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生存：银行家陈光甫与近代中国政商关系

【编者按】陈光甫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银行家之一。他用十多年的时间将资本金不足15万元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营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民营银行之一。作为银行业的领袖人物，他致力于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投资实业、保险与贸易，开创银行对农村的金融服务，创始中国旅游业，被称为“中国摩根”。本文摘编自徐昂著《陈光甫与民国政府关系研究（1911-1937）》（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6月）。该书以辛亥革命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历史进程为背景，以近代中国银行业的代表人物陈光甫的经历为研究对象，从这位金融家具体的思想、事业和社会活动历程，审视了全面抗战以前中国私营金融资本所处的政商关系。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商关系起源于清末。清政府早期官督商办的洋务模式培育了盛宣怀、严信厚这些最早的“红顶商人”，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诞生了与官场联系紧密的私人企业家（如张謇、周学熙）。 这些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家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生产制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清政府还资助了一大批留学生赴当时的先进国家学习（如陈锦涛、张嘉璈），其中不少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者，陈光甫是其中之一。陈光甫早年旅居的汉口既是重要的内地传统商埠，也充满列强带来的新事物和新文化。官派留美学习、筹办南洋劝业会、参与江苏财政事务都是陈光甫与清政府之间的具体联系。在此过程中，陈光甫认识到没有约束的政府行为往往会对于市场产生负面影响。陈光甫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走向世界的机会，在美国学习先进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模式。较诸其他留学生，长期的底层工作和生活塑造了他坚忍和务实的品格。对西方文明的推崇和现代商业的娴熟掩盖不了他本人的乡土情怀、对中国社会的切身认知和传统价值观念。

依靠理性探知人性的困境，在于那些构成特定人格的因素之间往往并不存在天然的逻辑关系。中国人使用“儒商”一词将商人逐利的本性与带有理想色彩的社会实践进行调和。事实上，抛却儒家文化观念的商业行为在传统社会中遭到长期的排斥，“儒商”是一种既能保障财富增长，又遵循集体主义传统的商业习惯。当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转型，资本利益的增长与基于私有产权的各类社会观念成为留洋学生、“知识分子”、工商业者、银行家等各类新兴社会群体的共同诉求和特征，是社会新生力量的共识和组织基础。这些社会群体的壮大必然带来经济观念和制度的更新。伴随传统社会的凋谢与更新，近代私有经济部门的极大发展与社会整体福利间的平衡也开始成为20世纪初各先进国家关注的社会问题。普遍的变化因应了全球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的竞争。对资本利益的诉求与社会普遍问题的关切同样反映在近代中国银行家群体身上。

在民初北京政府时期，陈光甫从一名职业经理人成为银行业的重要人物。以留学生群体为纽带，他从省政府的财库走向十里洋场，结识了工商界的重要人物，获得在银行界崭露头角的机会。在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时，上海银行也极大成就了陈光甫——上海银行的发展离不开江浙地区工商业和新兴银行家群体的共同支持。与这些新兴群体的良好关系是陈光甫在金融业获取成功的社会基础，也是解读陈光甫后来大部分人生选择的钥匙。当政治走向违背工商群体的共同利益，陈光甫敢于表达与权势相左的见解，或者通过沉默示意；当群体利益与现实政治妥协，他也会隐其锋芒，长袖善舞。当然，陈光甫身上不仅能看到工商业的利益诉求，还有他颇具个性的老成谨慎、深远洞见和企业家精神。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变直接影响了这一关系。中国近代银行业自其产生就与政府财政有着重要关联。1916年，陈光甫站在市场的一方，支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与政府的“停兑令”抗衡；1921年对政府的两次银团贷款偿还均不顺遂。在各类社会经济事件中，社会新群体因共同的利益产生共享的理念，不断发展，出现了上海银行公会等一类具有影响力和自治功能的新型社会组织。此外，陈光甫通过人际网络很快与新式的铁路、教育部门等建立起业务关系。另一方面，陈光甫本人与国民党人有所交往。至1927年左右，中国最重要的职业银行家都对由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持肯定或支持的态度。

当国民党试图推翻北京政府时，社会动荡与革命战争带来了对经济的破坏，陈光甫保持着冷静和克制。直到上海局势的急速变化，武汉政府过激的社会经济政策将陈光甫推向蒋介石的势力。在他的斡旋下，南京国民政府从上海工商界（尤其是银行业）获得了最基本的财政支持。新的政商联盟并不牢固，结束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工作以后，陈光甫并没有随即转入财政部或江海关二五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的工作。为补救银行业遭受的损失，他远赴汉口协助金融市场的恢复。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橄榄枝没有成功将他的商业抱负与政府利益捆绑。他意识到：“现时皆可为民众利益起见，用革命手段废除之，但银行家懵懵不明此潮流之所趋。”

