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为何兴盛？

左翼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或称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其中“普罗”是法语“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的简称，意思是“无产阶级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曾在中国文坛风靡一时。关于其兴盛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大多归结为三点：一是新的斗争形势要求无产阶级在文学上提出明确口号，宣传自己的文艺主张；二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中国革命作家产生了影响；三是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汇合。不难看出，这些分析皆围绕左翼文学的创作者展开。近年来，一些学者扩大视野，开始从政治文化、商业文化等角度切入，侧重阐释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出版机构的商业考量，给人不少启发。实际上，左翼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盛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出版环境均密切相关。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将左翼文学的生产、消费、流通和监管等环节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尤其注重它们之间的共鸣和互动关系。其中对监管问题的揭示，或许是以往人们较少注意到的。

一、作者与读者的共鸣

左翼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兴盛一时，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历史地看，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将主要精力用于党的组织建设和领导群众运动，很难兼顾文化建设。1933年，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社会新闻》发表文章称，“共产党的文化宣传工作，一向是最活跃的，但在组织形成之后，所有的共产宣传都寄生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而大部分出身于文艺界的分子又多忙于党的工作，因此在清党以前共党的文化宣传，完全为无统制的，仅凭各个人的自由活动”。还有一篇文章更是详细澄清道，“在不知道的人，以为共产党的文化运动，起源很早，不从五四运动说起，至少要从陈独秀办《向导》说起。其实共产党的文化运动，严格的说，要从一九二八年春天共产党中央设立文化支部起。因为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以外〔前〕，共产党忙于在国民党内做官，对于文化运动极不重视。国民党清党以后，当时因盲动主义当势，所谓无动不暴时代，对于文化运动，完全忽视。一九二八年春，共党当局又力持排斥盲动主义，故对于文化运动又稍稍注意，共产党中央又特设直辖文化支部”，左翼文化运动由此得以发起，“在上海称一时之盛”。

如果摒除上述言论中的攻击性词汇，这种观察还是颇具眼光的。鲁迅即曾说：“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这还可以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印证。他写道：“中国共产党中央，从成立到一九二八年底我卸去宣传部秘书职务为止，根本没有列为专项的文化工作，更加没有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化党组’，或类似的机构。”“在这时期中，全国代表大会或各地区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有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国民运动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以及其他的决议案，却从未见有文化运动决议案。”“中央出版的报刊以及书籍，都不谈文学和一般文化。”由此可见，当时中共确实无暇顾及文化运动。

1928年后，这种状况发生很大改观。诚如茅盾所言：“这是共产党第一次注意地要干文化工作。”当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以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为中心，联络一批文化人士，组织起了文化工作党团，由潘汉年任书记，不久改为中宣部直接领导。7月初，文化党团成立文化支部，共有党员21人，后又不断增加。中共六大召开后，中共中央更是对文化运动倾注极大热情，先后提出“宣传之另一种的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要“有一普遍的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评全国的思想和文艺”等主张。

中共的相关举措很快取得成效，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普罗文学开始蓬勃兴起。梁实秋回忆：“大概是在民国十七年左右，上海突然出现了‘普罗文学运动’……‘普罗文学运动’之兴起，情形很特别。事前没有酝酿，临时也没有征兆，环境也没有什么异常，平地一声雷，就爆发出来了，而且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刊物，齐声呐喊，若干不三不四的书店也同时开张，嚣张之气不可向迩，真可以说是其兴也暴。”这段话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左翼文学风行的状况。

左翼文学的首倡者是创造社和太阳社。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原本不欲涉足政治，俨然以“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宗旨相标榜。但时过境迁，在大革命潮流的激荡下，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都参加了革命的实际工作，而在目睹1927年国民党“清党”“分共”的血腥屠杀后，“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背叛感到极为愤慨”，决心拿起文学的武器来捍卫革命。1928年初，郭沫若在《创造月刊》发表文章，大力提倡开展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并号召“我们大家脱去感伤主义的灰色衣裳，请来堂堂正正地走上理论斗争的战场”。成仿吾也撰文呼吁：“我们今后的文学运动应该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太阳社的蒋光慈更是旗帜鲜明地写道，“中国文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革命文学的时代。

