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族的宗女和媳妇：前者如天之骄女，后者处境可怜

一般清朝皇族出身的男性称“宗室”，女儿则称为“宗女”。宗女的地位如天之骄女，在清代笔记、文集中常记载满族未婚女子特异行径，譬如着男装、拜把子、听戏、跑马、赶庙等。好像这些女子地位非常高而且自由自在。可是，从玉牒上统计出生自皇族家庭的宗女，并不是每一位都顺利长大成人。尤其到18世纪后半叶，皇族多数人仰赖养赡银两度日，必须严格筛选所有出生小孩，女婴自然成为牺牲对象。李中清教授等研究皇族婴幼儿的死亡率，发现新生女婴的死亡率比男婴高得多，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有三分之一的女婴未满月就夭折了。这个数字和辽宁农村的女婴死亡率相当，是溺婴行为所导致的高死亡率。可是，当皇族家庭中的女婴年满1岁后即得到细心照顾，譬如注射天花疫苗。李中清教授也发现皇族1至4岁的女孩死亡率，由17世纪末的三分之一降为18世纪末的十分之一。女婴高死亡率是否完全是溺婴因素，本章将于皇族妇女育儿习俗中详加讨论。

皇族的女儿们大都没有名字，仅以“大妞”称呼。女孩长大后，很少看到她们就学的纪录，宗人府所设的左右翼宗学不让宗女子就读；家里设私塾的家庭，只在溥杰回忆录中提到和妹妹念书的经验。满族风俗女子不读书识字是普遍现象，如《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也识不了几个大字。又如薛宝钗劝戒林黛玉说：“咱们女孩家不认字的倒好，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

满族的姑娘在家庭中地位特别高。据《清代满族风俗史》的描述：“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坐，小姑侧坐。父母兄嫂皆尊称之为姑奶奶。”而嫂子弟媳怕小姑、大姑比怕公婆还厉害，伺候稍有不周到，马上会挨一烟袋锅子。北京谚语说：“鸡不啼，狗不叫。十八岁大姑娘满街跑。”姑奶奶盛装艳服，杂坐于茶棚，的确与汉人严格训练女孩的教育方式大不相同。在《宗人府说堂稿》中有一段辅国将军钟保之女三格格与伊叔和硕简亲王申保住的对话，可见宗女骄纵、淘气的性格。乾隆十三（1748），三格格至佐领巴彦泰家取钱，巴彦泰到王门值班，三格格到简亲王家找人，太监茹奕言：“巴彦泰不在此地”等语。简亲王闻之言，格格有话进来说罢。三格格言：“令我进去何为，难道他耳背听不见？”茹奕告诉亲王，亲王又派茹奕问格格曰：“尔父为谁，我为谁。”格格言：“何必问我，去问尔王。”简亲王一气之下叫人殴打三格格。钟保之女便控告简亲王殴伊，经宗人府参奏后，简亲王被革王爵。殴打三格格的太监茹奕、赵喜、格贵等人交付慎刑司治罪。

《红楼梦》中描写史湘云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及王熙凤自幼假充男儿教养。事实上清代的满族女子的确有此习性，未婚的姑娘们常穿男装，模仿男人举止，盛行拜把子的风气。结拜者依年龄大小称大爷、二爷等。杜如松记载肃亲王善耆的儿女们行为放荡不羁，肃亲王的大格格保书舫时常女扮男装，行围打猎、驱车跑马、听戏、赶庙、逛二闸及看打鬼等。肃亲王的二女儿入了日本籍，改名川岛芳子，是有名的女间谍。

在皇族家庭中的姑娘们可能比汉人家的千金小姐自由，可是当了皇族家的媳妇却十分辛苦，地位也低。即所谓“未字之女最尊，若出嫁后则又等闲视之”。当媳妇的每天都得鸡鸣即起，先到公婆的房中给公婆装上香烟，然后开始操持家务。中午、晚间照例装烟，公婆一日三餐都要站着侍候。《红楼梦》记载贾府的各种宴会，贾母上坐，姑娘们侧坐，媳妇们像王夫人、李纨、王熙凤等人于旁侍候，可以说明满族姑娘和媳妇的家庭地位迥然不同。

宗室福格在《听雨丛谈》一书提到，八旗妇女初嫁及岁时喜庆，娘家父母兄弟所馈赠的礼物，当媳妇的必须先献给舅姑，舅姑赐还才敢接受。接受后也不可占为己有，须分给其他妯娌。

皇族家庭的媳妇难为，我们看到几件离婚案件，都是媳妇被休回娘家，处境相当可怜。有一位是桂轮的妻子，据桂轮说其妻个性疏狂，不能悦事翁姑。桂轮岳父舒灵安则说，素因婆媳不和，本夫不能管束。以满族姑娘豪放洒脱的个性要适应婆婆严格管教，的确略有困难。后来桂轮之妻可能承受不了压力，便罹患精神异常的病症。桂轮提出离婚的理由有两项，第一是其妻不敬公婆，第二是恶疾，清代称疯痰症。

