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曼德拉写信的人： 南非棚户区居民运动

曼德拉在1990年代出任南非首任黑人总统，对整个世界而言，意味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然而，他许诺给黑人的土地返还愿景，却远未实现，他的“基于自愿赎买原则”的土地再分配政策，反而使得底层黑人普遍陷入了愈加恶劣的居住环境之中。种族隔离在官方政策中结束了，基于种族的空间隔离却并没有，这便是南非“棚户区居民运动”（AbM运动）兴起的背景。AbM运动在空间正义的斗争道路上，也探索着泛非主义遗产，同时创办了棚户区居民大学 ，和当地社群居民一起研读理论、学习知识，思考生存困境背后的社会结构根源，并将自己的行动系统化和理论化，创造和书写自己的历史。疫情期间，国家封锁，全球社运陷入低潮，AbM运动开始着手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被强行切断的社会联结，引发了阿兰达蒂•罗伊、乔姆斯基、Naomi Klein、Yanis Varoufakis在内的全球左翼学者的声援。美国爆发“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后，AbM运动发布了支持BLM的公开信。无疑，AbM运动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所引发的各地社会抗争中，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借鉴资源。

发行于2012年的纪录片《亲爱的曼德拉》（Dear Mandela）让世界各地关心草根社会运动的人记住了Abahlali baseMjondolo这个南非棚户区居民运动组织的名字。这部纪录片通过讲述底层棚户区居民争取居住权的故事，提供了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社会面临的尖锐社会危机的一个缩影。就像Steve Biko等年轻的黑人领袖曾在反抗种族隔离斗争的历史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南非的青年人再次成为当代社会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

Abahlali baseMjondolo是祖鲁语“棚户区居民”之意。该运动（以下简称AbM运动）起源的标志，是2005年初，南非第三大城市德班市肯尼迪路棚户区附近的一次道路封锁抗议，后逐步扩大到人口密集的彼得马里茨堡市和开普敦市。它是迄今为止南非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棚户居民组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底层人群争取基本的生存权利，并在运动中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理念。 棚户区居民运动，也是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运动之后，在底层民众中掀起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社会运动。

种族隔离、空间区隔以及棚户区居民运动的兴起

1994年4-5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以现任执政党非国大（ANC）为首的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三方联盟以62.65%的多数获胜，曼德拉出任南非首任黑人总统，标志着漫长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种族隔离期间，大部分黑人的土地被剥夺，约85%的土地归当时仅占总人口17%的白人所有。非国大在1994年执政后开始推行“基于自愿赎买原则”的土地返还与再分配政策，承诺要在2000年之前，将30%农业用地归还给南非黑人。当时曼德拉领导的政府为了实现种族的和解，确立运用法律手段和市场机制、采取和平赎买以及自愿买卖等方式进行土改的原则，这一原则被历届政府沿用。但靠市场定价、买卖自愿的土地政策导致土地价格飙升，实际上阻碍了公正的土地分配。并且在土地回收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管理和腐败问题。2017年公布的一项由南非农业联合会区主导的土地所有权审计显示，从种族隔离结束后算起的20余年中，南非政府购买的280万公顷的土地中大部分都未被利用或处于休耕状态。直到2019年，占南非总人口8%的白人，仍持有全国农业用地的72%；而占总人口近90%的非白人，仅持有农业用地的27%。因而事实上，南非的土改一直处于某种停滞状态，而从AbM运动持续多年的斗争中也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驱动下，许多城市的棚户区都面临强行拆迁的命运，这一现状也致使执政党非国大在底层黑人群体中的支持率不断下降[1]。

2005年初，德班市肯尼迪路棚户区的居民第一次组织发起抗议，他们用燃烧的轮胎搭起的路障将N2高速路堵塞了4个小时。这次抗议的直接起因是一块早就被划分给黑人棚户区用于建造住房的土地被售卖给了一家当地企业。抗议活动的发起人认为，曼德拉在1994年的土地承诺非但未能实现，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多数黑人面临更加恶劣的居住环境。肯尼迪路棚户区不仅没有基础的水电和卫生设施，几乎每天都面临着推土机的威胁，有关部门和资本集团不断逼迫他们搬迁到远郊的临时处所。