在与国民政府的相处中，他自知银行家必定处于劣势。他的日记中别有意味地记载了参观屠宰场的场景：“宰牛之法，先以锥刺入牛脑，牛即倒地，然后以刀割断其颈中大动脉，而去其血，剥其皮。庞然巨躯之牛，五分钟即宰竣。人类之威力可惊，强权之横暴可畏。” 尽管如此，在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他始终坚持市场独立于政府财政的必要性。在各政治势力重陷纷乱、无力挟制金融的时期，他和上海银行免于政府财政需求的泥沼，专心壮大了自身实力。陈光甫对政治有着敏锐的观察，保持着对现实政治的疏离。

在经济思想方面，陈光甫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政府财经政策的决策者并非水火难融。20世纪3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各国贸易壁垒造成国际贸易活动的衰退，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与经济侵略逐步升级。统制经济与民族主义经济遂成为一种潮流，陈光甫承认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也主张政府的经济管理需向社会开放。以全国经济委员会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经济建设体系正是政府与工商界相互合作的典型案例。通过主持棉业统制委员会，陈光甫积极参与了中国棉业与纺织业的市场机制改革，并率先引导银行资本进入农村，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政府经济管理的参与也加强了陈光甫与各级政府部门的交往；只是在实际资本投入中，上海银行依旧以商业性业务为根本、奉客户资金安全为圭臬。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初十年，中国本土银行业迅速发展，金融制度和国家金融体系逐步完善起来。期间，陈光甫代表银行业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随着政府控制的银行资本急剧扩张，陈光甫不仅与这些庞大的银行机构开展许多合作，也勇于竞争，善于创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参与的合作与竞争基本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市场竞争催生企业革新，这是当时一般民营银行仍然保持发展的重要动力。该银行经营的创新和变化都是准确预判环境变化、顺应做出调整的结果，而非与外在条件对抗。1937年，陈光甫说：“现在政府基础，比较稳固，政府银行之信用，亦较坚强，因此同业之中，不无感受剧烈竞争之苦。” 面对市场竞争的加剧，他始终认为：“吾人应欢迎环境之改进，并随时促进之，不得怨尤环境之转变；纵然怨尤，环境之转变亦无从阻止也。”

作为银行界的领袖，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从反感趋向温和，也体现了其处理政商关系的能力日渐成熟：首先，他放弃了对政府的公开批评和政治上的对立，继而诉求政府为市场提供长远的制度保障；其次，他参与政府经济政策的咨询和实际推行，谋求银行业的团结，寻找制度改革的“红利”；第三，在财政问题上，他开始积极应对各级政府需求，表达支持态度，但实际承担仍较少。这些变化都更符合银行家群体的利益。1935年，南京政府的干预深刻改变了银行业的基本格局，银行业没有正面对抗的举动，并从政府干预的积极效果中获益——南京政府在应对白银危机和金融风潮时起到了不可缺少的关键作用。

从1911年陈光甫开始经理银行事务起，至抗战全面爆发共二十六年。他自述其间的政治环境“以内战暴发为开端，而以停止内战为结束”，银行业饱尝政治的混乱，“历历在目”，“所谓百战余生者，未尝不足以喻本行”。20世纪30年代中期，“内战渐息，岁收亦丰，政府经济建设，如筑路导河等等，逐步推进，渐有成效”。就金融环境而言，中国政府从“自顾不暇，任金融业自由经营”，发展至“统一发行，稳定汇兑”的局面。1937年的中国“统一基础终趋巩固，此后内战机会既已大见减少，一切吏治与军备亦显有进步，堪为否极泰来之象征也”。陈光甫目睹了中国经济从清末的积弱积贫中最终走向经济统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经济得到统筹发展，经济建设渐有成效。他期盼“黑暗与混乱业已告一段落”，期盼中国能迎来新的时代。

中国近代的新式银行家们身处中国与世界的交汇。留学经历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都使得他们感受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密不可分。参与国际贸易及相关金融活动之外，他们的专业能力与人际网络为他们参与国民外交、争取民族经济利益创造了条件。陈光甫自发参与争取利权的国民外交，短暂卷入革命外交，代表中国远赴欧洲，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继而进入国家间的外交领域。他在各类中外交往（不仅是银行业务）中，逐渐发挥了在商贸和金融领域的专长，同时拓展了以美国为主的商业合作关系。1935年法币改革后，他在中美白银协定谈判中的角色无可替代，为币制改革与中美战时经济合作铺垫了牢固的基础。民族危机日深，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联系愈紧，不少银行家同样心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即便国民政府外交体制存在严格束缚，专业能力出众的银行家在战时中外经济关系中担负起重要的外交使命。