还有一位是长保住的妻子瓜尔佳氏，她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出嫁，来年正月初六回娘家，初九长保住要接她回去，瓜尔佳氏说伊婆婆管教过严，不愿与婆婆同住。到三月时，长保住硬将妻子带回家，并且用菜刀将她砍伤。后来长保住的母亲出面，将瓜尔佳氏休回，长保住另聘娶他人为妻。虽然长保住砍伤妻子，却没有受到刑责，反而向宗人府呈请再婚的恩赏银两。因为宗人府则例上规定：“因事休妻曾经报府者，另娶时给与恩赏银两。”这事件最大受害者是瓜尔佳氏，她因婆婆管教过严，不愿和婆婆同住，落得不孝罪名，被丈夫砍伤后，又被休回娘家。

在传统中国社会男女是不平等的，男性可以休妻、再娶，妻子则不能提出离婚要求，满人情况亦然。我们看到有一位女子可能患了婚姻恐惧症，她在订婚时得精神异常症，经延医调冶痊愈，当她出嫁那天旧症复发，其夫惠福要求离婚，他的理由是疯症非医药可治愈，属恶疾。在宗人府档案中还有因夫妻不合而休妻的事件。像嘉庆二十年（1815）八月，四品宗室庆禄住向宗人府呈称，其妻于当年三月过门以来夫妻不合，又不遵教诲。双方情愿断绝亲情，伊父萨明阿愿将伊迎回娘家另嫁，庆禄住愿出休书休弃其妻。即便是夫妻不合，庆禄住仍引用不遵教诲的名目休妻。其妻亦无主动提出离婚的自由，显示清皇族妇女在婚姻体制下属被动且弱势的地位。

满族女子本来当姑娘时可以自由自在满街跑，或者叼个大烟袋打人，一旦嫁到皇族为人妻室，不论皇族家庭的经济如何，从地位上来说总是属于高攀性质的婚姻，所以她在家必须忍气吞声。况且满族习俗多以年长者当家，家务凡由婆婆做主，当儿媳的仅能和顺相待。有一个案系载万陈述祖母当家，“在载万娶妻后，我奶奶言日用太烦，又因道光、咸丰年间食物昂贵度日为难，载万将子女移出外住。”同治元年（1862），载万的兄弟载祃因“用假钱票抵换我奶奶真钱票，是年将载祃逐出不准入门，至今十有余年”。长辈可以物价昂贵或子弟不肖诸理由，要求子媳搬出家门，可见当家的奶奶在家庭中很有权威。

偶尔也会发现由媳妇当家的家庭，有一个例子是和硕庄亲王奕仁的媳妇当家时，婆婆、大姑、小叔皆对她给与的银两数表示不满，要求分家。最初，和硕庄亲王奕仁当家时，奉养母亲事事极尽侍奉之忱，只因饭房烹调不合口味，另外在内饭房添补菜蔬，每月进钱600串。至奕仁得病后，由福晋管理家务，以内饭房添菜之费作为日需之常规，以致其母忿怒。福晋改定春秋两季呈进银600两，米粮每季呈进银600两，年终呈进银500两。虽有定额，终究未能照数给足。其弟奕佩说，历年以来当差穿带一切用度皆长兄经营，每月尚有零用100串，自奕仁病故后，奕佩的零用钱转作日用所需。后来奕佩向福晋请求添给月费，福晋便给400串。三弟奕保有病在身，福晋月给130串，府中供给两餐。长姐每月获得350串，一切吃穿等用度均包括在内。

因用度不足，奕佩要求分家，便协议下列几项：

一、两家所分之数，每年各分银2，500两，蓝甲每月各分30副。二、长姐每月进钱350串，实不敷所用。现已欠账并当衣服银1，000余两，须筹取代还。三、长姐每月只要银100两，年底要银500两，以资添补各项之用。所用太监、仆妇、女子每月钱粮皆由府内放给。四、长姐在家并未出阁，自应代筹寿城（坟墓）势所必需，预先商定以使随时拣择。

庄亲王门上长史景全代福晋抱呈说，本王府王产地租每年应进银15，000两，但分给本族各支后，仅剩10，000两。且近年来荒歉频仍，实进银两不过在8，000两之数。红、蓝甲共进261副，历年分给各支共85副，本府剩176副，除每月出房租库利银，并府中太监、苏拉、妈妈，女子钱粮尚不足用。庄亲王福晋解释对家用扣克得紧实因收不敷出，经宗人府王爷协调，奕佩等人最后得到每年1，800两银，蓝甲25副等。以上例子反映出媳妇当家时得疲于应付婆婆、大姑、小叔各方需求，稍有不如意即欲分家。和硕庄亲王的福晋虽是家中之主事者，和前述载万祖母掌握内外大权，全家人皆听其支使的情况比起来，在在说明皇族的媳妇难为。

