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从上游把“约会强奸药”严管起来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通报“女顾客遭男伴‘下药 ’”事件，“下药”男子已因涉嫌强奸罪被刑拘。“约会强奸药”也因此再度引发公众的关注。

虽然这次深圳案中使用的药物，是犯罪嫌疑人从境外购得的、所谓“改善女性性冷淡”的药物，但是，更多的“约会强奸药”“迷奸药”绝非噱头，可能是真材实料的精神类、麻醉类的“猛药”，社会危害相当严重。

据媒体报道，约会强奸药一般含有三唑仑、氯胺酮、γ-羟丁酸（GHB）、氯硝西泮等物质。按照国家药监局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公布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三唑仑、氯胺酮、γ-羟丁酸（GHB）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氯硝西泮属于“第二类精神药品”。上述药品如故意脱离医学目的进行使用，则属于毒品。

如媒体评论所言，约会强奸药勾连着上下游各种犯罪，“是一个臭不可闻的渊薮”：上药游卖家在线发布‘迷奸视频’做噱头广告，兜售违法药品。中游卖家在线指导用药，交流用药心得，这已经涉嫌刑法所明确规定的‘传播犯罪方法罪’。而下游就是迷奸得手之后，各种迷奸视频被发布到情色网站，为各种网络赌博、售假吸引流量。

近年来，虽然职能部门深入开展此类药物的治理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约会强奸药隔三差五就会卷土重来。譬如GHB在2005年被认定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因“发生滥用，已经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2007年被调整为“第一类精神药品”。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将其列入“其他毒品”的范畴。但是，浏览新闻可知，GHB贩卖活动依旧猖獗。氯胺酮更甚，据调查，近年来滥用氯胺酮人数不断增长，目前已上升至第三位，仅次于甲基苯丙胺和海洛因。

于是，加大刑事惩治力度成为治理路径的优先取向。譬如2016年4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氯胺酮的定罪量刑的数量标准下调为原来的二分之一，等于让氯胺酮的定罪标准翻了倍。

严刑峻法有威慑教育的功效，但不能用事后的刑事追究来代替事先防范，还应针对这些“约会强奸药”动用刑法+其他治理措施的协同并进，比如在医药管理层面上严管，从上游管住这些精神药品，避免它们的“黑化“，避免它们的被滥用。

《精神药品与麻醉药品管理条例》第60条规定：“对已经发生滥用，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在一定期限内中止生产、经营、使用或者限定其使用范围和用途等措施。”主管部门可以依法限用，乃至命令停产这些“约会强奸药”。

事实上，三唑仑、 GHB类药物既未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又未列入2019年发布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这意味着上述两类药物在使用上并没有不可替代性和优先性，哪怕依法禁用、限用也不会严重影响正常的医疗行为。

所以，国家药监局不妨按照《精神药品与麻醉药品管理条例》第60条的规定依法中止三唑仑、 GHB的生产、经营、使用或者限定其使用范围和用途。同时，还要尽快组织医学、药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禁毒专家评估现行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尽快将毒品属性明显，且可被替代的药物品种清除出去，从上游把“约会强奸药”严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