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这件“小事”如何持续：上海的经验与思考

今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一周年，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数据，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从条例实施前的15%提高到90%以上，单位分类达标率达到90%。

实际上，上海探索垃圾分类的起步时间更早。早在2000年，上海就被住建部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八个城市之一。此后，上海一直在逐步推行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比如2011年和2014年陆续推进实施的“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项目。复旦大学可持续行为研究课题组进行了近9年的跟踪研究，观察垃圾分类如何从建立意愿到形成习惯。

垃圾分类实施一周年，上海取得了哪些进展，又面临哪些新挑战，垃圾分类这件“小事”如何持续、常态化？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可持续行为研究课题组博士后李长军。

2020年2月，上海某小区的垃圾定点投放点。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冯婧 图

澎湃新闻：上海垃圾分类工作进行了一周年，哪些方面取得了成效？

李长军：从2019年7月上海市推广垃圾分类开始，我们课题组在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大范围调研，在包括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抽样了六个区的六个街道，观察和调研其社区的垃圾分类状况。我们发现，有三点很关键，他们在生活垃圾分类的前期推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硬件上的改造，各个社区都完成了撤桶并点、新建厢房，还有一些“标配”包括洗手池、灯光、遮雨棚等。上海也形成了一整套可视化标识，老百姓一眼能看明白，具体每一件垃圾属于哪一类。

二是明确了垃圾分类投放的主体责任究竟是谁。最初推广时，很多居民不理解，认为自己交了物业费，就应该是保洁员的责任、志愿者的工作。上海花了很大精力在这一块，和居民沟通，明确垃圾的分类投放是居民的主体责任。之后的二次分拣、分运和分类处理是物业、垃圾清运公司和垃圾处理企业等后端工作，但在“前端”，谁产生垃圾，由谁负责投放。

第三，各个社区都形成了一支志愿者队伍，具体的人员构成可能有所不同，一些社区以居民为主，一些以保洁员或物业人员为主，但他们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澎湃新闻：垃圾分类实施一周年了，上海的生活垃圾分类还面临哪些问题？

李长军：我们是做行为学研究的，行为已经发生，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行为如何持续。

首先，当某种行为习惯已经形成时，不要轻易打破这种环境，这有可能造成反弹。

比如，上海绝大多数社区已经做到了“定点”投放，但并非所有社区都适合立刻推行“定时”。一些尚未“定时”的社区也很着急，希望设置硬性投放时间，更好约束居民行为，但这可能会让部分已经开始分类的居民产生对抗或误解。社区是复杂的，一些人员结构单一的社区（如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相对容易“定时”，但一些人员构成复杂的社区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一些生活在郊区的上班族，晚上回到家很容易错过投放时间。“定时”造成其生活不便，会引起反对情绪。

还是需要一些耐心，而不是从行政上“一刀切”，投放时间的选择需要针对各个社区的具体情况，更需要和居民沟通协商。

澎湃新闻：很多居民也很关心，垃圾分类进行了一年多，究竟对生态环境带来了哪些影响，但一些公布的数据相对专业，公众接受度有限。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李长军：这也是行为能否持续的关键，如何给予人们持续的正反馈，让人们意识到垃圾分类的实际价值。确实，人们能看到公布的数据，透明度这块做到了，但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需要一个转译和传播的过程，如何更能为大众理解的方式呈现，

老百姓能接触到的是分类投放等“前端”的部分，投放之后，人们也想知道“后端”发生了什么。这些都需要科普的力量。

上海某小区的垃圾定点投放点放置的洗手设施。

澎湃新闻：过去一年，上海遇到了哪些问题，对于其他正在推广垃圾分类的城市有哪些借鉴意义？

李长军：实际上，上海推进垃圾分类的起点并非是2019年7月，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2011年上海就在推“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一些小区已经开始试点。前期和居民的沟通和协商尤为重要。

一些社区早在几年前就成为垃圾分类的试点区，社区中的各方花了很长时间沟通、磨合。垃圾分类也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社区内部的责任义务如何划分，谁应该做什么，谁适合做什么。

