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政治与族群︱石尠墓志所见西晋政局与门第

西晋石尠、石定墓志，1919年出土于洛阳城外东北五里、北邙山南麓马坡村，曾经周季木收藏，后归故宫博物院。石尠，是西晋太尉石鉴之子，曾参与诛除杨骏，死于西晋末的战乱。

西晋石尠墓志诛除杨骏，是西晋武帝、惠帝之际的大事件。武帝晚年对身后事的安排，是以宗室司马亮与外戚杨骏相互制衡，夹辅惠帝。杨骏外放司马亮，独揽大权。永平元年（291），惠后贾南风鸠集司马玮等，将杨骏诛除，武帝的筹谋尽付东流。随贾后专权、八王之乱，西晋王朝走向崩溃，福原启郎视之为重建“公权化”国家的最终失败。

中古史研究中，出土墓志等新资料的价值，毋庸赘言。史家笔下的杨骏之诛，不免因“倒放电影”而流于简易。石尠墓志，既可补充细节，亦揭示新问题。

西晋石尠墓志拓本

志云：

（迁）中书侍郎，时正直内省，值杨骏作逆，诏引尠式乾殿，在事正色，使诛伐不滥。

式乾殿，或为曹魏洛阳宫新殿。《通鉴》胡三省注云属皇后宫，不确。式乾，是指皇帝取法于天，而非胡注“乾父坤母”。魏晋南北朝，皇帝多于式乾殿宴会公卿、讲论文义，当属皇帝宫便殿（参《宋书·蔡廓传》），《读史方舆纪要》以为在北宫南。诛除杨骏，主事者为惠后贾南风，“诏引”一事，应出其手。当日，或以后宫不便外臣出入，而式乾殿既较正殿私密，又可借重于皇权，故成为贾南风于宫中谋事的大本营。

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北魏城门分布图》

贾南风为何招石尠入式乾殿？石尠又何以能“使诛伐不滥”？

石尠“中书侍郎”的职任，是解读的关键。西晋的中书省，是草拟诏命的机构。《太平御览》存晋令云：“中书为诏令，记会时事，典作文书”，是形诸法令的明文规定。（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掌握皇帝诏命，尤其是草拟权，是杨骏专权的重要一环，也是东汉外戚常“录尚书事”的成法。武帝病危，杨后（骏女芷）奏以杨骏辅政，“帝颔之”，杨后立召中书监华廙、令何劭作遗诏。杨骏覆灭后，其党羽受株连而夷三族的，见有中书令蒋俊。蒋俊其人，史传无考，当是杨骏调整中书人事所安插的心腹。杨骏又以其甥段广、张劭控制宫中，“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乃出”。经上述人事安排，杨骏得以内外畅达的掌握皇帝诏命。

诛除杨骏之际，贾南风自然要抛开杨骏一系的中书吏员，而被召至式乾殿的中书侍郎石尠，或承担了针对杨骏及其党羽的一系列诏命的草拟。“在事正色，使诛伐不滥”，应是石尠在草拟诛捕诏书时，未尽按贾后主张，而是有所全济。（原因详后）

政变之际，数通诏命有多大效力？

如福原启郎、仇鹿鸣所论，由武帝一手扶植的外戚杨骏，并不为宗室、功臣认可。杨骏在外，杨太后在内，内外畅达，是杨骏得以专权的根基，也是其要害所在。贾南风对政变的谋划，正切中要害。

对于政变，杨骏早有防范。假手杨后的武帝遗诏，特许其出入宫廷皆备宿卫，“持兵仗出入”。洛阳禁卫，由杨骏亲党掌控近半。政变当日，杨骏亦有所察觉，“时骏居曹爽故府，在武库南”，随时可以整军一战。四十年前的高平陵之变，是杨骏深以为戒的。

贾南风之策，则是隔绝内外，斩断杨骏与杨太后的联系。政变之初，司马玮屯司马门，司马繇屯云龙门，司马晃屯东掖门，裴頠屯万春门，并未以武力突袭杨骏。杨骏所面对的，不是军伍对阵，而是史书一再提及的“中外戒严”“内外不通”“内外隔塞”。杨骏幕僚劝其烧云龙门、开万春门，引军入宫，或是破局良策，但杨骏未从。等到贾南风“遣使奉诏废骏”，杨骏只得引颈就戮。