和硕庄亲王家的长姐未嫁，兄弟除了负担生活费用外，还得筹备身故后的坟茔等事。清中叶后，有若干宗女像庄亲王长姐般留在家中不嫁，道光年间有两个例子是宗女结婚年龄延至三十多岁。就玉牒上结婚年龄进行统计，30岁未婚的宗女，1800年出生的年轮组约有49％；1840年出生的年轮组则高达87％。这有可能是族长漏报宗女的结婚日期；亦有可能因皇族经济困窘，无力嫁娶。但是从她们出嫁前的姑娘地位与嫁后当媳妇的待遇比较，可能有人会选择不结婚，在家当大姑主持家政是何等风光！

从诉讼案来看，皇族宗女的法律地位比媳妇高，她们可以直接向宗人府递呈文。有一个案是绶纶之女和族人争产的案子，据宗女说其伯父善寿与父绶纶是同胞兄弟，支派均系二房，并无后嗣。善寿在世时曾言故后准宗女与同房侍妾双红所生之女平分家产。当时双红因生女，善寿到黄档注册奉明收房纳妾，合族改称姨母。其后善寿之女出聘，数年居孀，翁家度日贫苦不能糊口，复行接回在家守节。在姨母去世后，长门之族侄景兴欲分家产。绶纶之女称，伊系属胞伯善寿谊亲侄女，伊家之家政实应我之主持，善寿之女已出聘外姓，难以干预我之家务。

因为绶纶之女一直未嫁，所以经管两房产业共有：交租地一块三顷有余，坐落在张家湾；一座普云楼，坐落在东四牌楼；房租120余处，俱有折帐契纸，所有家内对象未计其数。由于善寿遗产甚多，引起族人觊觎，不久绶纶之女又呈文说，本族侄桂兴等人持刀威吓抢去伯母病故恩赏银50两。桂兴等人又图谋霸占祖遗家产以至所食坐甲（即蓝甲）一分。绶纶之女于九月十二日控告在案，宗人府将桂兴等传至府内，并未审明，当堂交与族长说合，至今亦未说好，至十一月初桂兴等手持利刀威胁宗女言说要她的命。绶纶之女虽然受到族人威吓，至少可一再向宗人府呈诉，宗人府还得有所回应，显示宗女特殊的地位。

相对来说，当媳妇的在呈控族人霸产的事件时，得面对各方的压力，未有宗室女儿的理直气壮。乾隆十八年（1753），五等荫生宗室保生之孀妇说：“我夫有兄弟五人，其中长兄吉兰泰，二兄多罗顺郡王业已分出。其余兄弟三人，由父王留给每人五千两，此项银两均交存于多罗顺郡王及福晋二人手中。后来分家时，给三兄保福，五弟丰讷赫均已分银，唯我夫当时已病故，并未分给钱银。”宗人府传讯保生之弟丰讷赫和族长若木布等人，两人皆称：“此系我家内之事，愿于家中和息了结。”丰讷赫便亲自前往孀妇家，指责她因无力嫁女，借机诈赖。族长若木布亦教训保生之孀妻：“不准妄生事端。”硬逼保生之妻将原呈退回。保生孀妻呈文中说，多罗顺郡王的福晋本来答应在她嫁女时分给5，000两家产，待她女儿下聘时，孀妇三番两次到王府请求给银，郡王宁可花3，000两银整修庭园也不愿给她一两银。且纠集族人来“开示”该寡妇，令她撤回诉状。

依照宗人府则例之规定：“宗室妇女自行出名具呈者，除系呈送忤逆准其照向例讯办外，其余事件概不准理。若有冤抑之处应令其成丁兄弟，或母家至戚抱告。无亲丁者，遣家人抱告，始准官为伸理。”倘若宗人府官员判定该案为虚诬，该妇女再具名控诉，则称“妇女出名刁控或自行赴案上堂逞刁，以及拟结后哓哓渎控者，无论所控曲直，照违制律，有夫者罪坐其夫，无夫者罪坐其子。夫与子俱无者折罚其孀妇钱粮。”对渎控者罚款限于媳妇，不限于女儿。举例来说，玉洁之长女呈控庶母王氏霸吞地租，所控无凭，盛京将军等即行申斥宗室女安居守分，勿得冒昧。宗室女供称：“氏父在日娶妾王氏，生有二女。氏系嫡出长女，父故无嗣，过继贵宝承祧。祖遗册地坐落锦州连山，按年租银四百两。同治十二年（1873），庶母与氏争地租，当在宗人府呈明在案，将此项租银以五股分劈，每股一年应得八十两银，氏与贵宝，并庶母所生二女各一股，余剩一股作为祭祀用。经族长断明，有亲可证。今庶母自行吞霸不给氏使用。”玉洁之女再行控诉，宗人府未罚其钱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