这一时期，还有“一大批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革命策源地’，从海外，带着满身尘烟，陆陆续续聚集到上海”，重新拾起笔来战斗，创作了大量革命文学作品，凸显出强烈的斗争意识。巴金说：“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说我不是艺术家……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丁玲也宣称：“我原来并不想当作家……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为文艺而文艺’，也不是为当作家而出名，只是要一吐为快，为造反和革命。”这些话语表明，他们作为作者群，已经形成非常明确的革命文学生产的主体意识。有人在1928年就敏锐感受到：“现今的中国文学已经转换了方向。一个新时代的开展，已经到来。”“很显然的，有一种革命文学的理论是随着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来到中国文坛了”，“在中国成为了文学的主潮”。

左翼文化运动之所以迅速兴起，当然离不开中共的持续推动。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29年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潘汉年任书记。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文化工作领导机构。文委成立后，迅速开展工作，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都亲自出面协调，干预“革命文学论争”，制止了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围攻。在取得团结的基础上，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左联内设党组，直接受文委领导。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左翼作者群在组织上的集聚，这就将左翼文化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与此同时，作为消费者的读者群也逐渐成长起来。1927年前，蒋光慈（原名蒋光赤）曾出版诗集《新梦》和小说《少年漂泊者》，但均沉寂无声。郁达夫后来回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后，革命文学普罗文学，还没有现在那么的流行，因而光赤的作风，大为一般人所不满。他出了那两册书后，文坛上竟一点儿影响也没有”，但“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从备受冷落到暴得大名，个中原因颇耐人寻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革命的失败使许多人尤其是知识青年产生了一种政治焦虑的情绪。这种焦虑总要寻找某种慰藉和释放的渠道，而革命文学恰好在很大程度上契合这一需求。

关于读者对左翼文学的这种需求，时人曾描述：“一些出自革命作家手笔的作品……在青年学生中间简直风靡一时。”

“普洛文学成了学生光荣进步的标志，谁不懂普洛文学就会感到落后。”那时的文学青年，“一到书店里首先要买的就是《北新》、《语丝》、《创造月刊》、《洪水》和《太阳月刊》。大革命失败后，青年思想左倾，把这些杂志的文章视为革命文学”。陈荒煤晚年也回忆道，大革命失败后，“我经历这样一个猛烈的转折，从一个整天荡漾着沸腾歌声的日子里，一下子堕入‘无声的中国’，真是说不出迷茫和郁闷！”后来从创造社的杂志和蒋光慈、郭沫若、郁达夫的一些作品中，“我才开始发现了一个文学的新大陆”。于是，他感叹，“无产阶级文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把我从绝望的生活中拯救了出来”。

毋庸讳言，早期革命文学普遍存在公式化和脸谱化问题，口号呐喊代替了细腻描写，而且大多是“革命加恋爱”的套路，读起来难免粗糙乏味，艺术水平不高。至于革命文学的理论，则往往过于晦涩。但由于切合了读者的阅读渴望，一下子便大行其道。有位读者说，创造社的《文化批判》虽然“辞句有些太艰深了，普通人读去很难懂”，但给“双重压迫下的人们”送来了“一线的曙光”，“使他们得向着有希望的路上去，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还有一位读者称，“《文化批判》在这个闷人欲死的漫漫长夜里出版了，我读到了第一期，已经使我惊喜，如今看了第二期，真要使我欢快到发狂了！‘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这句话实在没有丝毫的夸大”，《文化批判》是自己“迷途上的导师”。

