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后的叙利亚，一个分崩离析的平民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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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姚璐

编辑 | 刘成硕

自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爆发以来，反对派、ISIS（伊斯兰国）等组织与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展开了持续数年的武装冲突。据估计，截止至2017年底，内战已经造成了约40万人丧生，1100万叙利亚人被迫逃离家园。

而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叙利亚人口最多的工商业中心城市阿勒颇，内战期间却频繁作为战争焦点登上国际新闻头版头条。自2012年7月反对派攻占阿勒颇城区开始，长达4年半的阿勒颇战役就此打响。

如今，登上阿勒颇城堡，目之所及便是被战争摧毁得面目全非的老城，那些本该坚硬的钢筋水泥，在炮弹的蹂躏下，像是被揉成一团、随处丢弃的纸团一样，脆弱、不堪一击。

城堡所在的阿勒颇老城，是世界遗产。千百年来，人们穿梭在百转千回的小巷里，清晨买上一叠新鲜出炉的馕，中午循着宣理塔的声音去清真寺祈祷，傍晚牵着家人的手四处散步。 

可如今，这流淌着历史的老城却已经人去楼空。街道两边的商铺早已被废弃，只剩下满是子弹孔的卷帘门和一堆垃圾；有的小巷子被脆裂的石头堵住，已经无法通行；有的居民离家前用石头堵住家门，防止自己的房子变成军事堡垒。只有少数依然在此生活的人们，坐在废墟之中喝茶聊天，他们告诉我：“现在已经比战时“干净”多了，因为尸体已经被清理完毕。”

老城里许多小巷都堆满了碎石和垃圾

原本的市场只剩下满是子弹孔的卷帘门和一堆垃圾

逃难的人们用石头堵住家门口，防止成为军事堡垒

老城废墟里喝茶聊天的人们

确实如他们所说，如今，除了阿勒颇老城之外的区域，已经大体从战争中恢复了。虽然路边经常能看到触目惊心的废墟，但出租车、公交车已经恢复运营，没被炸毁的店铺都正常开业，阿勒颇大学也已经恢复了教学。在阿勒颇城堡外的广场上，有卖棉花糖、爆米花和玉米杯的小摊贩，也有体面的咖啡店和水烟店。日落时，人们若无其事地拖家带口到广场散步、踢球、玩滑板，即使身后就是大片废墟。

主干道上正常行驶的车辆在阿勒颇城堡前的广场上踢球的孩子

Nowar是我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旅行时的沙发主，战争期间，她独自离开了位于阿勒颇的家，逃到了贝鲁特生活、工作、学习。她曾告诉我：“战时，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面包和酸奶都需要去抢购。炮弹有时会从天而降，炸到附近的街区，家里就像一直在地震一样，最激烈的时候，爆炸和巷战时常发生，有一次上街，我眼睁睁地看着马路对面的朋友被飞弹炸死了。”

大量难民与Nowar一样，被迫离开故土，逃亡到土耳其、约旦、伊拉克、欧洲等地，以求保全生命。

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如今只剩下寥寥一点点烟火气。战争彻底改变了这个原本开放富庶的城市，也彻底改变了阿勒颇居民的人生轨迹。

战争使人孤独：Issam的故事

当我坐大巴抵达阿勒颇时，Nowar的父亲Issam开着车来接我。

Nowar告诉我，她的父亲Issam是个工程师，曾在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工作过，也在高校里任过教职。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收入和社会地位在阿勒颇着实算得上中产以上阶层，除了自住房之外，还有好几处房产。但是，一帆风顺的日子随着内战的爆发和父亲的失业而彻底改变。Nowar说：“爸爸有很长一段时间总是沉默不语，头发也很快变白了。”

满头白发的Issam从一群拉客的出租车司机里挤到我面前，帮我把登山包从大巴车的行李舱拿出来，示意我跟着他上车。或许是因为叙利亚局势逐渐好转、也或许是因为Issam已经适应了生活的骤变，从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Nowar所描述的那种郁郁寡欢了。

上车后，他和我寒暄了一会，马上就聊起了战争。他告诉我：“内战期间，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以前5叙磅一包的烟，如今要卖到150叙磅，涨了30倍，但工资却只涨了2-3倍。”如今，已然到了退休年龄、本可以安度晚年的他，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办法继续挣钱。他告诉我，为了贴补家用，他只好把家里的几处房产出租，甚至把自住房的地下室和后院都打造成了学生宿舍，出租给阿勒颇大学的学生。

