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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前的沙皇俄国：一战起源的俄国视角

[英]多米尼克·利芬（Dominic Lieven）著苏然/王橙译

2020-08-09 15:01

来源：《走向火焰：帝国、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

帝国本土

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俄罗斯帝国铸就了非凡业绩。莫斯科的14个小公国所辖领土不断扩大，直至占有全世界地表面积的六分之一。作为欧洲最东端的国度，俄国成了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传统上，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大都认为俄国人是蛮夷，但是到19世纪时，俄国文学、音乐与绘画已成为欧洲和全球文明中最璀璨的装饰品之一。

倘若我们回顾这一庞大国度面临的重重困难，俄国人的业绩就更显不凡。在如此高纬度的北纬地区，在如此远离全球贸易和文明中心的地区，只有俄国人创立了大帝国。贸易需要城市、读写能力与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这三个要素俄国都缺。1763年“七年战争”接近尾声时，俄国首次被公认为是毋庸置疑的欧洲大国，此时，它下辖16500名官吏，这个数字只比普鲁士的多一点儿，而普鲁士领土面积仅为俄国欧洲部分领土的百分之一左右。这批官僚的质量也成问题。普鲁士君主国可以从一系列德意志大学中招募官吏，其中很多大学已有数百年历史，而俄国只有1755年建立的莫斯科大学。在此情势下，令人惊叹的不是俄国官僚机构效率低下，而是它竟然还能运作。

历史学家常常把俄罗斯帝国划为农业帝国，这意味着它需要资源来支持国力，它的辉煌也是靠压榨农民得来的。这一过程很难算得上光彩：有些帝国靠开发有利可图的贸易线路获取收益，相对而言，它们不需要那么残忍地剥削臣民。历史上，农业帝国的臣民大都是集中在肥沃河谷的比较密集的农业人口，然而，俄国农民散布在地域辽阔、（在帝国初期）往往贫困的农业区，而且这些地区的交通方式原始落后。俄国的欧洲领土远超其他欧洲国家，即便如此，直到18世纪下半叶，它的人口才超过法国。绵长开放的边境线进一步激励农民逃避国家征税和征兵。在此背景下，用农奴制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的做法体现了残忍的理智。俄国的地理特征迫切呼唤美国式的最大分权，但美国自诞生以来很少在自己所属的整个半球遇上有威胁性的地缘政治对手。沙皇俄国必须极尽一切手段应对地理上的严酷现实，这大大加剧了该国臣民的沉重负担。

从帝国诞生到19世纪初期，掌管俄国政权的都是专制君主沙皇和贵族地主的同盟。在俄国，缺乏劳动力的土地派不上用场，而农奴制保障了劳动力。沙皇和地主分享从农民手中榨取的收入。在所辖土地上，俄国贵族同时扮演国家征税和征兵代理人的角色。

国家军队和官僚机构向贵族提供额外收入，并保护他们免遭农奴起义的侵扰。宫廷贵族中的大家族是罗曼诺夫王朝最亲密的盟友，他们享有帝国发展带来的大部分财富。然而，君主国从未令自己陷入上层阶级的罗网。它仍给予出身于贫困绅士家庭的人加封贵族的机会。对一些幸运的人才来说，为沙皇效力让他们有望获得灿烂前程、卓著名望与无尽财富。

从16世纪开始，俄国领土扩展至其他民族的居住地。俄国靠征服来扩张，然后罗曼诺夫王朝与贵族地主结盟，从而巩固统治。此举不仅让国家税收与征兵系统延伸至新吞并的地区，也让罗曼诺夫王朝能招募更多人才为己效力。扶持非俄罗斯上层阶级也减轻了君主国对俄国贵族及其恩庇-侍从网络的依赖。俄国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专制的关键盟友，前者赋予后者合法性，并谴责后者的敌人。1700年时，君主已严密控制东正教会。欧洲境内，在早期现代新教区，教会土地常常落入贵族之手；在天主教区，即便在18世纪，教会也一直持有巨额财富。在俄国，君主没收教会土地，但大多留作自用。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就连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前，一半以上的俄国农民也不是农奴，反倒生活在国有土地或罗曼诺夫家族的土地上，并向国家和该家族缴纳全部税金、提供全部劳役。倘若对比现代化之前很多农业帝国的历史，俄国能让如此大的帝国得以存续的管理与制衡技巧便显得出类拔萃。