那么，为什么肯尼迪路棚户区面临着频繁拆迁并持续受到本地权力机关的格外打压？

肯尼迪路是德班市的主要交通干道之一，这条路上的的几个棚户区主要集中于一个大型垃圾处理场和一片中上层为主的大型住宅区Clara Estate中间。住在棚户区里的人，大多从事两类工作——或是从这里去隔壁的高档住宅区做女佣和花工，或者去垃圾场捡拾垃圾。（这种城市空间结构分布在南非十分典型。过去几年中，几次在南非自驾经过的十几个城镇，几乎都能见到高档住宅区中间零星分布着成片的棚户区。棚户区居民是这些住宅区的主要家政服务提供者。）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路的这些棚户区并不直接紧邻肯尼迪路主干道，而是在这条路附近的山坡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片土地显得炙手可热。因为南非的许多高档住宅区都会在山坡上选址，这里视野极佳，自然是房产开发商的首选。

2006年3月，肯尼迪路棚户区居民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抗议，通过号召人们不参与投票来抵制当年的选举活动，运动的标语是“没有土地、没有住房，就没有选举”。这些运动与约翰内斯堡的“无地人民运动”、开普敦的“反强拆运动”形成此起彼伏的呼应。底层人群一旦开始抵制投票，就会给执政党带来选票冲击。时任总统姆贝基号召人们停止抗议，但运动规模扔不断扩展，同时也遭到了更多来自市政及警察的袭击和威胁。

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驱动下的强行拆迁，某种程度上和种族隔离时期的“多余人口”话语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南非经济高度依赖采矿业和金融业，极端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一直在加剧。贫民窟里的居民因为拒绝搬迁到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和教育资源的远郊，被认为是道德败坏和行为涣散的城市冗余人群，极大地阻碍了力图实现“没有贫民窟”目标的当代南非城市建设规划。

2009年，AbM棚户区居民运动取得了一次重要的阶段性胜利。南非夸纳省颁布了一项“贫民窟清除法案”（KNZ Slum Act）。AbM棚户组织认为这一法案违宪进而将政府告上法庭，并且最终胜诉。

Foreman Road 棚户区的一次集会

作为日常苦难的“第三力量”：一种新的政治语言 ？

S’bu Zikode, 是棚户区居民运动的第一任领导者。在被选为抗议运动的第一任主席时，他刚年满三十岁。Zikode出生于德班郊区，1997年搬入肯尼迪路棚户区。在领导棚户区运动前，他曾是附近加油站的工人，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组织抗议运动被解雇。 现在Zikode已经是南非知名的公众人物，在电视、电台、报刊专栏上经常能看到他的名字。在长期的运动中，Zikode 发展了一套法农式的运动领导方式——领导者不是要去直接领导人民，而是要在人民自我认知的过程中给予协助。他认为，这将有助于运动主体从集体层面完成自我认知，而非依赖外来者对运动本身进行定义和掌控。在实践层面，棚户区居民运动建立了自己的民主管理机构——肯尼迪路发展委员会。所有事务由集体的周例会共同商议确定，所有涉及财务的决定均由集体作出，运动所获得的社会捐助主要用来支付打官司和交通等费用，个体、包括运动的领导成员也不可从中获得报酬。

棚户区居民运动得到过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关注，但他们并未在实际层面塑造这一运动。成员们经常自发组织阅读和学习空间权力方面的著作，比如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的作品，但这些活动都不是由学者主导的。他们的一个著名口号是“Talk to us, not for us”。AbM棚户区居民运动的其中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们运动早期就形成了一整套被Zikode称为“第三势力”（Third Force）的政治哲学。