当然，鲁迅与茅盾的作品由于兼具革命性和艺术性，因此在左翼作家中是最畅销的，尤其是“《鲁迅集》风行全国，少年无不人手一编”，以至“北新书局靠鲁迅发财，由五百元之小资本，发展成五万元之大商店”。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谈起《准风月谈》的销售情况。他说，该书最初“是几个书店小伙计私印的，现一千本已将卖完”，“新出的一本，在书店的已售完，来问者尚多”，于是三四天内又迅速再版。茅盾的《子夜》亦不例外，“因为登了出版预告，正式发售那天，读者一大早就在上海开明书店门前排起长队，可以说是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左翼文学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共鸣由此可见一斑。

二、出版界的因应和三方互动

既然销售火爆，作为流通环节的报社老板和书商见有利可图，便纷纷来赶时髦，竞相刊登和出版左翼文学作品。钱杏邨说：“书坊老板会告诉你，顶好的作品，是写恋爱加上点革命……革命恋爱小说是风行一时，不胫而走的。”特别是在上海，因为“每一个书店全遭遇到巨大的商业上的竞争”，“任何书店均争出在买卖上得有利益的书籍”。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出版上的成功也是使这种新兴文学迅速开展的一个原因”。

例如，《泰东月刊》在1928年4月发表征文启事称，“本刊从下期起，决计一变过去芜杂柔弱的现象，重新获得我们的新生命”；同时表示要尽量登载并征求“代表无产阶级苦痛的作品”“代表时代反抗精神的作品”“代表新旧势力的冲突及其支配下现象的作品”，“至于如个人主义的，温情的，享乐的，厌世的——一切从不彻底不健全的意识而产生的文艺，我们总要使之绝迹于本刊，这是本刊生命的转变”。该期《编后语》充满激情地呐喊：“在今日这个混杂万状的社会里，我们需要的文艺要像大火烘天而起，怒涛匝地卷来，我们需要的是惨厉的号呼，悲壮的怒吼，如此方真是我们今日所应当努力的途径。”果然，该刊下期便以“刷新增刊”命名，出现了钱杏邨等左翼作家的作品，甚至刊登了一篇长篇小说，描写一个推崇英雄主义的青年怎样在生活中逐渐觉悟，进而走到社会主义的路上，尺度不可谓不大。由此可见，在读者需求的强力推动下，刊物的出版方向和作者的创作题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又如，《金屋》本来是奉行唯美主义的，但为追逐商业利润，也开始跟风，翻译带有左翼色彩的《一万二千万》来招揽读者。对此，时人曾评论：“尤其梦想不到的，是素以唯美派自居的《金屋》也竟然印起这样不唯不美而且凶险的赤色文章……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革命文学已经轰动了国内的全文坛了；而且也可以跨进一步地说，全文坛都在努力‘转向’了。”

再如，一向自诩中立的《大公报》为了争取读者，在《文艺副刊》上刊登了一些左翼文学作品，“来把报纸打扮得‘民间’色彩浓一些”，虽然因此受到当局警告，“可是带来更多的却是好处”，即销量的增加。《大公报》承认：“凡左倾或普罗之作品，销路独广。此足征为现代青年所喜读。今之出版界，与其谓为指导社会思潮，毋宁谓其受社会思潮之指导……此时代的趋向，非一二人之力也。”字里行间表露出一种亟欲投入时代潮流的倾向。这一时期，甚至孔祥熙控制的《时事新报》“青光”栏目编辑为了提高“青光”的地位，增加自己的身价，也想拉拢一些与左派有关的人士，写点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来装饰门面、壮大声势。