相比杨骏，宫中的杨太后，确曾危及贾南风的密谋。五十年代洛阳出土的徐美人（义）墓志，记政变中：

杨太后呼贾皇后在侧，视望[上㓞下乃]候，阴为不轨……美人设作虚辞，皇后得弃离元恶。

假如当日贾南风被拘束于杨太后宫中，而不能在式乾殿居中定策，诏无所出，事态将如何发展呢？

贾南风隔绝内外，实际是剥去了杨骏“代王言”的可能，并取而代之。为贾南风“代王言”的，或即式乾殿内的中书侍郎石尠。

那么，石尠当日“正直内省”，是凑巧，还是预谋？

福原启郎强调了武帝主导下，策立太子、齐王攸归藩以及外戚杨骏崛起等系列事件的意义，视之为西晋政治的“私权化”。仇鹿鸣则强调咸宁二年为“不起眼的转折之年”，借扶植外戚杨骏以与功臣、宗室相鼎足，武帝进一步扩张了皇权。武帝的一系列举措，归根结底，在于捍卫司马衷的继承权，以确保帝系在武帝一支中延续。

以此视角，石尠的仕宦履历，浮现出特别的一面：

少受赐官太中大夫、关中侯，除南阳王文学、太子洗马、尚书三公侍郎……迁南阳王友、廷尉正、中书侍郎……（按，诛杨骏后）拜大将军秦王长史。

志文南阳王、秦王，均指司马柬。咸宁三年（277），司马柬由汝南王徙为南阳王，太康十年（289），再徙为秦王，正与墓志相合。武帝得以成年的嫡子，只有武元杨后（艳）所生的司马衷、司马柬兄弟。武帝必立司马衷为太子，如韩树峰所论，在于张“立嫡以长”之帜，以杜绝朝野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呼吁。司马柬，则是司马衷的“保险”。司马衷如果失位，或有不测，司马柬必是武帝对储君的不二人选；司马衷如顺利继位，“沉敏有识量”的司马柬，亦是武帝眼中的鼎力援手。石尠的履历，除任廷臣之外，始终出入于司马衷、司马柬的幕府。或可推测，石尠是武帝为司马衷兄弟所拣选的潜邸之臣。

石尠夫人诸葛氏，与此或不无关系：

夫人琅邪阳都诸葛氏，字男姊，父字长茂，晋故廷尉卿、平阳乡侯。

毛远明指出，诸葛长茂，即武帝诸葛夫人（婉）之父诸葛冲。换言之，武帝、石尠同为诸葛氏之婿，这一重私人关系，或可视作外戚关系的推扩，正与武帝借外戚以隆私权的谋划相合。

其父石鉴在武帝时代的沉浮，亦可由此索解。

晋武帝一朝政局中，“出自寒素”的太尉石鉴，鲜见留意。武帝受禅（265），石鉴年过五十，封堂阳子。受《晋书》断限的影响，石鉴在曹魏时代的活动，记载不多。石鉴曾任魏侍御史、御史中丞，均掌奏劾，本传称“朝廷惮之”。《北堂书钞》存石鉴碑云：

为治书侍御史……直方其道……频居爪牙之任，鹰跱虎视，而庶僚风靡。

正与本传相合。由爪牙鹰虎的评价，石鉴在名臣大族为主导的魏末晋初政局中，是风貌迥异的异质分子。出身京兆名族的杜预，更是与石鉴公开交恶。

武帝前中期，石鉴两膺方镇之任。泰始六年（270），树机能反于秦州，石鉴奉诏进讨，军还，杜预奏其论功不实，石鉴免官。不久，重获启用的石鉴，在对吴战事中，再以虚报首功而免官，晋武帝并下诏书：

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败为得，竟不推究。中间黜免未久，寻复授用，冀能补过，而与下同诈。所谓大臣，义得尔乎……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勿削爵土也。