当然了，我们万不能太乐观。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非常成功，亦非常残忍。贵族对待农奴的方式不存在任何切实约束，农奴的地位比奴隶好不了多少。1700~1874年，军事征募强迫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终身服役，继而打造了一支强大军队。直到成千上万的悲惨新兵死于震动和不幸后，其余的人才变成真正的军人。面对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此过程必须有强大军力的支持。

西边同样如此。威胁潜藏于更富裕的欧洲国家，它们的经济更发达、行政机关更完备、军队更先进。来自东边和北边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减弱后，来自西边的威胁随之增加。农业帝国中，奥斯曼是俄国在欧洲最近的邻居。为了维系罗曼诺夫王朝创造的庞大战争机器，俄国人民苦不堪言。因为其统治者未能维持这样的机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至少和俄国人一样痛苦，他们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奥斯曼帝国北部边境的大部分地区，穆斯林遭杀戮或种族清洗；欧洲人渗透进穆斯林居住的部分核心地带，甚至在当地殖民。同为大国，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在18~19世纪一成一败，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关键在于俄国实施无情的农奴制，并且上层阶级完成了西化。1917年，俄国为这一成功付出了高昂代价：俄国革命异常血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记得曾经的剥削，而且他们觉得帝国上层阶级不只是剥削者，在文化上也完全是外国人。

帝国的成功建立也带来了挑战，哪怕依据帝国标准，俄罗斯也是个庞大国度。距离以及北方的严酷气候给政府运作施加了沉重压力。18世纪，俄国信使送信的速度仍然是两千年前波斯信使的五分之一。一年中很多时间，他们都冒着在暴风雪和泥海中消失的危险。即便在1914年，80%以上的人口依然居住于乡村。俄国的欧洲领土内散布着超过50万座村庄，让它们获得现代交通、教育和福利服务是项艰巨挑战。

某种意义上，俄国统治力常年不足。甚至在1900年，俄国公务员数量也不及一些更发达的西欧和中欧国家。此外，俄国政府试图做的事远远超过大部分欧洲行政机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财政部的责任是有限的，其信条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而俄国财政部已经大举干涉经济发展，其触角延伸至经济活动的大部分领域。61914年之前的十年，俄国政府自己控制的铁路与伏特加垄断企业的收入在国家岁入中占一半以上。1906年，俄国政府启动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以图转变农民农业和乡村社会。然而，最能体现俄国统治矛盾性的是警察。一方面，秘密政治警察——可怕的保卫部（Okhrana）——凭借其独裁权力和复杂技术在欧洲臭名昭著。另一方面，1900年，不足9000人的国家警察要在地方省份的100多万农民中“维持秩序”。英国政府仅在爱尔兰乡村和小镇中设置人数格外多的警力。作为“警察国度”，俄国的警察人数如此短缺，该国在其他方面欠缺统治力也就不太令人奇怪了。这解释了为何传统上政府恐惧无政府状态和社会的失控。

涉及外部安全时，疆域也是个重大问题。1900年，俄国边境线长度超过18000公里。俄国人的邻居有日本人、中国人、阿富汗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罗马尼亚人、奥地利-匈牙利人、德国人和瑞典人，这导致其很容易做潜在敌人组成可怕同盟的噩梦。更糟的是，很多这类梦魇的变体太有可能实现了。19世纪90年代，大国角力的主要焦点转移到亚太地区。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工程是俄国的最大投资，此举旨在确保自己不在这场竞争中掉队。甚至在1903年，尚未竣工的铁路总共就已耗资10亿卢布，这导致其年度建设费用增至1亿卢布。

