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苏州河而行·寻影｜穿越河流，更新空间

“沿苏州河而行”第二段行走示意图  手绘、制图：陈鑫培

“沿苏州河而行”的第二次行走路程，以位于河南路桥旁的天后宫原址为起点，浙江路桥旁的OCAT上海馆为终点。行走的轨迹，冥冥之中将两条河流的传记并置在一起，一条是容纳天后宫生命周期的苏州河，另一条是出现在美术馆展览中的多媒体装置《对一条河流的命名》（以下简称《命名》）中的主角，流经云南昆明的盘龙江。《命名》是OCAT“自由联接”媒体艺术群展中的一组作品，来自出生和工作在云南的艺术家程新皓。

在《命名》中，程新皓用图片、视频、实物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表征空间，让流经家乡的河流变成一个熟悉而又神秘的意象。河流展现了生命的“绵延”，植物、螺蛳、地质的运动，各自书写河流的来源。而人与城市现代化的故事，由于这个时间的星丛而收缩变形。程新皓的“命名”实践，启示了一种在当下进入河流生命、创造新的经验空间、面对变化和“更新”的方式。

命名：进入深层时间，扰乱均质空间

命名是一个主动的动作：在具体地点的原有空间秩序之间，建立新秩序。通过命名者的“指认”，河流在当下驻留，成为一个切片、一个空间化的形态，对它的贴近、观察、触摸，让一个地图上的几何空间，被拥有、被一种赋义的活动征服，被转化为一个“地方”，对经验者来说，变得与众不同。

命名的动作，将经验时间与自然时间变成测量彼此的尺度。测量，是程新皓的原初经验：他从小住在这条河的旁边，试图寻找它的源头，骑着自行车沿岸追溯，是最早的测量方式，但一直没有找到，于是，他从一开始就把自然的阻碍力量写入身体的记忆。在阻碍中行走，增加了感知的强度和伤痕，也变成了不断返回、再次测量的动机。

从2013年开始，程新皓通过行走中的拍摄来测量河流，他在一年的时间内，在上游和下游之间走了二十多次，用全画幅微单相机截取对岸的样本，拼贴成全景图，让我们的目光在观看的起点和终点之间行走：山谷和丛林、城郊和闹市、生长桉树或柳树的河岸、汇流处与河口，被景框切割为彼此无法通约的位置，各自对应一段具体的历险。

山谷河岸  本文图片均选自程新皓作品《对一条河流的命名》，艺术家惠允。

树丛河岸

汇流处

桉树河岸

城郊河岸

闹市河岸

柳树河岸

河口

全景图的星丛，旨在破坏盘龙江作为一个概念空间的同一性，让河流分裂为各种不同的地方所构成的复调空间。然后，出现在《命名》中的另外一些表征，比如《云南省城六河图说》（以下简称《图说》）手绘地图，以及螺蛳、化石的标本陈列图，又将全景图的时间相对化，置于更长时段的绵延之中。

《图说》是清朝昆明水利官员绘制，程新皓将其挪用到《命名》的视觉序列中，将测量盘龙河的经验向前推远。手绘地图与实景数码摄影在视觉表征上的区别，不仅撕裂了时间的连续性，也具身了古人和今人两种进入河流的方式，将其并置为人类感知的沉积层。

手绘地图与数码摄影的并置

标本陈列的图示方法，构成了另一个陌生的经验框架：前人类纪的空间叙述。在全景图或手绘地图中，尽管人类在表征空间中缺席，但却在不同世纪的经验位置上在场。螺蛳、化石，是构建河流空间的行动者，甚至早在河流成为河流之前。螺类生物的化石、树叶的形态、滇池贝丘遗址的螺蛳壳，是这片地域独有的残留物，用它们的方式构建地方感。全景图、手绘地图、标本陈列图之间的连续和间断，形塑了以并置为特征的当下。

标本图示

程新皓将这种多层并置的张力图谱称为时间的空间化、空间在时间中的形塑。这个形塑过程，既取决于切实地、物质发生的过去，也有赖于对这个发生过程的想象和复魅。在整套作品中，“沉积岩”实物装置如同叙事弧线的高潮，将遥远而持续到当下的并行运动，高度浓缩地展现为一个物质的想象空间。

这是一个既不同于同质空间，也不同于物质地点的异托邦，因为它并不是一种地质学复原：在河流上游挖到的沉积物被放在最下层，其上的一层一层累积，取自河流从上游逼近下游沿途收集的残留物，最上层的螺蛳对应着最终流入滇池的河口。

“沉积岩”装置

这个沉积的图示，成了多方面的隐喻：不仅恰到好处地指涉了河流的多样起源，以及在不同起源的脉络中营造轨迹的行动者，而且，想象河流起源的命名者，违反物质规律做此“不合逻辑”的想象，具身了一种与河流发生关系的创造性方式。

于是，《命名》用景框和并列的间隙，划开连续的空间，将河流变成了一个无法被语言的线性秩序所安排的、因复杂而“崇高”的时空结构。反过来，用语言去描述这个作品的文本阵列，免不了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努力。

河流的时空纹理，就像是由各种姿态的树所构成的各种姿态的森林，在每一条纹路里展开独特的物质空间，让这条河流区别于其他的河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消费主义语境中，景观不断被复制，城市趋于同质化。程新皓的命名实验让我们看到，为地方创造性地找回被剥离的物质属性，让多层的时空经验，在互文的景框之间产生碰撞，有可能构成一个新的可能的意义网络。

借由身体的穿越，建构河流的地方性

《命名》挑战语言符号的限度，它的不可言说性，源于河流本身的“崇高”感：作为一个不断流动、变化，并且在种种变化之间存在断裂和分层的复杂结构，它表面上是单调的，潜在却是一个诸多线索轨迹共存的容器。因此，对河流如何在当下“如其所是”的测量，对河流意义的赋予活动，必定是一个需要不断重返、持续更新的动作。

