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是什么终结了大清最后的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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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7日晚8点，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政商关系演变」主题讲座。想收看完整直播的学友，请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

或许大多人都没想到，压死大清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因为饥荒贫困，民众愤而起义推翻清政府，而是源于1911年5月清廷想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作死操作。

清政府想当然的以为，办铁路的权利是国家给的，国家当然也可以收回。

这事要是放在鸦片战争以前，也许老百姓就从了，毕竟中国传统观念总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天下都是皇帝的财产，土地是，人民也是。

大清还是过去的大清，但人民已不是过去的人民。他们的国家观念和产权观念已经慢慢现代化，再也不会听从一纸圣意就割让自己的财产。

所以这一次，老百姓就不干了，清政府要收回铁路没问题，但总得开个会商量商量吧？总得有个合法的程序吧？

清政府对带头请愿的绅商态度傲慢，不但拿着一百年前的官家做派对付民众，而且对民众的抗议毫无感觉。

于是，南方各地爆发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这种抗议在川汉地区尤为激烈，因为当地人基本都购买了铁路的原始股。

就这样，清政府得罪了绅商、得罪了普通百姓，也再次激怒了革命党人。

当时，革命派的宋教仁指出：

「收归川汉、粤汉铁路，政府先自违反宪法大纲（及集资政愿，资于聚之章程），不顾国家之命脉，侵夺人民之权利（以事无民、使剥之政府之不足次）。」

清政府不单得罪革命党人，连立宪派也受不了清政府的嘴脸。《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中记载了保路运动时期立宪派的一段宣传语：

「这就是违法欺良善，立宪国哪容这等不好官。我们根据法律来问辩，问穷了大家把脸翻。做官人都把法律犯，小百姓一齐要动蛮，不是乱来不敢反，抱定道理守定秩序总要闹出天外天。这等对抗为哪件？还是立宪国民的自由权。」

|保路死事纪念碑

图片来源：Wikipedia

后续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湖北新军调入四川，武昌防卫空虚，为革命派创造了绝佳时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枪声炮火中燃尽了大清的最后一丝命数。

从「臣行君令」到「官督商办」

晚清之变，表面上是一场政治之变，本质是一场社会变革的结果。

这场社会变革就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逐步转变为工商业社会。而产权观念的产生，是这种改变的基石。

中国古代没有契约关系，只有官民关系，这种关系直接桎梏着民间商业的发展。

经商致富本没有错，但自秦朝以来，历代王朝一边假借儒家学说规训百姓，一边又行法家「弱民之术」。法家认为「民贫则力，民弱国强」，为了治理好国家，就一定不能让民间强大起来，不能让他们变得富裕。

对于这个现象，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老师在直播中总结到，在传统时代，整个国家包括所有的财产、人民、官僚都是属于皇帝的。

|雷颐老师在「知播」直播间。

百姓可以经商发财，但必须要看皇帝旨意，这是基本原则。而皇帝管理国家的权力来自上天，因此这条原则不容置疑。正所谓：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

为了统治，传统中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位于「士农工商」之末，「视官宦如帝天」。

这种统治理念到了16世纪的明清时代依然没有变——民众不能富，富了就不认官家的账，富了就会威胁社会稳定。

当西欧沿着大航海路线开展全球贸易的时候，中国的民间商业力量一经萌芽就被掐断了。

中国商业发展迟滞了数百年，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打开国门，被迫与西方打交道，但守旧顽固的势力，始终将科学与技术拒之门外，始终有夷夏之防。

这也是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朝廷内部的顽固守旧派依旧非常强大的原因。他们注重「华夷之别」，连「师夷长技以制夷」都不让提。

雷颐老师指出，到了1854年，曾国藩用洋枪洋炮武装湘军，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清政府看到了威力，才终于允许用洋枪洋炮武装清军。但是只能使用，不能生产。直到1860年代开始，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的请求下，清政府才允许在地方设立军工企业。

|曾国潘用大炮武装湘军。

图片来源：腾讯新闻

早期的军工企业更像是政府或军队部门，因为生产的军用品都属于官方，不会拿出去销售交易。但这种方法没有利润，非常耗钱，国库维持不下去，清政府不得已才允许了华人买办参与入股，但必须由官方允许，接受其监督管理。商人买办实际经营，这就是「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时期是产权观念的起步阶段，象征着政商关系初步突破了体制性障碍。官员开始和商人打交道，商人为了好办事，也需要官衔加持。