相形之下，1900年，政府投到司法系统中的资金不足4600万卢布，投到教育中的资金不足3400万卢布。俄国政府年度支出只有20亿卢布。批评政府者称，这反映了执着于帝国荣耀的专制政权本末倒置，远离人民的需求。此言不无道理。然而，俄国在战略、政治、经济上有充足理由尽快联通西伯利亚以及帝国在欧洲的核心地带。俄国既是第二欧洲世界边缘的贫穷国家，同时也是太平洋沿岸的欧洲大国，政府支出生动说明了这一双重属性意味着什么。

管理和保卫广袤领土是帝国的一个古老问题。另一个则是统治很多不同民族。1550年，沙皇统治单一的俄罗斯民族。因为帝国扩张，到1900年时，尼古拉二世（Nikolai Ⅱ）的臣民中只有44%的人口是俄罗斯人。正如我们所见，历史上沙皇之所以能够统治非俄罗斯民族的臣民，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吸纳地方贵族进入帝国统治阶级。这项策略在波兰人身上遭遇重大挫败。波兰天主教贵族是俄国和东正教的传统敌人。他们对国家原有的力量和独立怀有光荣记忆，直到1815年这一记忆才最终消散。1830年和1863年，波兰人想靠反对俄国统治的广泛起义恢复独立。反叛被镇压下去，但直到1914年，大多数俄国政客还是相信波兰人会抓住一切俄国力量薄弱的时机再度叛乱。这一点很是严重，因为波兰的地理位置处于从西部侵入俄国的主要路径上，何况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1879年奥德两国又结盟。、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1914年，圣彼得堡仍然认为，除了犹太人，波兰人在帝国民族中最不忠、最危险。犹太人大多住在被俄国吞并的原波兰领土上，所以圣彼得堡觉得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威胁相互叠加。然而，与其他地区一样，在俄罗斯帝国境内，此前不曾流露出一丝不忠迹象的国民之中正在诞生新民族主义，在芬兰、巴尔干省、乌克兰、高加索地区以及沙皇的很多穆斯林臣民中都有这类事例。诚然，哪怕在1914年，这些新民族主义的发展程度也大都不及哈布斯堡君主国和西欧的新民族主义。俄国的现代化水平更低，所以沙皇的大部分臣民仍然是对民族主义呼吁无感的半文盲。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宣传的限制也减缓了民族主义的传播速度。随着社会走向现代化，地主阶级的实力逐渐输给商人、执业团体和知识分子，而新民族主义常能吸引这些人的支持。顺应民族主义潮流很可能让帝国走向联邦制。俄国政客大都相信，倘若实施此制度，帝国必定被削弱，而且日后很可能毁灭。关于不断弱化的政府放任民族冲突后会发生什么，奥匈帝国的结局为俄国政客提供了前车之鉴：统治陷于瘫痪，军力下滑，帝国开始被很多敌人和潜在捕食者包围，他们越发渴望灭掉它。

不能失去的乌克兰

从俄国立场看，新兴民族之中，乌克兰人的运动是最大的潜在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地区经济地位十分重要。1914年，乌克兰的八个省（面积比今天的乌克兰共和国小）产出了帝国1/3的小麦、大部分出口谷物以及80%的糖。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有赖于帝国贸易盈余，没有乌克兰的这些产出，盈余很难维持。如何给产出水平低得多的俄罗斯北部城市提供供应也是个问题。乌克兰在重工业和采矿业中的地位更关键：1914年，帝国70%的煤炭、68%的铸铁、58%的钢材以及很多工业产品产自乌克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开发了乌拉尔工业区和西西伯利亚工业区，在此之前，倘若俄国失去乌克兰，它将失去大国地位。

