有5位，她们经历了工作时间和收入的双重减少。她们中断事业主要因为缺乏家庭和社会的育儿支持。

职业停滞型，这类被访者大多在公共部门工作，她们工作稳定，但缺乏上升流动的空间，在二孩出生后，生活重心转向家庭。

访谈中，沈洋发现了几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在有上海户籍的二胎妈妈中，在职的还是大多数，这主要是因为她们有上一代以及保姆帮忙。特别是独生女，因为能得到家庭更多的育儿支持，在职业发展上的影响最小。

密集型母职在女性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大多数家庭都给孩子准备了学区房，报各种兴趣班，在孩子身上投入了大量的认知劳动，她们的丈夫更少操心子女教育。在育儿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无法转变为人力资本，对她们的事业发展可能产生影响。

在非公共部门工作的女性中，生育二胎之后职业中断或职业转换很常见，她们的工作重心转向育儿，但她们丈夫的职业很少经历这种转变。

沈洋还表示，欧美的文献显示，有多个孩子的母亲与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母亲相比，更可能经历职业中断。母亲倾向于在生育两个孩子之后离开职场。根据我们的常识来推测，在国内情况可能也差不多。生育了二孩的女性更可能经历职业中断，更可能变成全职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