“第三势力”的说法其实是棚户区居民对非国大官方政治术语的一种解构和挪用。上世纪80-90年代，种族隔离结束前，非国大用这一术语指称在夸纳省引发暴力冲突的秘密武装力量，并认为这一势力与右翼联盟，蓄意制造暴力和谋杀。今天，南非频繁的抗议运动也时常被执政党叫做“第三势力”，他们通常声称这些抗议活动受境外势力指使、并与反对党和白人知识分子勾结 [2]。今天，包括棚户区居民运动组织者在内的许多草根社会活动家，常被执政党指责为“第三势力”。 （参见http://sacsis.org.za/site/article/1456）

在阐释棚户区居民运动的政治理念时， Zikode却将这种“污名化”进行了挪用。根据Zikode的解释，第三势力，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底层人民的苦难经验，比如，与6000千人共享6个厕所，需要自己处理排泄物并每日与之为邻；在赶走老鼠的时候，还得时刻盯着孩子让他们不把屋子里的蜡烛碰倒；同整个社区排队使用一个水龙头时还得想着照顾家里生病的老人；提心吊胆地等待下一次推土机的到来，亲手埋葬自己因痢疾或者艾滋病过世的孩子…… Zikode说，所谓第一势力，指的是南非历史上伟大的种族隔离抗争，第二势力是指种族隔离斗争的“背叛者”——暗指当权但渐渐失信于民的国大党。他们非但没有像独立时宣称的那样信守承诺，反而为占据人口多数的黑人底层带来了“第三势力”的苦难恶果。

这也是棚户区居民运动一以贯之的运动语言，他们认为这种理解政治的路径是真正的“人民的语言”。就像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1968，152）中所指出的：如若你只使用法律和经济专业的毕业生才能懂的语言，那么你能轻易证明人民需要上层来治理。但是如果你使用日常的语言…… 你将意识到人民将很快理解所有含义......只要你想让他们懂得，任何事都能向人民解释。他们懂得越多便越敏锐，也就更能意识到，一切都取决于他们。

棚户区居民运动一直坚持底层人民应该用自己的语言为自我发声。这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政治理念和阐释机制，体现了底层社会运动对高度精英化的政治语言的主动背离。“人民的语言”，其实也暗含了他们对当下体制中政策制定者的一种不满。也就是说，棚户区居民运动的组织者拒绝“底层人民不懂政治”的说辞，但他们在行动上也并非试图进入现有的政治等级体系，而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改变政治论辩的经典场域。政治语言应该基于现实，不能成为精英和权力阶层用来排斥他者的抽象术语。

这也是为什么棚户区居民运动在一开始就创办了棚户区居民大学（University of Abahlali baseMjondolo） ，和当地社群居民一起研读理论、学习知识，思考生存困境背后的社会结构根源，并将自己的行动系统化和理论化，创造和书写自己的历史。棚户区居民大学旨在促进底层知识生产、引导运动成员参与政治辩论并质疑传统的精英政治体系，是这一运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第三势力”也就是日常苦难和生存危机所导致的底层抗议行动，其实可以看作是近年来非洲社会运动的一种普遍范式。从2012年初尼日利亚因取消石油补贴而导致的“占领尼日利亚运动”，到2018底因面包价格上涨而导致的苏丹革命，都采用了来自底层的、根植于日常生活的运动语言。这些运动的根源，是底层民众最基本的生存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迫使大量失业青年高呼着“Enough is Enough”（比如，2012年塞内加尔的青年运动口号就是“Y’en a Marre”）走上街头。在其近年来有关社会运动的研究中，Judith Butler（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 2015）指出，作为一种重要的抗争形式，通过走上街头在公共场所集会，人们不仅是在表达一种观点或立场，更是在突显一种身体政治：呈现在公共场域中的，是缺乏庇护的、饥饿的身体，是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和可能性的身体。