谈话间，我们就到了Issam那位于阿勒颇北部的家。这所大房子靠近阿勒颇大学，附近的街区安静、雅致，并没有什么战争痕迹。一进门，三只小猫就在院子里东躲西蹿，Issam笑笑说：“它们是附近的野猫，时常来这里串门蹭饭。”他边说、边为我打开了通往客厅的门。

客厅并不大，摆放着沙发、茶几、电视，还有一台用柴油作为燃料的取暖机。12月的阿勒颇阴森寒冷，温暖的客厅一下子驱赶了我的寒意。Issam边打开取暖机检查柴油是否需要添加、边跟我说：“以前柴油只要7.5叙磅，现在贵达275叙磅，穷人家根本用不起取暖设备。”

Issam家的客厅

Issam先把我带到住处——后院的一个用于租赁的小房子。小房子被联合国难民署分发的防雨塑料布包裹着。在这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一个衣橱、一个沙发和两张小床，房间外有一个很小的简易厨房和卫生间。

Issam告诉我：“这里住着一个在阿勒颇大学学习的库尔德女孩Susi，会说英语，人也很好，你这几天就和她一起住吧。其他租住的女孩们都住在地下室，有空你也可以和她们聊聊。洗澡的热水每个周五才对这些女孩开放，但你如果要洗澡，随时来客厅和我说就好。”

库尔德女孩Susi听说我可以随时洗热水澡，问我能不能洗之前通知她，让她能在我洗完后，用剩余的热水也冲个澡。我自然一口答应，并且每次都洗得飞快，这样就可以多留一点热水给她了。

两边靠墙分别放着单人床，中间是一个衣橱和一个沙发

这间没有窗户的屋子寒冷得像个冰箱。虽然屋里有一个取暖器，但电力并不总是稳定，尤其是雨天或用电量高峰的夜晚，时常会整夜整夜地断电。住在这里的好几个夜晚，我和Susi只能一边企盼着“来电”、一边瑟瑟发抖地各自蜷居在床上。

Susi是来自叙利亚东北部城市哈塞克（Hasakah）的库尔德女孩，由于战乱，她的家人已经移居到伊拉克北部，只留下她独自一人在阿勒颇大学学医。

“你一个人呆在这里不害怕吗？虽然政府军已经宣布收复了阿勒颇，但还是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我问她。

她笑笑说：“但生活总要继续啊，难道我们的人生计划要因为战争而彻底改变吗？”

在叙利亚，人们对战争的淡定总是出乎我的意料。如同Susi一样，我遇到的许多年轻人提起战争时总是一笑而过。他们会向我描述榴弹在脚边爆炸的场景，向我描述街头发生爆炸时人们四窜而逃的时刻，但他们更乐于与我分享学业、人生计划和日常生活。“外界总是认为战争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自己的人生。”Susi告诉我。

她的床头和沙发上堆着许多书籍，没课的日子，她就蜷缩在这冰冷的小屋里，读书、做笔记、准备考试。如果哪天电力稳定，可以开一下午取暖器，她就会笑容满面地跟我分享喜悦。独自在外求学孤独而艰辛，再加上战争的影响，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实属不易。

战争影响的当然不止是年轻人，也深深影响了原本富裕的Issam一家。家里厨房的料理台上，摆满了几十个装满水的大瓶子，Issam告诉我：“一星期只有一天的自来水是干净的，所以我们会在那天收集许多水，用来做饭、泡茶和饮用。”

每天晚上， Issam的妻子都会为我准备简单的晚餐，主食一般是炒饭或馕，配菜会有茄子泥、野菜、腌菜、沙拉等，很少出现肉类。

在Issam家的日常晚饭，有饼、茄子泥、炒饭和蔬菜

我和Issam边吃饭、边聊起他的家庭。“内战前，我、我妻子和四个女儿都住在这里。五个女人的家有多热闹你可以想象吗？”他哈哈大笑起来，但马上笑容就僵住了，“但是，战争爆发之后，我的三个女儿都陆续逃去了国外，你认识的Nowar去了黎巴嫩贝鲁特，另外两个女儿如今分别在德国和阿联酋，我身边只剩下妻子和一个女儿了。这几年，很多亲戚朋友也都逃难了或去世了。你去过很多阿拉伯国家，应该知道，我们阿拉伯人喜欢走亲访友、阖家团圆，过去我们家几乎每个晚上都会有人来做客。但现在，有往来的朋友已经不多了。”

