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许子东：张爱玲的家世、爱情及其笔下的女性

【编者按】

近日，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做客北大博雅讲坛，在“跨越雅俗之界——百年张爱玲”的两场特别直播讲座中，关注了张爱玲在文艺界火热与学术界遇冷的巨大反差，讲述了现代文学中女性作家婚姻状况与文学作品间的关联，细述了影响张爱玲人生的两个重要男人——张佩纶和胡兰成，并用生动的譬喻分析了张爱玲小说四种典型的恋爱女性形象。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主办方提供的现场录音稿，经许子东本人审定并授权发布。

学术界的“冷”与文艺界的“热”

北京大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镇，目前中国内地所使用的现代文学教材是由北大的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很多年前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许子东收到了钱理群和吴福辉的赠书，一翻目录发现张爱玲没有单独的一章。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北大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不是很看重张爱玲。当时重要的作家要列一章甚至两章，一般的作家就是一节，然后几节再合成一章，许子东形象地打比方称，现代文学史是一辆列车，鲁迅一个人两个车厢，巴金、老舍很多一些作家一个人一个车厢。沈从文后来补了一个车厢，张爱玲是跟钱钟书他们很多人挤在一个车厢里。

“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现代文学正宗的北京学术界研究张爱玲的人还非常之少。张爱玲在文化界很热，电影、图书很多，但是在学术界相对是比较冷的。如果现在在北大读现代文学研究生，就会发现一个巨大的反差：学生读得很多、社会上很热，比如《第一炉香》拍电影，网络的反应非常强烈，但是一流的学者研究张爱玲的却很少。”这便是许子东“细读”张爱玲的部分原因之所在，他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从作品本身出发，并不拘泥于某一个西方或者中国古典的文学批评的典范，而是在语句和文字上做评论，希望以此来填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当中关于张爱玲研究的弱项和空白。

现代女作家群的婚姻、命运与作品

现代女作家的家庭生活、个人感情经历对作品的影响，比男作家要大。男作家有各种分类，从政治流派分类，胡适他们是右派，创造社左翼是左派，巴金、老舍他们是民主派、中间派；也有人从留洋背景分类，比如日本留学回来的比较接近革命，英美的比较保守改良，本土的比较接地气等。可是谈到女作家的分类，世界就变得不公平，就一定联系到她们的婚姻家庭。其中一类女作家，诸如冰心、冯沅君、凌叔华、林徽因等，她们找到了一个好丈夫，从一而终，她们的文风就是比较温柔敦厚；另外一类作家，她们个人生活中都有过好几段不同的婚姻，经历了爱情的波折，比如丁玲、萧红，张爱玲，在她们的笔下故事都是波澜壮阔的。

丁玲早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奠定了她一生创作的基础。这本书的基本格局就是有一个男的老老实实，忠心耿耿地跟着她，可是女主角总是向往、羡慕甚至追求比较靓的、个头高的、有文化的，甚至政治地位也高的男人。可惜丁玲在延安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以后，就没有沿着男女关系这条路继续写下去，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她被打成右派。张爱玲后来在美国曾经一度申请美国研究经费，一是想研究《海上花列传》，另外一个就是想研究丁玲，竟然没有获准。要是张爱玲研究丁玲，那将会是现代文学史上多么精彩的一笔！

萧红只想把她自己的男女经历写清楚，比如与萧军和端木蕻良。萧红后来在香港玛丽医院动手术出了问题。她是两次怀了别人的小孩，第一次是汪恩甲的孩子，后来临产的时候遇到了萧军。在与萧军同居的日子里，她又怀了萧军的孩子，但是两人终究没能走到一起。后来她跟着端木蕻良来了香港。萧红一有机会就写她的家乡，据说她最后想用《呼兰河传》的版税酬谢在她快去世时照顾她的骆宾基。试想萧红健康地活着，活到五十多岁，像张爱玲一样也写一部《小团圆》会有多么精彩。

张爱玲别的事情不管，就唠叨自己这点事。她的恋爱数量不多，质量也一般，也有人认为很特别。但不管怎么样，张爱玲写成了非常好的小说，把很差的恋爱材料，转化成了非常高端的艺术作品。张爱玲在写早期爱情小说的时候，就二十三、四岁，也没有交过男朋友，让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写爱情可以写到这么深刻；更让人不解的是，她把爱情写得如此透彻，自己在现实当中却一败涂地。张爱玲的小说，包装成了琼瑶的外表，可是里面又有鲁迅的成分。现在很多“张迷”是只见华丽，不见苍凉。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比男人聪明，但是她笔下的爱情悲观灰暗，然而这也因为她对爱情的期望很高。按照她的原话，“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许子东初读《金锁记》时就感受到它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个方向的，但采用了一些旧白话、“三言两拍”或《红楼梦》《金瓶梅》里的写法。如果把张爱玲的小说放在五四文学的爱情模式里看，它就不仅仅是很通俗的爱情小说，而是有其特别的地方。

