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多萝西·戴的足迹——我的耶鲁琐忆

作者按：2018年，延续了十三年之久的北京大学与耶鲁大学博士研究生交流项目终止了。为了纪念史景迁、金安平夫妇为中美学术交流所作的杰出贡献，北大历史系牛大勇老师嘱咐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同学们写些文章。我是第二批赴耶鲁的两人之一，在耶鲁的学习和生活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因此更有回忆成文的必要。因此就在去年年初写了这篇。这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可是因为懒，我也没作什么修改。

必须承认，要我回忆十几年前的事情很不容易。费了好大的劲儿，浮现在脑海里的也都是些肢离破碎的片断。当然，也都是岁月留下的最深刻的痕迹。

我是学历史出身，记述往事自然要沿着时间、空间和人物三个维度展开。第一次见到史景迁、金安平贤伉俪是在2004年，他们来北大作讲座，同时和北大历史系商量搞一个北大－耶鲁博士生交流项目。简单来说，就是耶鲁中国史方向的博士生和北大美国史方向的博士生，可以在博士论文开题后，彼此到对方学校搞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交流访问，名额是每年两三名。这样做好处当然很多，首先来说可以提高语言能力，做历史研究，语言是最基本的功夫，但据我观察，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国内能熟练掌握几门外语的学者都称不上多，加上那时候人文学科的学者出国机会本来就比较少，所以史先生发起的这个项目十分珍贵。还有就是可以更有效率地收集史料。那时候在国内做世界史研究的尴尬之处就是史料非常不足，而且越是研究的深入，史料就越是不足。看着中国史专业的同学们动辄写几十万字的论文，我们这些搞世界史的总是惭愧的抬不起头。胡适曾经给我们历史系立下一个规矩，“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史料不足，文章自然也写不长，靠脑补写论文是经不起同行推敲的。去美国名校图书馆查阅史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后来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史景迁先生发起这个项目还有更深的立意，他想加深中美两国历史学者之间的交流，彼此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学术研究进步。勿庸讳言，中国高校对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体系相对美国是有些落后的，所以这种交流对中国学生的意义要更大一些。

到了2005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开题，具备了去耶鲁交流的前提条件。记得是暑假后的一个傍晚，史景迁金安平贤伉丽又来到北大，在南校门外的天外天邀请部分博士生一起吃烤鸭。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好在图书馆，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很匆忙地赶了过去。那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史先生和金先生。史先生相貌十分俊朗，举手投足都是英伦绅士范儿，与肖恩·康纳利颇有几分相似，史先生又很健谈，称得上魅力无穷。金先生凝视史先生的眼神十分丰富，既有一些仰望偶像的崇拜，又有一些看顾孩子的爱怜，可见二人感情之隽永。史先生一边吃东西一边问我们都在研究什么。大家逐一讲，轮到我时，我说我在写多萝西·戴（Dorothy Day，1897-1980）。要知道，即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题目都是冷门。首先，宗教史在国内就称不上什么“显学”，有野心的学者大都不会选择这个领域。其次，我研究的又是美国天主教历史上一位女性社会活动家，绝大多数人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史先生有点儿意外，便问我北大这方面史料够不够。我随手从书包里拿出戴的传记给他，讲了讲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以及目前史料掌握的情况。史先生又问，关于戴的史料在美国丰富吗？我回答说，戴的日记和相关档案主要收藏在威斯康辛的马凯特大学图书馆，耶鲁图书馆也有戴青年时期作为美共党员办的左派刊物的缮本及微缩胶卷。想必那天我给史先生留下了一些印象。到了十月间，我通过了北大和耶鲁的选拔，成为2006年赴耶鲁交流的两人之一。还记得这个消息是金先生亲自打电话到畅春园宿舍告诉我的，她像慈母一样叮嘱我接下来赴美要作的各种准备，让我感到既意外又温暖。

