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角度解释：为什么压力让我们更团结？

澎湃号·湃客“懂点心理学”专栏由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师生撰写，内容聚焦时事热点，科普生活知识，涉及亲子教育、家庭关系、职场之道等诸多方面。将心理学应用于日常，让生活更加精彩。

撰文/ 张晨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本科生

        余思雨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本科生

        李世佳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运营/ 杨晓

我们曾经无数次在史书上读到这样的故事：在面对外敌入侵的压力时，人们更容易摒弃成见，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抵御外敌。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压力之下，人们的行为大相径庭：虽然大多数人选择团结协作，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来共同面对和解决问题，也有一些人会做出恶意行为，如伤害他人、破坏财务等。

为什么压力之下有些人会表现出亲社会，有些人则不然呢？

1 压力不同，后果也不同

根据压力来源的不同，急性压力可以被分为生理性压力和心理社会性压力。

生理性压力的核心是感受到来自环境的威胁。当面对饥饿、疼痛时，我们便会感受到外界环境对我们自身的威胁，这种对威胁的不可控感受，会使我们本能地进入一种防御性状态。此时我们的肾上腺素急剧分泌，心跳加快，我们的身体将会进入应激状态——例如和危机正面对抗或者溜之大吉，以应对外界可能到来的威胁。

图/unsplash

心理社会性压力的核心是来自他人的评价。试想，当我们站在一个宽大的舞台上发表演讲时，面对他人评价的眼光，我们很难不感到“压力山大”。心理社会性压力往往比生理性压力更麻烦，因为压力源来自于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人际关系，即使想要和它对抗，我们也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去应对，所以只能忍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合作的需要，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心理社会性压力，它也是造成现代人慢性压力的罪魁祸首之一。

生理性压力有可能让人们更加追求冒险，并减少对他人的信任和与他人的合作行为（Oriel FeldmanHall，2015）。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让志愿者将手放入0-4℃的冰水中，冰水所带来的冰凉刺痛会导致肾上腺、多巴胺等一系列压力激素的分泌，志愿者的身体开始体验压力反应。5分钟后，实验者让志愿者先后完成一项彩票任务（一种不涉及和他人互动的模拟赌博任务）和一项合作投资任务（一种与他人合作的模拟现实投资任务）。有意思的是，感受到压力的志愿者在彩票任务中表现出了更多的冒险行为，选择将更多的钱投入彩票中。但在合作投资任务中，感受到压力的志愿者表现出了更低的信任和合作意愿，选择将更多的钱留给自己，而不是用于与他人合作。这很可能是因为，生理性压力往往意味着潜在的直接生命威胁，此时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而不是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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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个研究发现，当我们面临心理社会性压力时，合作和信任行为可能会恢复（Bernadette von Dawans，2018）。例如在志愿者在把手放入冰水中的同时，面前如果坐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在客观、中立地观察和评价自己的行为，这时，志愿者的生理性压力就转化为了心理社会压力，面对社会评价的志愿者在此后的合作投资任务中的表现，与没有压力时是一致的。

因此，心理性压力可能会增加合作、分享、信任等亲社会行为（Bernadette von Dawans，2012）。在另一项实验中，实验者让志愿者在两名身穿白大褂、面无表情的面试官面前进行一场求职演讲，演讲结束后再让被试完成一系列算数任务，这个精心控制的场景将会产生较大的心理社会性压力。触发压力后，志愿者在接下来的合作投资等任务中，表现出了更高的合作、分享意愿，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也有所提升。 

这很可能和我们对于心理社会性压力的不同解读方式有关。例如，需要在人面前演讲虽然有“丢脸”的威胁，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我们自己选择进入这样的压力场景的，我们往往将它视为一种挑战，即它很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潜在的好处（例如让自己的观点被更多人聆听和接受）。此时，我们可能会更倾向于信任他人以及选择与他人合作，首先合作往往意味着对于更好结果的追求；其次，当我们进行一些例如演讲之类的社会任务时，我们可能会感知到一些糟糕的表现，或是对于社会评价或与他人关系的负面影响，通过表现出合作、信任，我们可以很好地恢复自己的社会形象及与他人的关系。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生理性压力和心理性压力很可能诱发不同的选择模式，这很有可能是进化的结果。生理性压力的结果往往用战斗或逃跑模型（Fight or flight）来解释。这个模型最早由心理学家Walter Cannon提出，是指当人类感知到有害事件、攻击或生存威胁时出现的身体响应时，会为之后的战斗或者逃跑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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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祖先在打猎时遭遇野兽，他们会评估自己是否有能力杀死它，有能力杀死野兽的人可能获得更多食物资源，以为自己和后代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没有能力杀死野兽的人也会在第一时间选择逃跑，以保存自己；而错误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贸然选择战斗的人，则很有可能成为野兽的“盘中餐”，他的基因也就在进化过程中丢失了。也就是说，生理性压力发生时，人们很可能首先考虑自己如何迅速作出反应来保全自己，而不太会考虑到别人。根据心理学家Shelly E. Taylor的理论，这种倾向在男性中很可能更加明显，因为在大自然中照料后代的往往是女性，所以危机来临之时，女性更可能首先想到孩子的安危，其次才是自己的安危。