纪录片《亲爱的曼德拉》中有这样一幕，在一次棚户区强拆行动之后，肯尼迪路的200个棚户房被大火烧毁，运动的发言人Mnikelo Ndabankulu说，我们之所以上街抗议，既无关名利，也并非渴求权力，更不是要刻意对抗权威。仅仅是因为生活。而这[我们日复一日的遭遇]，根本无法被称作生活。

疫情下的棚户区运动

开始着手写这篇介绍文章的时候，我还在进行这学期的网络授课。在讲到近年来非洲青年的流行文化社会运动时，有学生提出了一个非常相关的问题：在疫情背景下，非洲的社会运动和日常政治实践，是如何进行的？

从南非开始全国戒严，我也一直关注棚户区居民运动的动态。疫情之初，南非的社交媒体上曾一度出现社会各界“团结抗疫“的表象，公民社会组织似乎陷入了沉寂。其实，疫情下如何开展社会行动这个问题本身，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比如，南非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组织Tshisimani（http://tshisimani.org.za）发起了一系列的线上教育课程和相关的讨论，包括疫情下社会运动应该如何组织和动员、社会危机中的艺术实践等迫切的议题。

这些讨论的一个共识是，疫情并不能成为阻止社会运动的缘由。与之相反，在包括南非社会在内的许多非洲或南方国家而言，社会运动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南非学者Andries du Toit指出，非洲抗击传染病的诸多社会经验表明：医生和社交隔离不能拉平疫情的曲线，只有社会运动才能做到。在非洲要抗击新冠，需要一场新的以本地现实为根基的、尊重基本人权的社会运动。因为在大量的棚户区，人们需要的不是警察和士兵的暴力执法，而是真正去他们的社区，教会他们如何抵御病毒、传授卫生知识、给予他们防护设备及物资救助的人。

在疫情之下的非洲，各国执政党纷纷宣布国家进入临时紧急状态，然而这些看似果断的决策实际上问题重重。各种新闻媒体中，人们发现大量底层民众似乎对政府的决策“不屑一顾”，这背后的原因并不是他们的知识背景不足以理解高危传染病的常识。试想后殖民时代非洲城市中大量的棚户区居民，哪一天不是在应对危机状态？和他们所面临的日常危机相比，新冠肺炎并没有更加急迫或危险。包括社会学家Elísio Macamo等人在内的多位学者先后指出，严苛的戒严措施并不能为非洲争取时间，只是剥夺了大量人口的生存资源和社会联结，会带来更大的次生灾难。

戒严开始之后，南非棚户区居民运动首先着手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这种被强行切断的社会联结。他们发起了“食物团结项目”，建立社区公共厨房、通过各地分支机构向各大型棚户区发送免费食物。值得注意的是，与政府”将南非人置于首位”的说法不同，他们在行动中强调，在疫情之下，外来的非洲移民更加需要包容。这些外来移民中许多主是来自津巴布韦、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刚果（金）、尼日利亚、索马里、安哥拉等国的非法移民和难民。近十余年来，伴随着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不断激增的失业人口，南非社会排外情绪日益高涨，多次爆发大规模的排外暴力事件。AbM棚户区居民运动一直强烈反对这些排外行为，他们曾多次与不同国家的移民社群共同组织游行活动支持外来非洲移民。在棚户区居民运动对排外暴力进行反思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他们曾尖锐地分析道，当下的排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种族隔离制度建构起来的二元身份制度（黑人与白人、外来与本地等）的历史遗留，外来的黑人移民，不应成为南非当下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从这个层面来看，棚户区居民运动似乎真正地继承了泛非主义的精神内核。

AbM运动在棚户区发放食物包裹

每年4月27日是南非的自由日（Freedom Day），这是一个为纪念种族隔离的结束、第一次不分种族全民参加投票而设立的公共节日，也是南非的国庆节。这一天棚户区居民运动都会在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当然，棚户区居民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一直将这一天叫做“非自由日”（UnFreedom Day），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提醒公众南非仍有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疫情，棚户区居民运动被迫取消了今年的集会活动。