2006年元旦后，我如愿来到耶鲁。在行前的晚上，我的导师彭小瑜教授请我在砂锅居大搓了一顿，还陪我到双安商场按美国教授的范儿买了一件毛呢大衣和一件灯芯绒西服，这些都是十分美好的回忆。师恩深似海，唯有不断学习和努力工作才能报答，这是题外话。很多细节表明耶鲁也十分重视和爱护我们这些交换生。一出肯尼迪机场，便有校方雇的豪华轿车来接我们，我记得是一辆很长的林肯，在国内常见被用作婚车，当时还觉得挺好笑的。到了耶鲁后，校方安排我们住在高街32号牛津公寓，这里称得上是纽黑文综合条件最好的公寓，离耶鲁老校区、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和耶鲁研究生院都很近，邻近生活设施也很齐备，十分方便。耶鲁还安排了一位来自复旦的留学生帮我们办理入校的各种手续，省了我们很多麻烦。最重要的是，每个月的津贴从上一年的1000美元增加到了1300美元，对我日后在全美四处游历帮助极大。

先回忆在耶鲁的学习吧。金先生希望我们多选些课，多体验美国常青藤大学的教学方法和研究氛围，这对我们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生涯显然十分重要。我当时可能自视太高，不知深浅地选了一大堆课，主要是美国政治、社会和思想史一类，以及一些语言课程。上了课后就傻眼了，以我的学力实在难以支撑。耶鲁教授十分注重讲授学术史和方法论，教学内容非常扎实，和国内一些教授热衷在课堂上讲段子的情形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教学方式多是费孝通先生提过的“席明纳”，也就是研讨会。选课的研究生坐成一圈，在教授的引导下，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要求论点鲜明、有理有据。这种形式看似简单随意，实际要求却非常的高，需要大量的阅读作支撑，几乎每一次研讨会的书单都得列十几本书和数十篇学术论文。别说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交换生，就是母语是英语的研究生，要想把这些全啃下来也是超乎想象的。如果严格按照教授的要求做，我相信这一学期的阅读量，比普通人一辈子看的书都要多得多。可见，优秀的学者都是通过残酷的训练锻造出来的。除了阅读之外还有写作，每门课都要交若干篇论文，那种压迫感简直要把人逼疯。好在彭师在给我们本科生上课时，就曾要求一学期写7篇读书报告，因此还算有些心理准备。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学术界对学术规范问题十分敏感。记得我在一篇论文里引用了某本专著中的一句话，考虑到是日常作业又不用发表，就没有详细标明出处，结果那位教授十分严谨，专门约我到办公室恳谈，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一定注意不要“抄袭”，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她还把这件事告诉了金先生，金先生也和我谈了一次，搞得我十分尴尬，心想这也太小题大作了吧。对学术规范如此重视，在国内学术界也是不多见的。要知道，养成好的学术规范，除了自律，主要靠老师的提醒和教训。国内履见报端的学术腐败，其实说明了很多问题。耶鲁的语言教学也是十分先进的，我选的英语课上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说英语时口音五花八门。老师从最基础的校正发音开始，利用计算机软件来测量和规定音调和音色，然后通过大量朗诵训练固定下来，这种方法真是让我感到别开生面。更有意思的是，老师会根据每个人的口音设计不同的朗诵训练方案，比如发给我的是纳博科夫《洛丽塔》的开篇，我到现在都还记得，Lolita, light of my light, fire of my lions. My sin, my soul, Lolita…每次当着大家的面朗诵这段我都觉得好尴尬，同学们也都窃笑不已，但其实是老师发现我发音的时候舌头的位置不对，发Ｌ音不准而设计的专门训练。

再说说耶鲁的图书馆吧。北大图书馆藏书在国内高校里最多，但和耶鲁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耶鲁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有二十几个，藏书量超过千万册，在全美排名第一，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其中我常去的是主馆斯特林图书馆和拜内克古籍缮本图书馆。这两个馆各有特点，斯特林是一座哥特式仿古建筑，从外面看过去给一种庄严隆重的压迫感；拜内克则是一幢现代风格建筑，外壁用的是一种特殊材料，在日间阳光可以穿透外壁，室内不必开灯，因此在美国建筑界和图书馆界的名气都很大。耶鲁图书馆的优势不止于硬件，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两点，一是她的微缩胶卷室。那个时候网络数据库已经蓬勃兴起了，但之前大量的过刊都还做成了微缩胶卷，斯特林里有一间特别大的微宿胶卷阅览室，在那里可以查阅美国几乎所有的过刊期刊，十分方便，微缩胶卷阅读机摆弄起来也十分有趣，很像小时候玩的拉洋片，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二是发达的馆际互借系统。毫不夸张地说，在耶鲁图书馆就没有你借不到的书，因为读者可以很轻松地使用馆际互借系统，几天之内就把耶鲁图书馆没有的书从其他图书馆运送过来。我记得曾借了几本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两三天就到了。后来了解到，在全美有数不清的货车日夜兼程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专门负责在图书馆之间运送书籍，这种程度的公共投入确实超乎当时我的想象，要知道，这些馆际互借服务都是免费的。