心理社会性压力则很可能激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制。首先心理社会性压力的发生就意味着人已经处在社会群体中，考虑人与人的关系是无法避免的，Taylor因此提出了照料与结盟（Tend and befriend）的模型：有时面对急性压力时，我们会选择照顾自己的孩子，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与群体内有同样需求的人结盟，共同抵御危险。因此，面对心理社会性压力时，人们很可能更倾向于团结互助，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帮助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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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制很可能强烈依赖于我们的生理基础。生理性压力源较大程度地激活了人们的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SAM轴），导致大量儿茶酚胺类激素（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的分泌。这些激素会抑制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例如环境评估、决策执行和情绪调节很可能受到损害。同时，这些激素也会改变奖赏系统，导致人们对于信任和分享的不敏感。而与生理性压力相比，心理社会性压力更多地激活了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HPA轴的激活增加了皮质醇、催产素等激素的分泌，而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外源性的还是内源性的催产素都可以增加人们的亲社会行为。

压力并不会改变你，只是让你更真实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进行判断和选择的场景。我们的大脑负责决策的有两个处理系统：一个是“直觉式”系统，它的特点是依赖过去经验，速度较快，节省心理能量。但同时，基于“直觉式系统”思考问题，有时也让我们来不及对当下所处的特殊情境进行准确判断，而是依赖过去经验过早作出选择，很可能会作出不理智的冲动性行为——生活中很多的思维定势、决策偏差都与直觉式系统有关。第二个系统是“深思熟虑式”系统，这个系统严格遵循逻辑规则，能够让我们根据当下对于情境的详细分析和梳理，做出相对最优化的判断和反应，但它花费的时间较长，消耗的心理资源和能量较大。 

在面对压力时，我们常常会使用“直觉式”系统进行决策，这会让我们本能的、内在的思考方式更容易地表露出来（Yu R，2016）。这种压力下的“直觉式”思考方式让我们不再掩盖自己的本性，表现出更真实的自己。如果你平时就是一个习惯于采取亲社会行为的人，压力下的你会更倾向于迅速作出亲社会的行为；但如果你本身就不信任他人，对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没有什么兴趣，在面对混乱时首选想到的是如何攫取个人利益，那么面对压力时，你很可能会更容易释放自己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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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压力是把“双刃剑”，它的好与坏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评估和我们自身的特点。当我们把压力评价为一种威胁时，我们常常不愿相信他人、不愿与别人合作，却又感觉孤立无援。但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挑战时，我们可能反而会积极与他人合作，以获得更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原本的信念就是与人为善，那么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我们都会更加团结。当我们面对压力时，别忘了勇敢地寻求社会的帮助，有时候别人的关怀会比孤军奋战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Dickerson, S.S., Kemeny, M.E., 2004. Acute stressors and cortisol responses: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synthesis of laboratory research. Psychol Bull 130, 355-391

FeldmanHall O, Raio CM, Kubota JT, Seiler MG, Phelps EA. The Effects of Social Context and Acute Stress on Decision-Making Under Uncertainty（2015）. Psychol Sci. 26: 1918–1926

Taylor, S. E. (2006). Tend and befriend: Biobehavioral bases of affiliation under stres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273–277

von Dawans, Bernadette, Fischbacher, Urs, Kirschbaum, Clemens, Fehr, Ernst, & Heinrichs,

Markus. (2012).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Stress Reactivity: Acute Stress In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in Huma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6), 651–660.

von Dawans B, Trueg A, Kirschbaum C, Fischbacher U, Heinrichs M (2018) Acute soc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