比如，不同世代、不同能力的身体，探入河流的姿态和轨迹也是不同的，于是以身体作为测量的锚点，“一个特定地点的文化、一个特定地点的现代化起源的问题”，就转换成感性尺度的伸缩。不同身份和技艺的身体穿越河流，让连续和变化所构成的谱系显影。

《过河》（2018）是《命名》序列中的一个视频装置，在五分钟左右的夜间影像中，程新皓头戴探照灯，扛着一根木头，从盘龙江的此岸穿越到对岸。“穿越”的身体不仅在地理维度上游牧，而且将河流变成文本间、代际间的交流。

在2013年拍摄“汇流处”图片的过程中，程新皓站在了错误的河岸，为了到达彼岸，不会游泳的作者硬着头皮下水，却泡在水中进退不得。这个创伤经验却让身体拥有了对河流最直接的体会：寒冷、阻力。

《过河》（2019）重演了一年前穿越河流的剧场，同时是对代际记忆的标记：水性很好的父亲，在年轻时对河流的日常穿越游刃有余，与作者当下不会游泳，因而面临生命危险的尴尬局面形成对照。浸泡在河中想象差异，成为一种“对话”的路径；身体对水性的忘却，映射出程新皓作为城市一代的集体特征，潜在的现代化过程冲刷自然习性，同时养成了新的经验条件。

泡在水中和穿越水域的动作，超出了《命名》的文本边界，与作者其他有关云南空间起源的知识生产实践，形成相互引用关系。比如《还归何处》（2019）用大约40分钟的视频，重演了作者扛着木头，探照和趟过河谷的过程，这次的终点是中越两国的边界，“莽人”的村落就位于这里，由于民族国家的地理政治划界，原本一体的栖居地点被划分进入两个国家的领土空间。

穿越河谷，将界山上被洪水冲到下游的木头，逆流送回。沿途的崎岖和湿滑，对穿越的身体形成真实的阻力，三屏的景框切割也旨在打断运动的流畅性，让观看的过程充满阻力。一个原本连续的（自然、经验、话语）空间，分裂为数个不同的位置，每个位置都对应着身体力行的记录行为：程新皓花了七个半小时的时间，沿途不断架设机位，然后入画、出画，重复拍摄和穿越的循环运动。

《还归何处》（程新皓，2019）

阻力使得身体对水域和景框的穿越行动，获得了一种额外的强度，让贴近和联结地貌的行动及其结果产生悬念，我们于是对这个单调却紧张的穿越过程聚精会神。身体的运动，协商水域的自然力量和话语力量，就像树木打开了荒野一样，揭开隐而未显的空间。

创造性的行走

在地图上俯视，与在地图所指涉的地面上行走，代表了两种产生空间经验的基础形式。行走者贴近地面，遵从空间现成的高低起伏，摸索和利用只能在行走过程中感觉得到的地貌，沿途即兴发生的关系，属于用移动的脚而非眼睛规划出的文本，进入一个创造的过程。

行走作为创造的动作，逐渐成为程新皓作品的驱动。在完成《命名》最初的图片叙事后，他尝试用视频的方式，将静态景框切割，放回表征的空间，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游牧的身体在云南的具体地点（铁轨、河流、界山）上活动，身体挪用现成的自然元素，跟这些元素发生关系（趟过水流、垒石头、拾取铁轨间的石子），就像是施展各种战术，构建剧场般的语境，让地貌对过去的指涉进入当下的感知范围。在其中，艺术家与其他原本就属于这个地点的行动者（包括人，也包括水流、树木、岩石、动物）演绎出彼此的差异和共存。

创造性行走的创造，指的是赋予地点以意义，通过行走，与地点建立具体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塑造了一种新的空间。艺术家的可见身体，并不是表达自我，而是充当一个与现成空间和地点的阻力发生作用的中介者，转译、显现地貌，转化一些现成却被忽视的东西，产生新的知识。

1994年，生活在墨西哥城的比利时行为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ÿs）穿上一双有磁性的鞋，穿过古巴哈瓦那，吸附地面的金属残留物；他后来也曾在耶稣撒冷的休战边界散步，沿途用油桶里滴下的绿色油漆，划出一条曲折波形，不同于地图上被政治主体分割的笔直线条。

《绿线》（The Green Line，Francis Alÿs，2004-5）

埃利斯认为，行走或者说无目的缓慢的溜达，不仅是一种对速度的拒绝、一种可供据守的个人领域，同时也是用来邀请他人加入一个剧本、共同展开叙事的方法，就像是磁铁吸附了各种分散在感知边缘的残留物一样。在一个具体地点上的运动，将不可见、不可言说，结合为有形、可感的新东西。

对于程新皓来说，这个作为中介者的身体，还具有独一无二的记忆，因为途经的地点与行走者的成长密切相关，是属于作者的独特的资源。在程新皓的作品中，云南的起源，也是“我”的起源，反之亦然。云南之所以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地方”，也在于云南的所有东西，都容纳了塑造“我”的东西，云南这个地方之所以是当下的样貌结构，答案也包括了“我之所以变成今天的我”这个描述的渊源，而“我”的行走和穿越，也因此构成了云南未来的起源。

这种特殊的关系，是程新皓所谓的他与云南地理的“本质的联系”，也是他不断回到特定地貌的理由。程新皓的作品让我们看到，创造性的行走和穿越，沿途转化了现成的东西，是对一种新的空间关系的生产，是一种创造和“更新”空间的方式。在快速变化和遗忘的当下，也许游牧的我们最终可以据守的资源，同样是自己的身体。

（作者徐亚萍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