张爱玲的家世：从祖父张佩纶遗传的才华

在所有现代作家里，张爱玲的家世是最为显赫的，她的曾外祖父是李鸿章。可是她小时候对自己的家世完全不清楚，她的父母根本不跟她讲这些事情。20世纪30年代初，当张爱玲10多岁的时候，非常戏剧性地知道了自己的家世。有一天她的弟弟张子静拿着《孽海花》让她看，说这部小说是写咱们家的，后来张爱玲才知道里面的主人公庄仑樵影射的是自己的祖父张佩纶。

张佩纶是晚清名臣，是著名的“清流派”代表，他的人生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许子东把第一阶段概括为“书生意气”。少年时的张佩纶非常有文才，22岁中举，23岁进士，27岁做到侍讲，也就是帝王师；后来张佩纶做到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他最得志的不到10年时间里，直接给皇帝写了127封奏折，甚至告倒了当时的户部尚书王文韶。做事情就要得罪人，当时正值法国军队开到福建沿海，摆出一副开战的架势，清廷中分成了主战和主和两大派。主战的张佩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派往福建，与船政大臣共同负责对法作战事宜。结果历史上的马江之战，张佩纶吃了败仗，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福建战败”。借着张佩纶打了败仗，朝廷里那些对他不满的人就去告他的状，一开始派左宗棠查他，但后来左宗棠包庇他，最后朝廷决定严办，把张佩纶发配到张家口充军，在那里待了好几年，这是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落难反省”。1888年，四十岁的张佩纶被放出来，迎来了人生第四个阶段“遇到贵人”——李鸿章把自己二十多岁的女儿嫁给了他，尽管张佩纶在政治上并不得意，但他跟李鸿章的女儿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叫张志沂，后来生下了张爱玲；而那个女儿是张爱玲的姑姑，也是她后来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人。

张佩纶在晚清文学里十分重要。一般学术界正统认为五四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即从鲁迅开始的现代文学。晚清属于近代文学，在大学里是与古代文学放到一起教授的。十几年前，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打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口号，认为五四文学是从晚清发展过来的，甚至五四文学把晚清文学好的地方、被称之为“现代性”的部分压抑了。许子东发现，第一，晚清小说跟五四小说在语言上差不多，都是白话文，只有鸳鸯蝴蝶派才用文言；实际上像《老残游记》的语言，五四以后还没有几个作家及得上。第二，那些五四的作家都非常忧国忧民，而且还批判社会，这跟晚清也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晚清小说和五四以后的小说不同在于，晚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官，而五四之后到延安时期以前，文学的主角是农民和知识分子，这在学术界是有定论的。晚清的官员有一个基本特点——都很坏，其中写得最好的是创作了《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在他笔下“无官不贪”，但“贪得有理”，因为当时捐官盛行，捐官、谋缺的做官成本极大，所以造成了贪腐。曾朴的《孽海花》写两种官，简单来说，考出来的官比较好，买来的官比较坏，小说里的庄仑樵就是考出来的。

张佩纶代表了清代官场比较光明的一面，张爱玲的文采、坚持个性、不媚俗，在许多这样的关键地方都与张佩纶是一脉相承的。张爱玲在快去世的时候编了一本《对照记》，把自己和家人的照片放上去，讲了一段很深情的话：“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因为张爱玲在年轻的时候不敢讲她的家世，直到去了美国用英文写小说的时候，她才开始讲自己的叔叔是两江总督这类的话。到了临终之前，她终于开始认同她自己的晚清血统。

张爱玲的爱情：与“渣男”胡兰成的感情纠葛

胡兰成结识张爱玲是因为看了她的一篇小说《封锁》。据说胡兰成当时作为汪精卫下面的一个“宣传次长”，看了这篇小说以后，跟苏青要了张爱玲的照片，然后就去找她。台湾一位很有名的教授黄锦树认为：“《小团圆》就是写一个女人如何不顾一切地爱上一个显然不值得爱的男人。”许子东借这句话进一步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什么叫“显然不该爱”？第二，为什么会不顾一切地去爱这么一个显然不该爱的男人？第三，到底什么是爱？

什么样的男人是“显然该爱”的？许子东分析了一些有名的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男人形象，包括鲁迅的《伤逝》、茅盾的《创造》、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些男人的优、缺点对比中，总结了现代文学中“显然该爱”的男人五大特点：一、才子，二、进步，三、有一些钱，四、颜值不重要，五、忠诚、专一。在这个标准之下，比照胡兰成和以其为原型的《小团圆》里的邵之雍会发现，他最大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政治上不进步——汉奸；第二，花心、已婚。《小团圆》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描写一个很精明的女人是如何克服政治方向和渣男花心这两个问题爱上渣男的，也正因如此，这部小说在五四时期的各种爱情小说里很罕见。

