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没有“数商”怎么行？

2020年年初，全球陆续暴发新冠肺炎。截至7月初，全球新冠病毒累计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350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58万，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成了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影响甚至超过了20 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中国借力数据，精准打赢抗疫阻击战

如今新冠疫情持续半年之久，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22万，可见疫情并未有减缓扩散的趋势。对此，各国的防疫工作的开展也有所不同，美国疫情目前形势严峻，确诊病例与日俱增，但部分地区竟然出现了“新冠派对”的活动，令人拍案惊奇。相比之下，中国北京在6月份经历了地区性疫情二次爆发情势，但在不到一个月内其扩散趋势就及时被遏制，截至北京时间7月15日，北京连续10日做到0新增。一方面这归功于国家颁布了切实有效的抗疫政策以及地方社区的强大抗疫执行能力，另一方面医疗救治、辅助筛查、健康卫生、交通管理等不同数据的交叉协同，已经成为抗击疫情的重要支撑。

人类在物理空间之外，正在打造一个新的空间——数字空间。而数字空间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数据。中国大数据第一人、前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涂子沛曾在《数文明》中提出，数据能力是人类文明最底层的作用力之一，其实这种能力就是人类记录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将直接影响文明的形态。确实，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如果没有数据能力做支持，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21世纪的人类生活在这个新的数据空间之中，尤其是当下的2020会让我们觉得每天接触到的数据都无比的精确和真切。它们经过记录、取证、保存、量化、分析、预测从而形成一套独特的衡量标准，对于这个标准涂子沛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数商”。

中国大数据第一人、前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涂子沛

数据是一种新资源，它在释放新能量，这种能量对人和世界会产生新的作用力。而涂子沛定义的“数商”是指对记录数据、组织数据、保存数据、搜索数据、分析数据、控制数据等以数据为对象的能力水平高低的一种衡量体系。数商是“信息商”，是对大数据时代人类获得信息能力的一种度量。它是智商和情商的桥梁，智商和情商都是用一个数量值来表示的，数据在这里，是服务于它们的测量工具。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很多危机和灾难，而如何用数商来抗灾抗疫正是下面要来探讨的内容。人类对抗疫情，数据就是第一支点，也是最有用、最高效的工具和武器。在此之前我们只能靠询问和走访调查，抗疫效率大就会大打折扣，而此时大数据的出现就发挥出它的作用了！此次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很强，当某个人被确诊核酸检测阳性后，就需要对该病例进行14天的行动轨迹追踪，即每天他从哪里到了哪里，在每个地方停留多久，用过何种交通工具，包括日期、航班与车次，还有公交卡、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等，都有数据和记录，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寻找到密切接触者，并对他们进行及时隔离观察。此外，药店也有发烧药和咳嗽药的销售记录，买药、乘车也可能留下手机支付的数据，这些数据也可以辅助公共卫生防疫部门追踪和决策。

在疫情稳定期，复工复产迫在眉睫，人们要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如果存在无症状感染者或病毒携带者，那会引起极其危险的群体性感染。于是健康码应运而生，登记个人信息后大数据技术会分析疫情传播路径和人口流动轨迹从而和个人信息相比对从而呈现出是否存在感染、潜在感染的风险等级。事实上，健康码不仅仅意味着便利，它还顺应着一个过去十年中“缓慢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是人和数据信息正在融为一体。

拯救人类于“霍乱”之中的数据英雄——斯诺

在涂子沛新作《数商》这本书中，作者提到了一位数据英雄——斯诺，他用数据谱写人类抗击流行病历史上的第一段数据传奇。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发明了抽水马桶，但当时并没有一套与之相配的现代污水处理系统。恶劣的给排水条件导致饮用水和污水互相渗透，后来人们才知道，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一种烈性传染病——“霍乱”的大流行。在“霍乱”爆发之初，主流的观点就是“瘴气论”，这个观点认为城市里的恶臭空气是霍乱的源头，很多人主张用除臭剂来阻断霍乱的流行。直到斯诺（John Snow，1813—1858）出现，这个错误才得以扭转，斯诺运用数据和夺走数十万人性命的疾病展开斗争，可以说它是真正对抗“霍乱”的第一人。

斯诺是一名医生，其本业是麻醉。1853 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王子出生，就邀请他担任麻醉师，为皇家服务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斯诺算是一名皇家医生。斯诺尝试解决乙醚麻醉效果不稳定这一问题，于是他制造了一款乙醚吸入器，它通过控制水温来控制乙醚的密度，进而控制病人的乙醚吸入量。为了得到精确的数据，他把刚发明的吸入器固定在自己脸上，释放出乙醚气体，几秒钟之后他的脑袋就耷拉在桌子上。等他一醒过来，尽管双眼迷离，他马上拿起表记下失去知觉的时间。他发现温度每升高20华氏度，乙醚的剂量就应该增加一倍。斯诺把不同温度之下乙醚的强度和用量制成了一张表，以供医生使用。