由于读者对普罗文学的需求十分旺盛，诸多文学刊物决定顺应这一潮流。这可以从《新文艺月刊》的转变看出端倪。在该刊第1卷第4号“读者会”栏目中，有读者提了这样一条建议：“在目前这个时代，不是无产阶级文学正高唱入云的时候么？我认为贵刊也该顺应潮流给我们的读者介绍几篇普罗的作品。”编者很快作出回应：“一九三〇年的文坛终于将让普罗文学抬头起来，同人等不愿自己和读者都萎靡着永远做一个苟安偷乐的读书人，所以对于本刊第二卷起的编辑方针也决定改换一种精神。”该刊随后表示：“时代的风波激荡了我国文艺界，于是本刊因为不愿被弃于亲爱的读者，所以也宣告了方向的转变。”

在充满商业气息的上海，出版界对作者和读者及其引领的时代潮流有着十分灵敏的嗅觉。出于营利的目的，当时上海的出版机构不管政治立场如何，纷纷出版左翼书刊。鲁迅就说，“近来颇流行无产文学，出版物不立此为旗帜，世间便以为落伍”。曾任中共左联党团书记、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的阳翰笙也回忆：“除了刊物，我们掌握的书店也很多。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都有自己的出版部，实际上就是书店。还有湖风书店也是党领导的。四马路的一些小书店，也大部分和我们有关系，如光华书局、现代书局、泰东书局、亚东书局。”面对这种状况，甚至连国民党中宣部都不得不感叹：“在国内一班青年，又多喜新务奇，争相购阅，以为时髦。而各小书店以其有利可图，乃皆相索从事于此种书籍之发行，故有风靡一时、汗牛充栋之况。”

关于这一时期的阅读取向、出版热点以及读者、作者与出版界之间的互动，《大公报》曾言：“一般青年，爱读左倾普罗的文学。所以凡欲以新小说家立身者，遂皆趋于左倾普罗。”左翼作家也说：“我们的有利条件是读者都愿意阅读左翼进步书报，不愿看官办的反动报刊。一般书店也愿意出版进步的报刊。”“当时的期刊和报纸，如无一些比较含有左倾思想的文艺作品或文章登载，则很少有人看，销路不大”，而“这种宣扬革命思想的作品越多，受到教育感染的青年也就日益革命化”。

总之，无论在生产、消费还是流通环节中，左翼文学的作者群、读者群和出版商都达成了良性的互动，形成了默契的配合。当时的右翼文人便发现：“上海的各书店大都在普罗作家的操纵之下，出版大量的普罗文学之理论与创作。好的文学杂志，除了普罗作家自己创办的以外，也大都在左联的影响之下而慢慢地转变过去。”“你单看上海一角的普罗作品，已经是车载斗量”，“没有一本不叫喊着普罗，不标榜着普罗，真可说得大吹大擂；而单行本方面，也是汗牛充栋”。

三、查禁的宽严与左翼文学的兴衰

客观说来，左翼文学兴起后之所以得到迅猛发展，除了得益于作者、读者与出版界的良性互动外，还与国民党查禁尚不十分严苛有关。尽管国民党对左翼宣传一直抱有戒心，并制定了一系列查禁法令，但由于各种原因，查禁的执行力度往往大打折扣，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例如，审查人员普遍素质不高，缺乏鉴别能力，这无疑影响了查禁工作的成效。梁实秋曾举例说：“最近新月书店出版一本拉斯基教授的《共产主义论》，稍有知识的人都该知道，拉斯基是现代著名的政治学者，并且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书店到一家报馆去登广告的时候，却被检查员老爷禁止刊登了……这真成笑话了。马克斯的《资本论》可以大登广告，因为书的名字叫做《资本论》；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禁登广告，因为书名不祥。当局者的昏聩蛮横一至于此。”审查人员之不学无术由此可见一斑。一位右翼文人承认，负责审查工作的都是各省市党部和公安局、教育局的人，“在事实上决不会都是学识优良见闻广博之士，由他们去负责处理，冤抑或放纵（也许不是故意放纵，而是被朦混过去）是不会没有的”。所以，“没有专门人材来做这文化上的破坏工作（也就是扑灭反动文化的工作），则执行的结果，实难保没有冤抑或放纵的弊病”。此外，相关人员还贪腐，“工部局也好，市党部也好，只要有熟人，必要的时候‘烧点香’，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这种业务水平和职业操守自然使审查制度在许多时候形同虚设。