诏书追罪旧事，责其臣节，处以禁锢终身，近乎终结了石鉴的政治生命。论功不实，罪不至此。石鉴的际遇，并非孤例。同样出身寒素的邓艾、石苞、张华等人，其政治命运也大致相近。石鉴、杜预之争，仿佛邓艾、钟会之争的翻版。石鉴名其子为陋、尠，字云处贱、处约，是可玩味的。

吊诡的是，较长的沉隐之后，武帝忽又启用石鉴，更累擢至三司：

久之，拜光禄勋，复为司隶校尉，稍加特进，迁右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前代三公册拜，皆设小会，所以崇宰辅之制也。自魏末已后，废不复行。至鉴，有诏令会，遂以为常。太康末，拜司空，领太子太傅。

可留意的，是石鉴“领司徒”的除拜。武帝立国，并置八公，史称“特假名号”而已。但如祝总斌所论，唯司徒常置府，并握有品骘人物以定其任免、升黜的实权，“确与其他诸公不同，决非纯粹尊崇之位”。石鉴的册拜，尤见礼遇。高层政治中，不寻常的恩宠，常有深意。汉武帝封树公孙弘、田千秋，各是尊用儒术、转向守文的政治信号。晋武帝力拒舆论，封杨骏为临晋侯，亦是外戚崛起的标志。“终身不得复用”的石鉴，何以显擢至此？

石鉴领司徒的时间，史无明文，清人张熷甚疑石鉴“无领司徒事”（《晋书斠注》引）。石鉴拜司空，本传记在“太康末”，《武帝纪》则云“太熙元年（290）三月甲子”，当以纪为准。那么，本传“太康末”，或即石鉴领司徒的时间，正接续以司徒致仕的魏舒。

武帝于太熙元年（290）四月去世，石鉴则于太康末领司徒、太熙初拜司空，《晋书·职官志》云：

其后太尉汝南王亮、车骑将军杨骏、司空卫瓘、石鉴皆领傅保……以终武帝之世。

武帝始终未确立顾命大臣的人选，而为杨骏乘隙擅权。上述四人名单，或反映出武帝对辅政人选的最终安排。司马亮、杨骏、卫瓘，分别是宗室、外戚、功臣的代表。“爪牙鹰虎”，与功臣大族有所疏隔的石鉴，则是作为制衡的异质力量。武帝末年，元老将尽，石鉴老而弥坚，“自遇如少年”，或也是得膺此任的原因。

武帝身后，杨骏初擅权柄，疑不自安。监统山陵事，即控御陵兵的重权，不由宗室、功臣典任，而归于石鉴、张劭（杨骏之甥，后亦族灭），无疑出自杨骏，亦可见石鉴当时的位望。恰在此时，谣言称司马亮将起兵讨骏。杨骏急忙矫诏令石鉴、张劭进讨司马亮，石鉴按兵不动，探明司马亮已奔还许昌。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就此化解。以事件的处理来看，石鉴与杨骏、司马亮之间，似乎均无所党同，而是若即若离，以制衡镇安为务。

峻阳陵、崇阳陵示意图，引自《西晋帝陵勘察记》

惠帝元康元年（291）十月，即诛除杨骏后，石鉴进为太尉，位极人臣。下至元康四年，石鉴去世，年八十余，其间再无石鉴事迹的记载。诛除杨骏，石鉴是否与谋？史无明文。

回到石尠墓志，政变当日，石尠为何“正直内省”？贾南风谋事所借重的宦官董猛，正是惠帝东宫旧臣。同为东宫旧臣的石尠，当日于式乾殿内草拟诏命，恐怕亦非凑巧。石尠得以违逆贾后，有所全济，则只能借重于其父石鉴的位望。以此而论，诛除杨骏，石鉴、石尠父子，多半也是预其谋者。即便贾南风完全绕开石鉴父子，借“诏引”石尠，他们也顺水推舟地成为与谋者。墓志所以叙事隐晦，语焉不详，则是贾南风覆灭以后，“政治正确”的表达了。