尽管仍是以朝廷的名义，但总算是有了民办企业产权的苗头。雷颐老师在直播中谈到，这个转变离不开李鸿章的曲折变通，他能在顽固派的「臣行君令」话语中找到破口，提出解决方法，为「官督商办」留出立足之地。

除此以外，「官督商办」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从军工转为民用，比如电报总局、上海纺织织布局等等，生产的不只是军用品了，企业发行股票、募集商股，生产民用品，洋务运动的目的从求强深化到了求富，这种转型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电报局招商章程》片段。

图片来源：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知识库

朝廷官员与商人们的合作，推动了1870年代至1880年代的中国第一次投资热潮。

但是，由于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官家，「官督商办」也引发了政商之间的重重矛盾。

「官督商办」引发的政商矛盾

第一个问题来自顽固派。

当时很多朝廷官员仍然不理解为什么要按比例分红，给商人那么多钱，他们认为企业既然是官办，利润就应该大部分归朝廷所有，这导致官府经常有要求查帐和阻挠生产的举动。

对此，李鸿章巧用「华夏中心论」缓解了他们的不满，他强调华商也是华人，把机器生产的成果归结为中华得利，中途废止「官督商办」更会被洋人笑话，顽固派这才稍微有所收敛。

第二个问题是产权不明确。

雷颐老师用铺电报线的例子做了生动说明，电报局要想能运转，必须要有官府的保障，可一旦官府参与进来，最后又可能没收民间所有股份。

这个问题，雷颐老师称为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轮船招商公局股份票。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终归到底，当民间商业势力抬头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一部商法对官府限权，保障商人的权益。

产权不明确就会形成灰色地带，商人也会在其中钻空子。比如，在盛宣怀的运作下，上海机器织布局转变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从「局」到「厂」，雷颐老师说「企业性质就加强了，官方性质就淡了」。再经过股权变动变成了集成公司，从「官督商办」，变成盛宣怀实际的私人财产。

但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少数。李鸿章死后，清廷政策收紧，得势的袁世凯要强行收购官督商办企业，改为官办。以盛宣怀和郑观应为代表的商人团体提出，既然是股份制企业，就应该召开全股东大会来决定是否同意被收购。

可以看出，这些商人已经初步具有了现代产权意识，不再对官府唯唯诺诺。然而，清政府并没有理会他们的建议，政商关系的裂缝逐渐加深。

郑观应据此写了一首《商务叹》，叹息到：

「办有成效倏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

尽管矛盾存在，但当时的商人依然对清廷抱有希望。

雷颐老师在直播中特别提到，他们偏向于立宪派，最不希望社会动乱，希望清廷通过自身的改革，比如立宪、颁布商法来保护私人财产益。张骞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909年前后，张骞数次向朝廷请愿，要求清政府改革立宪。他提出两个理由：第一，立宪是国民义务，商人本身也有这个义务；第二，中国工商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商法，没有国会问责，造成腐败浪费。

1910年，各地商会和商人前往北京，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请愿，希望清廷开国会。

|第二次国会请愿代表合影。

图片来源：腾讯新闻

但是清廷是怎么想的呢？这会威胁到自身统治，必须严厉镇压，断然拒绝。

清廷从虚假改革到不改革，越来越让立宪派失望，商人们也迅速倒向革命派，加入了同盟会......

「做官人都把法律犯，小百姓一齐要动蛮」

「国退民进」，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晚清70年政商关系演变的最好概括。

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在这种趋势中吸取教训，在洋务派纷纷「凋零」之后企图「国进民退」，反弹也就不可避免了。

晚清的落幕令人唏嘘。雷颐老师在直播中说：

「革命党人只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导火索，真正决定辛亥革命是成是败，或者清王朝是存在还是覆亡，是由它的社会基础，这些绅商决定的。」

我们往往震惊于一个王朝崩溃于武昌的零星炮火，其实这早有预示。

无论再怎么「师夷长技」，只要思想观念转不过弯，它的覆亡便只是时间问题。

近代政商关系的演变，就是其中一面镜子。■

原标题：《雷颐：是什么终结了大清最后的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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