而一些社区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沟通，时间紧任务急，人员有限，对于居民而言，很难迅速适应生活上的巨大变化。早期网络上也有一些抱怨声和段子调侃。上海在与居民沟通这块，尝试了一些方式。很多居民没做垃圾分类之前会有畏难情绪，但通过志愿者的工作，或是参观其他模范社区等活动，他们会降低对困难的预期，分类和定时定点投放并没有想象中困难。

对于那些想要推广或正在进行垃圾分类的城市而言，需要留足准备期，既需要做好和居民的沟通，也需要做好“后端”，垃圾怎么分类收运，分类处置设施的配套等等。不是说一声令下，大家的生活习惯和方式都能改变，这并不是“运动式”的。

澎湃新闻：国际上许多城市已经推行了垃圾分类，上海在其间处于什么位置？

李长军：去年我们受阿拉善SEE基金会浙江中心委托，做了世界垃圾分类城市的案例集，实际上，不同城市的情况有所不同。

比如日本，大家都会认同，日本的垃圾分类做得很好。具体来看，它在可回收垃圾这块几乎做到了极致，大家可能印象深刻，一个塑料瓶的瓶盖和包装商标都要分门别类投放。但总体来看，日本的可回收垃圾占比较小，占比较大的厨余垃圾在日本是被当作可燃垃圾处理的。据东京都统计局数据，2018年东京23区家庭废弃物总计约176万吨，可燃垃圾占比94.2%，其中纸类占比最多，为42.24%；厨余垃圾（去除水分）占22.58%；塑料垃圾品类占比20.15%。日本的厨余垃圾是作为可燃垃圾进行焚烧处理的，但焚烧之外，是否有更合理的方式可以资源化再利用呢？

韩国首尔的垃圾分类中，有一些收费和罚款等相对较“硬”的举措，比如监控探头，不进行分类就乱扔者会被罚款。初期，这些强制性措施很有效，但从数据上看，首尔近些年也进入“瓶颈期”。以食物垃圾为例，2013年韩国针对食物垃圾加强了垃圾计量制（Volume-based Waste Fee），推出了食物垃圾计量制（Weight-based Waste Fee），将食物垃圾按重量收费，当年回收比例有所上升，但第二年就有了回撤。这说明单纯靠收费和罚款等硬性措施很难持续。

通过国际城市间的横向对比能发现，每个城市甚至每个社区都需要有针对自己独特性的措施。垃圾分类是一个长期过程，有些措施可能在初期很有效，但在持续期，会面对新的问题，需要探索新的方法。

个人认为，这种横向比较也是一种给居民的正反馈，让大家了解垃圾分类背后的故事。

澎湃新闻：国内一些城市已经陆续开启垃圾分类试点，目前是否发现了一些新问题？

李长军：谈不上“新”，最关键的还是责任主体。上海之前也出现过，因为有保洁员兜底，进行二次分拣，居民会变“懒”，乱分类或干脆不分类。

社区管理者就需要去观察，究竟进展如何。如果仍然单纯靠物业和保洁员，等于此前的权责划分是失效的，就需要二次启动。人们会认为，上海很“成功”，一年时间就达到90%的分类达标率，但在此前漫长的试点阶段，很多社区都经历过反复，好好坏坏。对于其他城市而言，要想让垃圾分类这个行为发生，前期需要权责划分明确、扎实。

即便是上海，接下来也需要持续观察，比如社区的人员结构变动，物业、业委会换届，都有可能影响到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不是一劳永逸的，如何持续，这也是我们现在的研究课题。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对垃圾分类造成了哪些影响？

李长军：很多人认为，新冠疫情一来，垃圾分类就会“停摆”，但并非如此。4月，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公布了一些数据——这也是一种给居民的正反馈。他们跟踪调查了20多个居住区，疫情防控期间，志愿者队伍撤离的情况下，仍有三分之二的居住区维持“优秀”的分类投放水平，另外三分之一也是“良好”。这也说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行为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由澎湃研究所编著的《垃圾分类的全球经验与上海实践》即将上市，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