正如Issam所说，阿拉伯人非常喜欢热闹，尤其是周末，家里总是挤满了亲戚和朋友，茶几上永远都会堆满瓜子、花生、饼干、甜点，男人们聚在客厅里，一边饮茶、抽水烟，一边谈天说地；女人们聚在厨房或餐厅里，一边为大家准备茶水，一边嗑瓜子聊天。

“那你的女儿们这些年会回国探望你们吗？”我问道。

“Nowar偶尔会回来，因为贝鲁特距离阿勒颇比较近，另外两个几乎就不回来了。我也希望她们暂时别回来，为什么要冒险回来呢？”说罢，Issam抬起头、眼神空洞地望着阳台，说道：“圣诞节快到了，以前，我们都会买很多装饰品、LED灯，把家里布置得花花绿绿，但今年，我连圣诞树都没买，因为没有人了。”

说到这里，客厅突然一暗，又停电了。黑暗多少掩饰了一点我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安慰他的尴尬。

如今，叙利亚约10%的人口是基督徒 。相比于中东其他国家，叙利亚在宗教上比较开放包容，教堂和清真寺比邻而居，圣诞节已经不再是只属于某个宗教的节日了，就连Issam这种穆斯林家庭，也会庆祝圣诞节。

晚饭后， Issam安静地坐在沙发上，边抽烟边看电视。他对电视节目并没有太多兴趣，但电视制造出的声音，多少能化解一点生活的冷清。

战争使人孤独，但孤独又何尝不是最好的结局？因为更多家庭，不仅孤独，还要面对贫穷和死亡。虽然Issam孤独，但至少他还有大房子、有电视、有食物、有暖气、有生活必需品。战争中的人们没什么选择权，只能不断降低底线，靠着仅存的那一点希望和安慰，努力地活下去。

战争使人颠沛流离：Nowar的故事

Issam的女儿之一Nowar是我2016年去黎巴嫩旅行时的沙发主。她在沙发客网站的自我介绍里，说自己是一位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电影制作人”。这个鲜少有阿拉伯女性涉足的职业，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给她发私信，询问是否能够与她同住几天。她一口答应了。

Nowar租住的房子所在的街区，一半时间都会停电、停水，能不能洗澡完全看运气，也没有Wifi。不像大多数热衷于做饭的阿拉伯女性，Nowar租住屋的厨房几乎没有任何厨具，除了偶尔切个水果外，厨房基本等同于闲置状态。我问她不自己做饭吗，她笑笑说：“我不喜欢做饭。”

勤于打工、不爱做饭、又是“电影制作人”，她果然是一个非常另类的阿拉伯女性。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前，Nowar曾做过一年新闻记者，对库尔德问题、中东问题、女权问题等都有过一些深入研究。但不久，内战就爆发了，她原本富裕的家庭一落千丈，家庭的支柱——父亲Issam，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只能赋闲在家。但好在他们还有几处房产，战时还能靠出租房子勉强维生。

为了逃避随时可能发生的巷战、爆炸和榴弹，她逃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由于战争，叙磅大幅贬值，黎巴嫩的消费又非常高，光是有效期一周的电话卡，价格就比邻国高出至少3倍。父亲已经提供不了任何经济上的支援，走投无路的她只好靠一天打两份工来维持生计，每天从一大早工作到半夜。

纵使她英语流利、工作能力很强，在职场上，她依然因为“叙利亚公民”的身份受到许多歧视。她告诉我，曾经她面试了一家公司，老板非常认可她的工作经验和能力，承诺每月给她1500美金工资，但一听说她的国籍是叙利亚，马上说：“那我只能给你一个月600美金。”虽然她气不过，但为了生存，也只能委曲求全地接受。即使这样，公司都可能随时因为她的国籍而解雇她。

由于难民大量涌入，挤占了黎巴嫩人的工作机会，影响了黎巴嫩的经济和安全，黎巴嫩人对叙利亚人的敌意越来越深。Nowar这样的普通叙利亚公民，不幸成为了受害者。

初来黎巴嫩时，Nowar才25岁，殷实的家庭和父母的关爱让她自小就没遭受过什么挫折。但她原本波澜不惊的生活，就这么意外地被一场始料未及的战争毁灭了。她不仅要面对战争和死亡，独自背井离乡，还要面对这些赤裸裸的“歧视”。虽然愤愤不平，但她也只能屈服于世界的残酷，接受同工不同酬的待遇。