拜内克珍本缮本图书馆

再讲一些在耶鲁生活的趣事。身在他乡吃饭是个问题。在美国，不同国家风味的餐馆在价格上可以说是等级分明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文化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比如泰国菜和越南菜要便宜一些，墨西哥和意大利餐在中档水平，法餐和日料就要贵上不少。中餐比较特殊，各个档次的都有，覆盖面很广，说明很受欢迎。到耶鲁的第一晚，金先生先是带我们到一家很高级的中餐馆吃晚饭， 可惜名字我不记得了。饭后，金先生又带我们去了纽黑文所有华人和中国留学生都十分熟悉的长城饭店。说是饭店，也是家杂货店，老板可能是个广东人。在这里可以买到一些在其他超市不大容易买得到的中国特色副食和日用品，比如老干妈辣酱。杂货店后面是间自助餐厅，空间不大，只能摆四五张桌子，用的食材大都是前面杂货店当天卖的肉蛋蔬菜，但好处是口味地道、价格便宜，大概3-4个美元就可以吃得很好，可能因此很受中国留学生欢迎。在耶鲁最初的几个月，我经常来这里吃钣。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家面馆，老板也是位中国人。因为位置离教学楼更近，那家店几乎天天暴满。等适应了在这里的生活之后，就经常到超市买菜自己做饭吃了。做的也都是些简单的东西，煎个鸡蛋，炒个清菜什么的，仅以糊口为目的。必须得承认，美国食品价格确实很便宜，尤其是鸡肉。犯懒的作法就是几美元买上一大包鸡腿，回来煮上一大锅，一顿吃一个，可以撑上差不多一个星期。直到现在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做可乐鸡翅的味道。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让人着迷。

总之，在吃的方面花费真的很少，算下来每个月也就两三百美元。省下来的钱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买书。美国的书实在是太贵了，随便一本就要几十美元。相对来说，二手书要便宜不少，所以我就尽可能买二手书。而最方便的买书渠道无疑是亚马逊，我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全世界最大的电商平台是以卖书作为创业起点的。这种商业模式在国内很难复制，当当无法成为国内一线电商，部分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另一件是尽可能利用课余时间四处游历。耶鲁的学期中间有一些短假期，我既静不下来心看书，又不想宅在公寓里，就跑出去到处转。第一趟，我在3月去了加利福尼亚。从南往北，先到洛杉矶拜会老同学，然后到旧金山参观湾区。站在山顶上遥望太平洋着实让人震慑，我感觉太平洋的深邃和厚重要远远超过大西洋，可能是祖国就在彼岸的缘故。除了游玩，我还在耶鲁大学鲁乐汉（John Delury）博士家人帮助下，在伯克利耶稣会神学院（Jesuit School of Theology at Berkeley）待了几天，收集了不少史料，还顺便体验了一下修道院的生活。最后，我坐火车来到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在鲁乐汉博士父母的家中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周末。加州一行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作“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美国天主教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话题叫“信托人（trustee）”，美国是个移民社会，19世纪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但教会发展的速度跟不上天主教移民增加的速度，于是平信徒在建立教会的过程中发挥了比较关键的作用，捐助了大量教堂和教产，又因为美国深厚的民主传统，掌握教产的平信徒便和新来的负责管理教区的神职人员发生了矛盾，在双方冲突的过程中，便形成了以平信徒为主体的信托人组织。信托人代表平信徒参与管理教产，在教会事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和神职人员形成了既相互制约又彼此合作的关系。如果不来加州的话，信托人组织对我来说就永远是个停留在书本上的概念，但加州之行让我切身体会到信托人与教会之间究竟是如何互动的。鲁乐汉博士的父母应该是加州天主教会信托人组织的重要成员，正是他们的沟通协调，让我有了在耶稣会神学院学习体验的机会。