而且总的来说，国民党的查禁政策对不同出版物是有所区别的。对中共的秘密宣传品，国民党当然不遗余力、毫不留情地严加取缔；而对左翼文艺读物，则略显宽松，在具体查禁过程中往往未尽全力，甚至有时还存在着困惑和矛盾。如武汉警备司令部曾密报称，“其应予查禁者，厥为：（1）共党之通告议案等秘密文件及宣传品，及其他各反动组织或分子宣传反动诋毁政府之刊物。（2）普罗文学。关于第一种反动刊物，其旗帜鲜明，立场显著，最易辨识。但本市各大小书店中，此种刊物，尚未发现。其最难审查者，即第二种之普罗文艺刊物”，因为“此辈普罗作家，能本无产阶级之情绪，运用新写实派之技术，虽煽动无产阶级斗争，非难现在经济制度，攻击本党主义，然含意深刻，笔致轻纤，绝不以露骨之名词，嵌入文句”，所以“一方煽动力甚强，危险性甚大，而一方又足闪避政府之注意……故普罗文学刊物，本市各书店亦有出卖”，而查禁此类书刊，“关系甚大，过严则阻碍文化之进步，过宽又恐贻党国以危机”。言辞中似乎不无犹豫。他们的这种顾忌，自然为左翼文学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后来，武汉新闻检查所还报告说，“本所过去，组织简单，工作颇嫌松懈，各报社亦视若赘疣，置检查法规于不顾”，以致成了一个“无声无息、被人漠视之机关”。

关于这一点，国民党中宣部曾反省：“本党向来主张博爱宽大，对于一切反动刊物，仅仅予以禁止发行，并未株连编辑、印刷、发行一切有关系之分子。因而反动者敢一再尝试，视法令如弁髦，今日印一三日刊，明日印一传单，层出不穷。”他们还检讨道：“本部以前，对于此类书籍的发行，采取放任主义，少加查禁，所以他们毫无畏忌的尽量出版，故极一时之盛。”如果撇去其中自我吹嘘“博爱宽大”的字眼，这番话并非完全子虚乌有。出版家张静庐在述及相关情况时也说：“查禁书籍的法令，在当时并不十分严厉。文艺作家们正在大谈其普罗文艺。姚蓬子主编的《萌芽》，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鲁迅主编的《奔流》，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等杂志都有广大的读者群。”

但随着左翼文学声势不断壮大，国民党感受到了威胁，认为“未经世故的青年，头脑简单，思想活跃，一受了他们——普罗文艺——的诱惑，直似中了吗啡毒一样，始而兴奋，继而疯狂”，“十足的做了共产党徒”。于是从1930年下半年起，查禁力度显著加强。“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是一天一天的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骇怕了”，“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左翼文学遭受重创，不少人“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当时还有人感叹：“这个年头，专门作一个文学作家是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在中国。物质方面，你得受尽出版者的剥削，思想方面，你得受统治者和读书界的双重支配……有时还得顾虑到什么是不犯官禁的。”显而易见，左翼作家的创作受到极大限制。

流通环节同样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当局“用了从未有过的紧张来努力着，把干涉主义替代过去的放任主义”，因此左翼刊物纷纷被查禁。国民党中宣部1930年底的一份内部报告洋洋得意地宣称：“最近数月以来，本部对反动刊物加以严厉的取缔，所谓左倾的文艺杂志，差不多都已先后查禁。虽然还有几种希图化名延长生命的，但不过侥幸的出到一两期，也就同归于尽了。至于书店方面……多因血本关系，不肯再为他们印刷，所以反动文艺作品，近来已少发现。”