独立的乌克兰民族身份意识既动摇了沙皇民族政策推行的基础，也削弱了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祖国的理解。1897年，虽说俄罗斯人在帝国人口中仅占44%，但另外22.5%的人口至少是东斯拉夫人，即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这些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中，绝大部分信仰东正教，就认同感和政治忠诚度而言，历史上该教派是远比语言重要的标志。乌克兰人口是白俄罗斯人口的四倍以上，他们所处区域也更富裕、更发达。所以说，如果乌克兰民族主义未能发展，那么白俄罗斯民族主义也不会发展。假如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政治意义上可被算作俄国人，那么三分之二的帝国人口就是“俄国人”。在这个帝国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少的民族既不能保卫自己，也不能维持自身的高级文化，于是它们的选择仅限于对立的帝国之间。俄国政府正确地意识到，比起德意志皇帝或奥斯曼帝国苏丹，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与巴尔干地区的“少数民族”更乐意接受沙皇的统治。另外，很多穆斯林人口被认为太落后了，以至于不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

考虑到这些情况，俄国人可以认为自己的民族帝国的未来有保障，并稍感宽慰。俄国上层阶级认为，帝国之所以强大光荣，恰恰是因为它与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一样体现了核心民族的民族精神，并给予俄罗斯民族重要的全球和历史影响力。然而，如果乌克兰人的确是独立民族，这番思量就要发人警醒得多。那样的话，俄罗斯帝国看起来就更像另一个对手——比以前更虚弱的、多语言的、遭到鄙视的哈布斯堡帝国。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和所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都认为这难以置信。正如1911年基辅市重要的亲政府派报纸所强调的那样，“俄罗斯人民靠伟大壮举和重大牺牲建立了俄国，如今俄国境内三分之二的人口是俄罗斯人……由此我们看出俄国相对于哈布斯堡帝国的伟大和制胜优势，在哈布斯堡，统治阶级德意志人在全国人口中占不到四分之一”。

1900年，大部分俄国上层阶级对乌克兰的看法同英国上层阶级对约克郡（Yorkshire）的看法十分相似。也就是说，他们觉得那不过是个习俗迷人、地方口音奇怪的地区。俄国上层阶级认为乌克兰是俄国的一部分，这种认知根植于其对俄国历史的解读：一千年前，古老的留里克王朝的基辅统治者建立俄罗斯君主国，让俄国人改信东正教，而俄国上层阶级认为留里克王朝的莫斯科亲王是那些基辅统治者的直接继承人。所以，基辅是俄国城市、俄国国家地位与俄国宗教特性之母。乌克兰上层阶级——贵族与知识分子——大都持此观点。这些所谓的“小俄罗斯人”为自己独特的宗教属性感到自豪。他们一点儿也不认为这威胁自身的俄罗斯人身份，反倒觉得自己和自己信仰的宗教是沙皇治下最符合俄罗斯人要求的。这一点自然反映了基辅作为留里克王朝和东正教摇篮的地位，但它也源自一个事实：乌克兰上层阶级与波兰上层阶级就地区属性以及谁有资格掌控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争斗，这激发了前者对东正教和俄罗斯人的强烈认同感。19世纪上半叶，俄国政府非常信任乌克兰人的政治忠诚，甚至鼓励这种“小俄罗斯”文化特性和历史怀旧感，以便对抗波兰高级文化与自由主义的诱惑。

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在欧洲传播，大众政治也开始浮出水面，于是乌克兰的势态改变了。欧洲出现了一种模式：初始时对民族文化、传说、语言的纯粹兴趣演变成对政治权力甚至独立国家地位的要求。为了应对此威胁，帝国政府差不多全面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更不用说乌克兰语教学了。比起圣彼得堡对待几乎所有其他非俄罗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方式，这项政策要激进得多。一篇为在1876年进一步收紧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政策辩护的备忘录，阐明了政策背后的考量。备忘录称，尽管乌克兰人的很多要求看起来似乎只涉及文化，不会妨害政治，但是“说和写的不同最能分化民族。允许说乌克兰方言的民众创造独特文学，意味着与人合谋将乌克兰从整个俄国分离出去……任由1300万‘小俄罗斯人’分离将是最大政治疏忽，何况我们身边的德意志部族正在统一”。