从历届民国政府的角度看，北京政府缺乏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治理能力。不仅如此，政府的信用和权威伴随政权的动荡不断衰退。中央政府财政对银行业的依赖愈发强烈，却不能履行基本的政府信用，也不能有力维护金融稳定。从中央到地方，公私财产的法权界定可能并不是影响市场发展的关键，权力的合法性及其限制问题更为根本。从传统社会演变而来的政商关系主要依靠人际或等级关系维持，抑或沦为前者的强取豪夺。在银行家看来，北京政府做出过经济现代化的努力，但困于政治上的落后，成果寥寥，更无力扶持民族资本。在整理国债、货币改革以及中外重大利权交涉等方面，北京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影响力都令人怀疑。这些促使中国本土银行业不断自我革新，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同时凝聚成能引导舆论的一股社会力量。

国民革命与随之数年的国民党内争直接损害了银行业的利益。至1932年底，国民政府的执政能力非常有限，剧烈的党内斗争和新军阀混战造成全国性的内战和破坏。在日本侵略之际，这种分裂仍然持续，引起了包括银行业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国民党高层深受内争和外患困扰，对党外社会力量感到焦虑和厌恶，但也无暇应对。基于这些情形，南京政府对于银行业主要采取直接而粗暴的手段，即用更高利率和更多折扣的方式向银行业强制摊派军政垫款和政府债券。显然，经历了1927年与蒋介石并不十分愉快的联手后，陈光甫和不少私营银行家将公债投资的回报排除在银行主要利润以外。通过媒体舆论，他们发表独立于南京政府立场的业界观点，甚至引发反对政府当局的声音。

1932年以前，国民党内争不断，南京政府疲于应对政治动荡造成的财经困境，执政效果差强人意。从国民革命到国难会议之际，国民党本质上以银行业为利用和榨取的对象，对工商、实业、金融的建设领域的各种呼声视而不见，引起各界不满。1932年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联手使政局相对稳定，国民党中央得以筹划和指导经济建设。在中日战争随时爆发的情况下，这种建设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战略需要与备战计划。为了发挥经济界的作用，国民政府在国家经济统制中邀请银行家和实业家们参与经济治理事务，通过讨论和推动具体财经政策，发挥市场作用。政府的这一做法得到了经济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加强了政策的成效；银行业较快恢复了对中央政府的信心以及同地方政府的接触。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仍然面对内外困局，政府逐渐转向对日本的军事防御准备。国家战略的执行需要对经济资源进行更为集权与直接的控制。蒋介石经常忧愁政令施行的低效，也苦于党外各种力量在社会舆论上的掣肘。于是，国民党不惜暴力打压政治上的反对派，翦除杨杏佛、史量才等为代表的政治舆论，藉此打击了与他们联系紧密的经济界的政治异议；南京政府同时极力扩张政府金融资本，在1935年有计划地迅速取得对金融业的基本控制。不过，政府仍允许银行家对国家的财经制度和政策表达异议，保留银行业与政府关于具体政策的协商权利。同时，国民政府借助经济界的配合树立权威，承担稳定市场和健全制度的相应义务。尽管政府的经济指导具有指令性色彩，许多针对脆弱市场的干预措施有效且及时，南京政府开始通过货币、利率等市场机制间接改善财政基础。

1936年，陈光甫对法币改革的前景和作用表示乐观。他观察到，币制改革缓解了国内通货紧缩，物价（尤其是出口物价）有所上涨，而国内生活用品价格“未见陡涨”。其次，由于中国脱离的银本位，以上海为中心的外汇市场不再由汇丰银行一家或某一国操纵；外汇市场和国际贸易出现了“六十年来未有”的平稳环境，中国国际收支自出超变为入超。第三，政府毅然停止兑现白银，在不采用通货膨胀政策的条件下维持了法定汇价，坚定了国民的信心。国内现银因此有增无减，“每星期增加约六百万元，发行准备金六成之上”，“其成绩有出人意料之外”。 国民政府果决的改革措施一度为中国经济增添了明朗的前景。