石鉴、石尠父子的立场，并非贾后党羽，而是由武帝遗志而尊奉惠帝。这一点，亦可见于八王之乱中石尠的升降。志云：

赵王篡位，左迁员外散骑常侍。三王举义，惠皇帝反正，拜廷尉卿，除征虏将军、幽州刺史。

赵王伦篡位后，赏罚皆滥，石尠不诛不赏，而是左迁闲散，可见他并非贾氏心腹。故惠帝反正，石尠旋拜列卿。同时，也可看到，石鉴死后，石尠并未进入权力中心，在八王之乱的诡谲政局中，随波浮沉而已。

石鉴于武、惠之际遍历三司，石尠又曾任列卿、乐陵国大中正，假如西晋克终，乐陵石氏，未必没有跻身中古名族的可能。

石鉴“出自寒素”，其夫人家世已不可考。所谓“寒素”，是相对“势族”而言，非指寒贱。（参胡宝国《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由石尠退居乡邑，“亲率邑族”，石氏在乐陵应有相当势力，先世或是未得显宦的地方家族（或豪族）。石鉴仕魏为尚书、御史，石尠“有伦理刑断”，均无经学、玄学素养的记载，或亦与其家世仕郡县、练达文牍的风尚有关。

石尠少受赐官太中大夫，初除南阳王文学，或即以二品起家为诸王文学（赐官非正途，并参《晋书·邓攸传》）。其两夫人，一出琅邪诸葛氏，已见前文。志云：

夫人广平临水刘氏，字阿容，父字世颖，晋故步兵校尉、关内侯。

或即出广平刘氏。以石尠生年计，他娶于广平刘氏、琅邪诸葛氏，约在晋初泰始、咸宁间。换言之，西晋立国，乐陵石氏已由“寒素”进为“势族”。

至石鉴孙辈，石定娶于沛国刘氏，妻父刘终嘏（石定墓志），即华芳墓志中的刘宏，父为肃成伯刘芬。刘宏兄弟三人，各联姻荀氏、华氏、杜氏，皆当时望族。又，石尠之女，嫁江安侯颍川陈世范（石尠墓志）。陈世范爵为县侯，其字“世范”，似取自陈寔碑“文为世范”（参《三国志·邓艾传》），应出颍川陈氏，即陈群、陈泰家族。又，石定兄弟某，娶于颍川荀氏，荀岳墓志云：

息女柔，字徽音，年廿，适乐陵石庶祖。

石定字庶公，少弟石迈字庶昆，“乐陵石庶祖”当为石定兄弟行。荀岳为荀彧从孙，荀柔之弟即号称“日下荀鸣鹤”的荀隐。故石鉴孙辈，已结姻于海内名族颍川荀氏、陈氏，加之石鉴遍历三司，乐陵石氏的“世族”门第，已初见规模。

西晋石定墓志

永嘉元年（307），石尠乡居乐陵，汲桑来攻，石尠身死，长子石定、小子石迈同死。二年，怀帝遣使者护丧至洛阳，祔葬于石鉴墓侧。石氏葬地，在武帝峻阳陵（南蔡庄北）以西约二十公里处。

北朝隋唐，乐陵石氏门第不显（文略）。究其原因，当是晋室南渡以后，乐陵石氏于南北均鲜见人物。或可推想，在八王之乱的动荡局势中，石氏家族的经营，是以石陋一支处京师，石尠一支退据乡邑。（参韩树峰《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在与汲桑的战事中，石尠及其邑族一时俱没，使得石鉴家族在本籍乡里根本荡尽。而石陋一支，以及护丧赴洛的石恭，可能亦随西晋覆亡而星流云散。乐陵厌次石鉴一支，或覆宗于永嘉之乱，故其郡望门第，在北朝隋唐的郡望谱系中，也渐次沦没。中古时期，乐陵石氏郡望的上升与湮灭，是认识士族社会下门第升降的生动个案。此外，由两志的行文格式及叙事异同，或可追索其文本的形成，以及状、策、志、传等文本间的关系，文多不赘。

总之，由石尠父子墓志，乐陵石氏的人物事迹、门第流动，及其关涉较深的武、惠政局，以及中古墓志的相关问题，或可推进认识。凡此种种，大概正是西晋墓志的史料价值所在。

小文蒙韩树峰、周鼎、熊长云等先生赐教尤多，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