截至7月19日，南非已经成为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确诊人数最多的五个国家之一，是每十万人中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总病例数占了整个非洲大陆感染数量的一半以上。尽管南非政府曾在疫情传播的早期采取了极为严苛的戒严政策，但目前病例数仍以每天数以万计的规模增长。讽刺的是，疫情极大地影响了公共集会活动，却未能阻止针对棚户区的强拆行动。从戒严开始，各地的棚户区居民依然面临持续不断地骚扰。南非公益法律机构Ndifuna Ukwazi开始为各大棚户区居住权组织提供系列讲座和免费咨询服务，为棚户区居民提供具体抵抗驱逐的法律援助。同时，他们也根据相关数据制作和公布南非的疫情地图，他们制作的疫情图显示，和美国情况类似，在感染的重灾区感染数量与种族和家庭收入直接相关。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多位知名学者联名发起倡议支持AbM运动

诚然，通过网络开展社会运动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过在疫情期间，棚户区居民运动似乎得到了更多公众关注。他们发布于Facebook的动态更新，在疫情之前平均每条信息有1万左右的阅读量，在疫情期间高达30万。这些在线活动中所强调的联结也突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南非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开始与印度和巴西的底层公民居住权组织进行更为密切地互动，沟通借鉴斗争经验。黑命攸关运动在美国的爆发，也引发了南非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回应。（6月16日是南非的青年节，尽管疫情正处于急剧增长阶段，当天也一直下雨，我在约翰内斯堡外出时发现，许多路口都聚集有南非的青年人举起“Black Lives Matter”的牌子。）AbM棚户区居民组织也发表了公开信支持这一运动，并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合作发起永远禁止特朗普涉足南非的请愿。

德班的棚户区居民将南非Abahlali baseMjondolo运动与巴西的无地工人运动(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Sem Terra) 旗帜一起悬挂在他们的棚户区中。

南非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反对党之一“经济自由战士”（EFF）主要的政治主张便是无偿征收白人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他们也因为这一倡议获得众多支持者,成立于2013年，但现今已成为南非第三大政党。 图为6月8日，EFF政党组织人们在美国驻南非大使馆门前抗议，支持美国的黑命攸关运动。

“第一个曼德拉是耶稣基督，第二个曼德拉是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本人，而第三个曼德拉，是这个世界上的穷人。”(R. Patel and R. Pithouse, 2005, “The Third Nelson Mandela”) 在一次为欢迎被捕的运动成员回家而举办的庆祝活动中，棚户居民运动的第一任领导者S’bu Zikode曾这样说道。在许多南非人看来，曼德拉是救世主的化身，他漫长的牢狱生涯是民族国家斗争的隐喻，他的出狱也象征着彩虹之国新南非的诞生。但是，对棚户区居民来说，种族隔离的终结并未打开他们身上的枷锁，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远未终结。

过去的十五年时间中，Abahlali baseMjondolo棚户区运动的组织者几乎每天都在他们的网站和公共平台发声，记录每一次庭审、驱逐，每一次抗议、被捕，每一次辩论和反思。他们在真正意义上自主地建构了人民运动的历史。

这些年来他们的每一篇更新，都像是写给逝去的伟人曼德拉的公开信。

[1] 现任总统拉马福萨上任之后开始推进宪法修改，允许无偿征收白人土地。他将土地再分配作为自己执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成立了新的土地问题委员会区，改革土地政策，逐步实施无偿征收土地的政策，实现土地再分配。在2020年发表的最新国情咨文中，拉马福萨再次承诺将尽快推动无偿征收土地的法案，并且政府将在一年内释放70万公顷土地用于农业生产。

[2] 在执政党的这种“第三势力”说辞中，会将当代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矛盾遮蔽、简化为黑白二元对立的种族关系。在权力机构对AbM的诟病中，多将其描述为被白人知识分子利用、受其 “蛊惑”和控制而成立的组织，这一说辞实际上延续的是种族隔离时期旧的话语体系，并且从根本上否认底层公民社会组织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