第一趟游历让我尝到了甜头，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3月底又去华盛顿看樱花。出门在外，“行”也是个大问题，不仅要设计好线路，还要选择好交通工具。因为没有高铁，在美国旅行首选的交通工具自然是飞机，然后是火车或大巴。离纽黑文最近的交通枢纽是纽约。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从纽黑文坐火车到纽约是最经济的，只需要10几个美元，缺点是慢，100来公里的路程要开好久，活脱脱让我找到了小时候坐绿皮车的感觉。火车直通纽约中央车站，车站附近有华人开的长途大巴车站，去东海岸的大城市既便利又实惠，也可以在中央车站乘摆渡车直达肯尼迪机场转乘航班。对那时的我来说，出行的经济性是第一位的，便利性是第二位的，所以去加州这些比较远的地方，我一般会选中转航线或红眼航班，既折腾自己，又折腾朋友，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太划不来了，特别是给朋友们带来很多不便，在此要为我的“自私”说声对不起。华盛顿我是坐大巴去的，大概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中途路过了费城，可惜没停留。作为首都的华盛顿处处都散发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国会山、林肯纪念堂、五角大楼、阿灵顿国家公墓……这一系列宏伟肃穆的灰色建筑都在讲述着深沉的爱国主义故事，这种气质在美国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华盛顿期间我还参观了彭老师的母校美国天主教大学，那里是全世界宗教研究的重镇。

从华盛顿回来没多久我又去了纽约，这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因为多萝西主要的社会活动大都是以纽约为中心展开的。我在纽约待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每天起床就乘地铁到曼哈顿岛，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从南往北，从西往东，走遍了多萝西在自传中提及的每一个地方，尽情想象着当时的情景。我还特意去了多萝西在曼哈顿创办的慈善机构“玛丽屋”和“圣约瑟夫屋”，这两个地方也是多萝西创立的“天主教劳动者运动（Catholic Worker Movement）”在纽约的分部，多萝西晚年一直生活在玛丽屋并在那里去世。不研究多萝西·戴的人很难想象这两个地方具体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它们与一般人印象中慈善机构高大上的形象一丁点儿都沾不上边儿。它们都位于曼哈顿的下东区，那里是贫民区，肮脏、阴暗、破败，空气中隐隐飘散着腐臭的气味。圣约瑟夫屋显然不够整洁卫生，也没有院子，外墙上有不少涂鸦，有几扇窗户玻璃还是碎的，门口站着几位老年流浪汉，很明显，他们是来这里领免费餐的。玛丽屋的条件要好一些，作为劳动者运动的精神中心，时常有人来这里瞻仰。说来也巧，因为天主教劳动者运动创立于1933年的五一劳动节，我正好赶上了73周年纪念活动，来自全美各地分部的运动领导人都聚集在玛丽屋，汇报上一年的工作，缅怀多萝西的一生。我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大家都对有中国人在研究多萝西·戴感到惊讶不已，就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纪念活动。其实所谓的领导人，都是些甘愿为济贫工作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他们都是受多萝西人格与精神的感召而投身到运动中来的，他们服务的对象都是美国社会最最底层的穷人，其中大多数是无家可归、疾病缠身的老人，只要还有容纳空间，他们就可以在这里获得免费的栖身之所。多萝西有一句名言，love is dreadful。对她来说，济贫绝不是坐在办公室敲电脑来分配慈善项目和捐款，而是和穷人直接生活在一起，用全部身心照看他们。这些穷人没有条件讲究个人卫生，很长时间不洗澡，身上气味难闻，有虱子、臭虫也很寻常，普通人唯恐避之不及。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对有产阶级来说，无疑是感到厌恶和恐惧的。但多萝西和她的追随者做到了，并且一直坚持至今，多萝西和她创立的社会运动成为捍卫美国社会道德与良知的一道坚强防线。纽约之旅是我游历当中最奇幻的一部分，让我的博士论文的灵魂更加丰满、强壮。