对于政治的问题，张爱玲小说里她的一个好朋友比比讲了一句话说：“窗台上一盆花，比街上的群众集会还要大”，就是说，街上有一群人在开会，很重要，可是自己窗前放了一盆花，因为视角的关系，这盆花就挡住了街上的景。虽然这是讲一种物理现象，但同时也是象征，就是说对于某些女性，如果从个人的出发点来看，自己眼前的事情比外面社会上的事情要大。一块手绢掉下来的分量，跟旗帜一样重要，这当然政治上讲是错误的，但是在艺术上常常会有这么一个错觉。

另一个更大的困难是胡兰成花心。许子东总结了胡兰成的“胡四招”：第一，“说好话”，见到女的就说好话，怎么好就怎么说；第二，“马上结婚”，当然他对结婚的定义跟别人不一样，后来才都明白；第三，“花女人的钱”；第四，“一切公开”。胡兰成一点都不隐瞒，刚与张爱玲写好了婚约，就跑到武汉去找小护士说要结婚，当小护士真要结婚的时候，他说在上海还没有跟张爱玲办婚礼，“你总要在她后面”，他甚至都不觉得羞耻，还把它写在《今生今世》里。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还有一段话，他说跟张爱玲好了以后，张爱玲一点都不在乎他跟其他女的在一起，甚至自己还挺高兴。许子东分析这里面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就是胡兰成胡说，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其二就是两人刚开始交往的时候，这个男人还有其他交往对象，张爱玲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其三就是张爱玲并不是特别在乎一夫一妻制，觉得你只要喜欢我就好了，有没有别的女的我不关心，但这只是在理性上。弗洛伊德曾说，“人是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是理性，而理性只占冰山的一角，决定人的命运是下面看不见的、无意识的部分。”所以《小团圆》写的就是一个理性上我觉得不关心，但实际上受不了的故事，它体现了中国男人集体无意识的一个理想：有了一个喜欢的就再去追另一个喜欢的，而且还希望所有喜欢的女人都能和谐相处，从根本上这是由于中国过去的一夫一妻多妾造成的，《金瓶梅》《红楼梦》乃至《废都》都有这样的场景描写。

《小团圆》的女主人公九莉体现了张爱玲的爱情恋爱观：一、不要太好看，喜欢太好看的男人是心理问题。二、不要像她，她不喜欢像她这样的人，自恋、自私。有人也这样批判张爱玲，但她并不羞愧，还不断表现。三、爱情一定非功利，单凭这一条就使张爱玲区别于很多写爱情的作家。张爱玲或者说九莉所理解的爱情是康德说到第三种快感，是傍晚走在树林边上，听到风吹着叶子的声音，没有肉体接触，也没有道德的善恶，但感到愉悦，这就是审美，其要害就是非功利。这便是她的恋爱观，写出来很悲观，但背后的信念其实是高尚，只可惜她碰到了胡兰成。

《小团圆》里的邵之雍不等于胡兰成本人，张爱玲把胡兰成这个人写进小说以后，不是丑化而是美化。张爱玲改了两个地方：首先在现实当中，胡兰成是吃软饭的，后来逃到温州的时候，张爱玲把和桑弧拍电影的稿费寄去给他用；其次胡兰成认为一棵桃树结很多桃花理所当然，因此男人有很多女人一点都不值得羞愧。可是到了小说里，“比比与之雍到阳台上去了。九莉……听见之雍问比比：‘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犹豫中反映出了内心的挣扎。张爱玲在钱和忠诚这么两个关键点上美化了男主角，使得他的故事变成了爱情小说，并且成为五四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看张爱玲的小说，有时候会想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爱。

张爱玲笔下爱情中的四种女性形象

在张爱玲的笔下，一共有四种典型的女性形象，最能代表这四种女性的角色是：《第一炉香》里的薇龙、《金锁记》里的七巧、《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最后一种是《封锁》里的翠远与《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娇蕊。这四种女性的命运、故事与性格都是很不一样的。第一种女性是知道爱情的风险、困难、代价，但是无怨无悔。第二种是爱情给她带来了创伤，然后她就惩罚爱情的成果。第三种是努力奋斗，先小人后君子，竟然得到一个双赢。第四种是女人想付出，可是面对的不是渣男，而是窝囊的好人。