在国民党的这种持续高压下，许多书店被迫转向。“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书店一出左翼作者的东西，便逮捕店主或经理。”与营利相比，求生自然更重要。如原先热衷出版左翼文学、被国民党斥为“为虎作伥”的现代书局被查封，几经疏通方才得以保存，但从此改弦更张。曾出版过大量鲁迅著作的北新书局也两次被封，“启封后不敢再发售进步书籍，改变方向，出版英汉对照文学读物、各种复习指导、儿童文学、活页文选、工具书等”。鲁迅因此感叹：“近来出版界很消沉，许多书店都争做教科书生意，文艺遂没有什么好东西了，而出版也难，一不小心，便不得了。”在此期间，虽然仍有一些书店继续出版进步书籍，但维系经营变得十分困难。面对日趋恶劣的出版环境，潘汉年意识到，“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往后希望那些书店来出版，是一天天的困难了”。

然而，时隔不久，左翼文学东山再起，掀起了更大的波澜。1933年3月，国民党文人发表《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一文，提醒道：“关于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受过各方面严厉的压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来又似乎渐渐抬起头了……在现在，文化的一般情形，还是左翼稍占优胜。”在1934年国民党召开的文艺宣传会议上，山东省党部承认：“年来所谓左翼作家鼓吹普罗文艺炫惑青年学子，虽本党竭力防止仍未能完全绝迹。”上海市党部则表示：“自民国十七年以来，彼等掮出‘普罗文艺’的旗子，大肆活动，以上海为中心，俨然蔓延各地，俨然成了一种势力，但是时间不过两年，普罗运动又归沉寂，在民二十几〔年〕全停止。讵料一二八以后复行抬头活动。”北平市党部甚至惊呼道，普罗文艺“声势之汹汹，直令人不寒而栗！”

左翼文学之所以能迅速复苏，一方面是因为适时调整了文艺政策，更讲究斗争策略和隐蔽性，另一方面还是与国民党查禁政策贯彻不力有关。如前所述，国民党的查禁政策在实施初期已不无顾忌，后来迫于形势严峻乃出重手严加打击，但当社会舆论一致谴责时，他们仍然不能不有所忌惮。在1934年的新闻检查工作会议上，上海新闻检查所汇报说，他们检查书刊“约分两部：一新闻，一言论。检查时新闻方面甚为认真，言论方面则比较稍为放纵，因免遭钳制舆论之讥”。这种畏首畏尾的做法无疑为左翼文学留下了一些缝隙。同年，国民党内有人发现：“如果反动分子的技术工作做得好一点，也很容易设法蒙混而借之规避政府的干涉。近来上海有三数文艺刊物便是采取此种策略，一方故示各派兼蓄，立场纯正（所谓纯文艺立场！），而蒙请政府登记。一方则暗中与反动分子通声气，以一部分篇幅揭载反动作品，企图扩大影响，推广销路。这种刊物，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但政府因《出版法》无详明规定，往往把它们忽略过去了。”

客观来看，以上所言并非完全空穴来风。据不少左联人士回忆，“因为左翼作家所宣扬的革命思想，正是广大革命青年所需要的思想”，所以很多书店的期刊“还是不能不设种种方法，加入几篇比较的急进的作品去”。“这些书极受读者欢迎，销路大、获利多，所以一些小书商虽然冒着危险却乐于暗中推销。”在此，作家、读者和书商之间再次达成默契，而所谓“设法”和“暗中推销”，则显然说明国民党的查禁仍不乏漏洞。

此外，国民党查禁机关政出多门的局面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监管效果。这一时期，国民党有关查禁的各种法规、条例、准则、密令虽多，但往往出自不同部门，侧重点不同，存在许多语焉不详、模棱两可、宽严不一之处。当时为了加强钳制，除国民党中宣部外，内政部、军统局也负责新闻出版和邮电往来的检查。据统计，仅隶属于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和其他机构的中央级审查机构就有八家，各省市的类似机构就更多了。这种党政军多方插手、多头共管的局面，一方面固然强化了查禁力度，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各部门职能混淆重叠、事权不专一，“事权既不专一，则难收指挥灵敏之效，指挥而不灵敏，则预期的目的也便很难达到了”。