开始复兴的中国经济仍面对与列强悬殊的国力差距以及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以外汇为支撑的法币制度需要英、美大国的支持。陈光甫作为金融专家和政府顾问赴美谈判，牵动国民政府金融改革的核心。国民政府的外交制度逐渐走上正轨，中美两国外交关系升格，民间的国际交往也紧随政府外交政策的动向。陈光甫的作用受制于美国财政部的优势地位和国民政府（尤其是孔祥熙）的授意和电令。白银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大量黄金、白银汇存英、美作为坚实的法币准备基金，使中国积累了金融抵御能力，得以与日本在货币战中搏杀，在全面抗战初期支持了国民政府的战局。 陈在此次谈判中的表现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可与事实支持，不仅达成了中方目的，也为战时中美关系的演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稳定是外交的根本基石。直至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银行家与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卷入了共同的命运剧变。

陈光甫与民国政府的关系有明显的阶段性。1937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变动对陈光甫的银行事业并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市场产生的间接影响则因时而异。上海银行确实参与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棉业改革和农村借贷等事业，不过这些都与陈光甫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思索有很大关联。陈光甫试图避免与国内政治的利益捆绑，同时又主张中国的国家利益，呼吁中国的政治进步与改良。作为银行家，陈光甫致力于金融业的市场化、制度化和国际化，也开拓与政府正常的、良性的商业关系。他的银行以“服务社会”作为银行宗旨，并与中国诸项社会事业（现代工商业、社会信用、现代教育、基础建设、农村建设等）的现代化方向同步。总的来看，陈光甫的个人事业主要依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稳健且创新的现代化经营，更重要的是整个工商金融界的进步与互相支持。

在以往研究中，银行家的不同个性隐藏在群体特征之下。事实上，正是每一个银行家不同的性格、思想与实践构成了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关系的丰富内涵。不容忽视的是，金融业不能脱离国民经济的基础，银行家个人都受制于近代中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过渡性。近代中国本土银行业的社会资本来源稀缺，实业基础不够发达，但银行业自身的发展及对工商业的促进取得了可见的成绩。近代中国的银行家或是企业家们，不仅在中国传统经济通往现代经济的方向上架起了桥梁，还力图建立良好的中外经济关系。这尤其离不开陈光甫等私营银行家们的锐意进取和改革创新。

银行家与近代中国政府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由个体构成的行业群体。以上海银行公会、上海市（总）商会、上海钱业公会等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是这种商界群体联合的标志。随着民国初期上海民间银行资本和银行家群体的壮大，银行界意识到有必要建立对内团结互助、对外维护共同利益的同业组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1915年最初提议的7家银行之一，各银行代表最初就在该银行内讨论数次，议定公会章程。陈光甫在1918年当选第一届副会长，之后长期发挥重要作用。1931年公会改组为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采取委员会制，作为集体会员加入上海市商会。公会内部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共商同业事宜。1933年9月末，经公会改选，陈光甫担任主席委员，直至1937年9月因受命国民政府委任组建贸易调整委员会，请假离职直至两度赴美谈判。 可见，银行家的个人活动一方面受到同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影响，也能借助同业公会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在近代中国的各个阶段，国家的权力总是远远强于银行业。即便是1916年中国银行对中央政府的反抗也是局部的。与政府的利益纠葛中，银行业真正能动用的法律手段、社会舆论和租界庇护都十分有限，而政治势力可以采用各种政治与经济手段获得优势，甚至采用直截了当的肉体暴力。这种状态与中国政治经济的传统与新发展都有关系，有时也受到宏观经济和国际舆论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同样是时代变迁的新产物，尤其是暴力手段逐渐成为政治上糟糕的选择。相对稳定的政权都意识到：发展现代经济的必要性影响着国家存亡。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探索国家治理方式上作了努力，所有的成果终将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考验。

直至1937年的民国政府（尤其是蒋介石政权）依靠缺乏制约的政治权力，控制经济命脉、改进国家治理、重构资源分配，一面试图铲除异己势力，树立威权，一面尝试建立由政府控制的现代经济和金融体系。在近代中国，国家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逐渐具体化、干预逐渐合法化。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演进绝不是政府与市场（或国家与社会）对等博弈的二元结构——归根到底是政府在中性意义上的集权需要与欠发达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展现，两者的发展程度悬殊却相互依赖，矛盾与调和共存。这种国家经济体制的利与弊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的近代历史中不断地显露出来，直至崩溃。陈光甫个人事业的背后是中国近代银行家和银行业的整体变迁。到1937年，中国最重要的银行家们在国内外的经济关系中已置于政治权力之下，普遍地与政府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