对第一种女性形象，许子东概括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葛薇龙为了求学费，住进了姑妈家，好衣服、美食、Party，遇到了乔琪乔，是个混血帅哥。“明知山有虎”就是薇龙明知道她碰到的男人不好，花花公子，没有真才实料，靠不住。“偏向虎山行”就是她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可还是一意孤行。小说里有些细节是非常出名的，比如她抓住这个男人想看他的眼睛，因为他说，“我不能给你婚姻，也不能给你爱情，我只能给你快乐”，这种话一般男人是不会说的，所以她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便想看他的眼睛，可他戴着墨鏡，薇龙只看到了自己缩小的影子。小说里还写道，她跟乔琪乔好了几个小时以后，乔琪乔就跟丫头在一起了，可是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薇龙还是嫁给了他，小说里最后的结局是她从此就帮着男人找钱，帮着姑妈找男人。《第一炉香》的悲剧性在于，小说里有很多个选择的关头，每一步大家都会觉得没关系，但是突然有一个瞬间会发现，她已经站在悬崖口上退不回去了。这是第一种，简单概括就是好女人，为了社会的、经济的压力，也为了追求花样男，结果就走上了堕落的道路。

张爱玲小说中的第二种女性典型形象就是《金锁记》里的七巧。七巧送走了骗她钱的小叔子，心里却不舍得，跑到楼梯上面看她的男人走掉，晴天的风像鸽子一样吹在她的衣服里。从此以后，七巧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畸形。她前半部是被他人害了，后半部没什么人好害，就害自己的儿子女儿。给儿子娶媳妇，然后虐待媳妇。媳妇生病了，在隔壁房间睡觉，七巧把自己的小脚放在儿子脖子上，叫儿子帮她烧鸦片，同时跟她说跟他老婆的床事。最后女儿想要谈恋爱，她就谎称她抽鸦片，活生生把女儿毁掉。许子东认为《金锁记》是张爱玲写的最扎实的一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分量最重的小说之一，是一个女版的《阿Q正传》。《阿Q正传》的核心就是写了一个还要去欺负别人的奴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个奴才，被人害，还精神胜利法，自得其乐，想要革命，其实就是要抢地主家的女人、家具，迫害比他地位更低的人。总之鲁迅在《阿Q正传》中要批判的核心就是被人欺负的人欺负别人。七巧也是一个被人欺负的女人，然后她还欺负别人，被所谓的亲人欺负，再欺负亲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高峰，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番反省。小说的结尾，七巧把手镯往手臂上推，一直推到小臂上，这就给《金锁记》的题目做了一个最形象的注解。这是张爱玲写的第二种女人：“明知山有虎，自己变老虎”。

张爱玲小说的第三种女人就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倾城之恋》是一个恋爱模式的“先小人后君子”。一开始白流苏并不喜欢范柳原，但各种被逼无奈之下她不得不另寻出路。范柳原和白流苏的爱情作战简单来说是女的想找长期饭票，摆脱自己的生活困境，男的就是为了追求，享受征服的过程。在香港的浅水湾酒店，范柳原花了钱把女人找来，可他还要学知识分子的腔调，弄点文化出来，其实这在现代文学中很普遍。白流苏当然根本听不懂，但是她说听不懂没关系，以后找房子，找工人，买家具都还是我说了算。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文学当中女性觉悟的一个退步，却又是女性主义文学的一个进步。之前的五四小说的女主人公玉洁冰清，讲雪莱、拜伦、歌德，她睁大了眼睛听。鲁迅、茅盾、巴金，甚至巴金家里面的那个丫头鸣凤都能听男人讲新文化，但是没人说男人讲新文化的时候女人脑子里在想，将来哪里买房子，男人到底有没有钱。只有张爱玲才会写出这样真实的想法。整部小说都是一步步朝着男人胜利的方向，唯有到了最后两人一结婚，女人的目的全部实现。所以许子东称之为“明知山有虎，和老虎成了朋友”，这是张爱玲笔下唯一的双赢。

如果换成男人是主角的小说，就有了第四种类型。《封锁》里车子不动了，男人和女人在很短的时间里谈恋爱，互有嫁娶的意思，可是等封锁令一解除，男人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不存在。《封锁》原来有个结尾后来被砍掉了，说男主人公回到家以后，开了灯，结果小虫从房间角落里爬出来，在房间里犹豫了一下，又爬回去，这影射出男人的窝囊，什么都不敢做。还有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佟振保碰到了他朋友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可是他欺了，欺完以后又觉得不可欺，没想到女的爱上他了，他却逃走了。这种故事模式也出现在俄罗斯文学当中，那些贵族男主角很懂西方的东西，爱上了女子，但是一旦女子要爱他的时候，他们都是迟疑的、胆怯的、做不了事情的，从冈察洛夫，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写的奥涅金、屠格涅夫等很多都是这样。如果还是从女性角度来讲，这个叫“明知山有虎，碰到纸老虎”。女的上山了，碰到了这样的男人，女的愿意和男的一起承担风险，才发现对面不是一只“老虎”，男的看到女的要爱上他了，就怕了、跑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张爱玲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如果呼应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的时代审美需求等等，还是希望大家看书，书里有比较学术性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