与此同时，地方割据严重、“各地检查人员思想见解之不同”的状况也经常使检查标准不一。此方查禁而遭彼方放行之事屡有发生，甚至有人阳奉阴违，导致“中央法令不能普遍推行”。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出，在书刊审查制度确立初期，主要由该会负责征购并审查，但“各地出版物异常繁多，征购时有遗漏，而各省市党部对于此项审查工作，又向不注意，以致反动文艺书刊往往充斥坊间，及经本会发觉，予以取缔，则该项书刊出版几经数月，且将销售无余矣。故此种审查工作，实无若何效果”。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各省市党部对于各该管辖区域内新出版之文艺书刊似不甚注意审查，偶有因特殊原因，加以审查者，又从不将审查意见报会，仅径行予以处置；及遇本会密函处置之反动文艺书刊，又不切实执行，致使反动文艺书刊，愈禁愈多”。地方与中央步调不一致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必然会影响查禁政策的执行。

四、余论

应该指出的是，左翼文学在遭受重挫后之所以能迅速再度崛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捕捉住了时代脉搏，符合形势发展需要。特别是伴随着日本加紧侵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左翼文学逐渐从强调阶级斗争转向注重民族斗争。当时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瞿秋白提出：“在目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利用群众要求抗日的爱国心理来进行我们的文化工作。”在此指示下，左联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洪流中。后来，左联又逐步克服一度盛行的关门主义，倡导建立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相继提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等口号，并呼吁“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由此团结了更多的爱国人士。

与左翼相比，国民党在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却乏善可陈、无所建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偏离时代主题有关。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最遭非议的就是对日妥协和压制学生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地学生纷赴南京请愿，要求中央奋起抵抗，但国民党却严令各地军政当局加以制止，这就引起了学生的强烈抵触。于是，在各种大会上，“共产党传单全场纷飞，共产口号喧腾耳鼓，各团体代表演讲亦无不以‘打倒国民党’、‘打倒现政府’为其发言之基础”。学生对政府的不满由此可见一斑。

国民党不但未能抗日，而且对抗日宣传严加查禁，这使之失去了青年的支持。《大公报》曾评论：国民党平日对青年学子“责以爱国，勉以革命”，“而实际上对于应付外交之经过，国难严重之真相，而又讳莫如深，检查新闻，封锁消息，钳制言论，致令满腔热血之全国青年，惶惑焦躁，只有向外国报纸中寻觅若干不完全之时局消息”，因此“对于国事，有忧心而无认识，对于当局，有怀疑而无理解”。这种对国民党舆论钳制政策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相反，左翼文化人士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吸引了众多热血青年。《国闻周报》报道：“民二十年以后，随着国难的爆发，青年人痛感到外患的威胁，同时也痛感到屈辱退让的苦闷。这种现象正给左倾的人一个号召的口实与抓取群众的机会。五年以来，在学生大会中最受人欢迎的是激烈的言论，右倾的言论是永远抬不起头来的。一切群众组织都把握在左倾分子的手里，右倾的势力几乎微弱得可怜。”作家韦君宜也回忆：“有什么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的文学的路……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显而易见，由于捕捉住时代的最强音——抗日，左翼文学尽管遭到国民党严厉打压，但正如鲁迅所说，“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因此“左翼文艺仍在滋长”。面对这种文坛格局，右翼文人苏雪林不禁感叹：“前数年强敌狓猖，日蹙百里，青年对政府失望，思想日益激变，中国之文化几成清一色之普罗文化矣。”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原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兴盛原因再考察》，作者卢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