“小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对乌克兰民族身份的不同诠释，最早可上溯至19世纪70年代。直到1905年革命和宪法施行，只有对内讧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认为这种区别明显。1905年之后，乌克兰市民社会的呼吸空间增大了许多，针对大众的公开选举政治也随之开始，这导致两派阵营越发激进化。重要的长期回报是乌克兰民众的效忠。1914年，此事悬而未决。乌克兰农民大都保留着地方和宗教上的认同感。然而，乌克兰民族主义和“小俄罗斯”阵营都设法取得了一些群众的支持。民族主义阵营之所以成功，常常靠的是自己的奔走呼号以及对开发非农民所有的一切土地的支持。因为大部分大地主是波兰或俄国贵族，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吁请可以轻易结合。然而，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煽动民众反犹仇恨的敌对阵营更成功。当时，犹太人在当地资本主义工业、贸易和农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首要作用。1914年，这些问题酝酿待发。等战争与革命摧毁一切有效制约后，问题旋即爆发，带来灾难。

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重要官员和公众意见领袖敏锐地关注乌克兰属性和日益崛起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抗争。其中最重要的人是米哈伊尔·缅希科夫（Mikhail Menshikov），他为俄国最重要的保守派和民族主义报纸《新时代报》（Novoe Vremia）撰稿，是该报读者最多的专栏作家。1914年，缅希科夫甚至持有该报股份。与此同时，他是新成立的民族党中最重要的公众知识分子，到1911年，该党已是俄国杜马（Duma）中的最大党，也最亲近政府。缅希科夫同基辅的“小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群体关系也不错，他密切注视乌克兰的动向，1914年，此事越发令他忧郁。缅希科夫承认大部分乌克兰农民仍然对民族主义无感的事实。另外，“不管承认这一点多么伤人，但是相当广泛的‘小俄罗斯’社会圈子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在情绪上十分倾向于分裂主义，在政治意识上也不可靠”。缅希科夫承认，很多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似乎仍忠于俄国，但他高声质问这种忠诚是否发自真心，或者说，当战争爆发、当奥德试图颠覆俄国时，这种忠诚是否会迅速瓦解。

当代意义上的乌克兰人中，四分之三人口在1900年居于俄罗斯帝国境内，其余四分之一当时居于奥匈帝国，这让乌克兰问题大大复杂化了。那四分之一人口中，350万人住在奥属加利西亚，超过40万人住在匈牙利。历史学家常称“乌克兰裔”奥地利人为卢森尼亚人，但他们往往自称“俄罗斯人”，并认为自己虽有地方特色，却是单一俄罗斯社会的成员。正如混乱的名称所示，当时对乌克兰民族身份并无一致意见。围绕这一身份的争斗同时在三个环境相异的不同国家上演。不管怎么说，这场斗争被公认为——持此观点的多是俄国人——将决定整个乌克兰地区未来命运，所以其潜在危险很大。因为这一重要原因，俄国议员弗拉基米尔·博布林斯基（Vladimir Bobrinsky）伯爵建立了喀尔巴阡山俄罗斯社群，并集中支持力量保卫匈牙利的小卢森尼亚社会，以防止其认同自己为俄罗斯人的意识被削弱。

乌克兰问题损害了奥地利和俄罗斯这两大帝国间的关系，两国的一些外交官对此感到遗憾。然而，20世纪两国市民社会都强大到政府无法驾驭。奥地利和俄国的公众意见强烈地憎恨彼此，这是两大帝国政府需要考虑的事实。1905年，时任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未来的外交大臣埃伦塔尔男爵坚决支持奥俄缔结保守同盟，该同盟德国也会加入。他认为此举可镇压革命，威慑激进民族主义者，消除只利于社会主义者的欧洲战争的威胁。19世纪，三个东欧王朝（哈布斯堡、罗曼诺夫、霍亨索伦）的同盟保障了这一片地区的长期稳定，而埃伦塔尔想重建这一同盟。大使在奥地利外交部的同事们认真考虑了他的计划，并列出完全反对亲近沙皇政权的国内说客，如大部分德裔奥地利人、大部分自由派与天主教徒、几乎所有犹太人，以及所有社会主义者，当然，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上层阶级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