如果说，贾格尔拥有对数据的信仰和机警，达尔文把记录当作一个常年的生活习惯，第谷拥有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开普勒有不厌其烦、长夜战斗的精神，那么你会看到，斯诺不仅严谨细致，他还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愿意也敢于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去换取数据，他是一位真正的“数据英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配享这四个字的医生，或者说他就是一位真正拥有“数商”的人。

1831年，伦敦爆发了第一次霍乱。整个城市都笼罩在巨大的死亡阴影下，斯诺作为一名麻醉医生，虽然这种传染病跟他的关系不大，但是医者仁心，他开始关注研究这种病。1848年，伦敦暴发了第三次大霍乱。斯诺发现，霍乱患者的最初症状都是腹泻呕吐，他断定，霍乱一定是经口腔进入肠胃的。他推测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但用当时的科学设备，看不到水里的微生物，被霍乱弧菌污染的水，看起来完全和正常的水一样，仍然纯净透明，斯诺无法说服身边的人相信他的判断。

凡是这个世界的事物，表面看起来越是普通日常、容易明白，要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出解释、分析和证明就越难，越需要非凡的能力和思想。斯诺需要的，显然是更多的证据。他深入病区，挨家挨户敲门询问患者和喝水有关的信息。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1848年至1849年霍乱爆发期间，伦敦市共有7466人死亡，其中4001人都居住在泰晤士河南岸，这就意味着南岸的死亡率接近0.8%，是市中心区的三倍，而伦敦西边和北边的死亡率仅仅是0.1%。

斯诺的调查数据表明，饮用A公司水的家庭有1263人死于霍乱，而饮用B公司水的家庭只有98人死于霍乱。当然，单纯比较死亡的绝对人数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些地区住的人多，有的地区住的人少，斯诺又拿每1万户的死亡人数做对比，结论是饮用A公司水的家庭，

每1万户死亡人数是B公司的约8.5（315/37）倍。

斯诺进行的饮用水源分析

饮用不同供水公司的水，每1万户死亡人数就会有高达8.5 倍的差距，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斯诺又追踪了两个公司的水源，他发现，A 公司在流经伦敦市中心的泰晤士河下游取水，而B 公司在上游取水，而当时的泰晤士河，已经被霍乱患者的排泄物污染了。

斯诺能洞察真正的因果关系是来源于他对事实和规律持之以恒的细致追踪。在很多时候，流于表面的观察都无济于事，最高水平的成就来源于一步一步的追踪和死磕。斯诺搜集数据的执着让人感佩。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都没有现成的。搜集数据太难了，就像在风中奔跑，搜集随风飞散的柳絮一样，你需要逐风而行，东奔西走。但对高数商的人而言，这一点是共性：他们都愿意展开搜集数据的行动，都愿意为之付出极大的努力，包括精力和时间，搜集数据所用的精力、体力和时间，可能是分析数据的数倍之多。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倡导“实事求是”。事，就是事实；是，则是规律。实事求是即通过事实分析发现事物的规律。斯诺的方法，可以总结为实“数”求是：把事实记录下来，再通过全面细致的数据来寻找规律。斯诺给后代展示的，不仅是一个高数商的抗疫思路，还有大无畏的英雄行为，他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真正的数据英雄。

《数商：如何用数据思考和行动，并在智能时代胜出》：用故事解读数商内涵

《数商》是涂子沛继“数据三部曲”（《大数据》《数据之巅》《数文明》）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数据是土壤，是基础设施，更是基本要素，而数商则是衡量吸纳带人类是否具备数据意识、思维、习惯和数据分析能力的重要尺度，它衡量的是数据化时代的生存逻辑。

中信出版集团《数商：如何用数据思考和行动，并在智能时代胜出》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说：“大数据已经赋能了一个国家，大数据也成就了一大批互联网企业，那我们自然要问大数据有没有给个人赋能，如何给个人赋能？”他说，读完本书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这样评价这本书，“读这本书就像钱塘观潮。刚觉得大数据时代还是一个潮头，它瞬间就卷到脚下。除了学会游泳，没有别的选择。这本书不仅带你观潮，还教你游泳。”

事实上，本书除了数商在医学方面的运用，还涉及到数商在商业、科学、军事、社会管理以及人际交往等多个领域中的应用。“读数”的技能就像“读字”的技能一样重要，人类开始修炼数商，不仅在面对自然、物理、化学的客观世界时需要数商，在面对情感、艺术和精神的主观世界时，在进行自身修炼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数商。我们用记录和量化的方法来管理自己身体、情绪、朋友和亲密关系以及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在书中，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不同主题的历史传记故事，了解这些高数商个体是如何通过测量、记录和创造性地使用数据来改变人类生活，推动世界发展的。其实讲述故事只是叙事和剖析数商概念的一种手段，而其本质是发掘、学习这些故事主人公的数据思维和方法，再现前人珠玉，以启数界，以育数林。

本文选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新书《数商：如何用数据思考和行动，并在智能时代胜出》，作者为中国大数据第一人、阿里巴巴前副总裁涂子沛。图片来源于《数商》、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