游历美国的最后一站是密歇根湖畔的密尔沃基。马凯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就座落在密尔沃基，关于多萝西的重要档案和文献大都收藏在马凯特大学的图书馆里。能来这里查阅史料是金先生和其他师友为我精心联系和安排的，对我完成论文十分关键。美国天主教历史协会主席、马凯特大学历史系帕特里克·凯利（Patrick W. Carey）教授热情接待了我，并安排我住在他家中。凯利教授是位非常淳朴的长者，无论我跟他讲起什么中国的趣事，他都会流露出一付难以置信的表情，问我，Is that true？当他理解了，他又会恍然大悟地点头，That makes sense! 就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我在凯利家中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工作日的时候每天清晨和他一同开车去学校，晚上又一起回家，到了周末就和他全家一起到密歇根湖畔的别墅休息。在凯利家吃的东西很简单，翻来覆去就是牛排、鱼排、意大利面和汉堡这些，但其实做起来还挺精致复杂。就拿汉堡来说，这个汉堡可不是麦当劳那种，而是先买回来新鲜的牛肉，绞成肉馅，再放在模子里压成肉饼，然后再到院子里用炭火炉子也肉饼烤熟。这样做出来的汉堡，那个鲜嫩多汁的口感，简直是无敌了。我还和凯利一起在院子里种辣椒、蕃茄，还有其他蔬菜，这还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干“农活”，后来凯利来北大参加学术会议，我还特意问他我们种的菜长出来没有，他哈哈大笑说，not all of them came out！我和凯利一起动手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凯利都尽可能要亲自动手做，这也是中西部美国家庭的生活常态。一般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人工比较贵，而在我看来，更多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劳动中感到无与伦比的愉快，否则无法解释买劳动工具往往要花更多的钱。凯利的车库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工具，甚至有一台简易的车床。我和凯利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直到现在，凯利夫妇每年元旦都会给我寄来一封信，用最传统的方式讲述过去一年凯利家族发生的所有大事，幸福的和不幸的都有。他们视我为家人，而我在梦里也时常回到那难忘的密歇根湖畔。

在耶鲁的时光是很短暂的，但我经历的一切无疑对我之后的人生产生了方向性的影响。来耶鲁之前，我的职业理想就是作个历史学者，但一番游历之后，我认为自己应当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更直接有效的事。我在五大湖区亲眼目睹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败与萧条，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就像在战争中被轰炸过一样。当时美国正处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前夜，耶鲁的中国留学生们大都热衷讨论毕业后如何去华尔街和印度人竞争，在金融行业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当时的直觉就是美国已经日薄西山了，中国的机会来了，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埋头做学问太没参与感了。现在回头看，这种判断有些片面和幼稚，但却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回国后，我和彭老师讲了我的想法，他很支持。毕业后，我离开象牙塔，当了一名公务员。好在学有所用，现在主要做些宗教政策研究的工作，希望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国家和民族多做一些事。

作为历史进程发展的自然结果，近些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不知道北大和耶鲁交换生项目的终止是否和这种变化有关。无论如何，这令人感到十分遗憾，衷心希望中美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越来越深入密切，而不是相反，长远来看，这对建立良好的中美关系是有利的。

再说些题外话。因为研究需要，我们师生接触美国朋友不少，确实也有美国老师看到中国老师开日本车表示不愉快的小故事。有一次彭老师开了他的小飞度去机场接一位美国老师，对方就很直率地问他为什么不开美国品牌的汽车。这位老师一生都在大湖区工作和生活，明白汽车工业对当地人意味着什么，是就业和生计。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候，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其残酷的一面，忽视产业转移给原来的从业者带来的种种困难与伤痛，以及由此激起的各种政治上的非理性和民粹主义情绪。美国和欧洲不同，相对来说缺少社会主义传统，在国家层面不大容易推行积极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这就给偏激的基督教福音派留下充裕的社会活动空间，他们与共和党保守势力合流，在相当程度上绑架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想解决当前中美关系的困局，真正构建起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需要我们从更高远的角度考虑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和就业问题。我们不仅要和美国的执政者交涉和谈判，更应该尝试建立能够打动美国乃至全世界劳工阶层的话语体系。中国人民靠着辛勤劳动过上了好日子，应该更容易同情理解美国人民的困难处境。总之，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不仅要重视本国人民的福祉，还要考虑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要认识到，保障劳动和工作的权利，是我们彼此理解和建立友谊的重要基石。

最后，再次向史景迁金安平贤伉俪表示诚挚的感谢！您们为我做的一切我都铭记在心里。祝您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