“但是，”Nowar耸耸肩笑笑说：“我的新闻理想还没有被磨灭。我来到黎巴嫩之后，一边努力工作，以期可以支付我的生活开销，一边在贝鲁特的大学里学习电影制作。虽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非常辛苦，但我真的希望可以拍一些纪录片，让世界了解叙利亚战争、了解战争中艰难求生的阿勒颇人民、了解阿拉伯女性所面临的问题。”

2019年上旬，我托叙利亚朋友带给了她一个镜头，以期可以支持她拍摄纪录片的计划。如今，她已经完成了一个讲述阿勒颇战争的纪录片的初剪。她还告诉我，她正在筹备另一部关于阿拉伯女权状况的纪录片，准备以后拿去参加电影节。

“把女孩当男孩去教育”

Nowar的另外两位姐妹，一个跟随丈夫在战时去了阿联酋，如今，她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和英语老师；另一个在丈夫先逃去德国后，独自带着两个当时分别1岁、5岁的孩子，先去首都大马士革办理材料，再去黎巴嫩申请马来西亚签证，最后在马来西亚拿到了德国签证，如今，她正在德国修法律学硕士学位，很快就要毕业了。而留在阿勒颇的妹妹，如今分别在一家银行和一家旅行公司工作，打两份工的她，每天晚上十点左右才会到家。

提起四个女儿，Issam总是一脸骄傲，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位普通的父亲。在阿拉伯社会，传统观念总是倾向于把最好的资源都留给男性。而女孩，除了可以在女性学校接受基础教育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是学会做饭和料理家务，然后在适当的年龄结婚，做全职家庭主妇。

我好奇地跟Issam打趣道：“你的四个女儿都这么独立、强大，看上去非常不‘阿拉伯’啊。”

Issam先是笑一笑，随后非常严肃地说：“是的，虽然叙利亚算是阿拉伯世界里相对世俗化的国家，但大部分叙利亚家庭依然认为女性不需要接受教育，只需要学会成为一个尽职的妻子和母亲。哪怕是一些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毕业后也会因为提供给女性的工作机会稀少、家里的反对等原因而放弃工作，呆在家里。但是，那些不工作、很少出门、没什么见识的女人们聚在一起时，总是闹哄哄的，一直都在讲废话，比如邻居的闲言碎语、吃的喝的、如何化妆和买漂亮衣服，这些谈话毫无意义。”他越说越激动，做出了一个头要爆炸的姿势，耸耸肩说：“你能想象那种场面吗？我太讨厌那样了 。”我笑笑表示认同。

他接着说：“我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亲朋好友都劝我和妻子再试试生个男孩，但我觉得莫名其妙。男人女人都是人，没什么区别。我很喜欢女儿们，从小把她们当‘人’去培养，教她们读书、思考，培养她们独立生存的能力，教导她们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也鼓励她们出去工作，自己养活自己。战争爆发后，那些没任何技能的家庭主妇，只能眼睁睁呆在阿勒颇，祈祷导弹不要飞到自己家门口；或者作为家属，跟着丈夫出国逃难，但在国外，她们依旧没有独自生存的能力，甚至连英语也不会。”

说到这里，他的眼神里流露出骄傲：“但你看，我的女儿们，可以独自办理各种文件，辗转几个国家出国逃难。在国外，她们可以获得学位、找到工作、经济独立，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我知道她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过许多挫折，痛苦过、绝望过，但她们挺过来了。如果她们不是独立的人，人生的选择会少很多很多，甚至可能连生命都保不住。”

Issam谈起这些教育理念时，我眼角泛着泪，同作为女性，我深深明白，在一个保守社会中，能遇到如此一般明事理的父亲，有多么幸运。在阿拉伯社会，我看到过太多被保守的社会传统禁锢在家里的女孩，她们不被传授任何谋生技能和知识，甚至不被允许独自出门。所有的可能性，在她们面前都化为乌有。厨房那一隅小小的空间，便是她们的整个人生。

Nowar告诉我，父亲也因此一直遭受着各种非议，亲朋好友们反复劝他再生个儿子，也有很多人警告他说：“你不该送女儿去学校，不该让她们抛头露面去工作，不该让她们与除了亲戚以外的男性有任何接触和交谈。”但Issam不顾这些闲言碎语，总是坚持己见。

离开阿勒颇前，我郑重地对Nowar的父亲说：“同作为女性，我要替四位女孩感激您这位开明、睿智的父亲。正因为有您那迥异于传统文化的教育观念和细心栽培，她们如今才能从零开始，在世界各地继续她们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