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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雷、反盗猎,王珂:我要做一个在国际上声名赫赫的中国NGO
撰文 ▏浮琪琪
编辑 ▏肖泊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社会创新家( social_innovator )
创办平澜基金会,是王珂对理想主义的致敬。
他具有英雄主义的一面,计划把基金会做得蜚声国际。他想为基金会买一条医疗船、一条科考船,再发射一颗科研卫星。
“我是一个有行动力的梦想家,”王珂提醒我,“不要把我写成一个狂热的人。我可能是个狂热的人,但做公益给我压住了。”他顿了下,“有成就的人,往往就是很狂热。”
在王珂与枪支的诸多合照中,枪是永远的构图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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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孔
“你是军人吗?”47岁的王珂身形健硕,眼神刚毅,时常被人误认作军人。这是他未实现的梦想。他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是经营通讯生意的商人和极限运动爱好者。如今转型做公益,出任平澜基金会理事长。
与很多人一样,王珂投身公益事业,也是受汶川地震影响。震后,他联合几十个极限运动同好,组建“V救援”志愿队。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周年,"壹基金救援联盟"正式成立,王珂率队加入,参与“7·21北京特大暴雨”等国内救灾。
新冠疫情爆发,平澜基金会召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在武汉方舱医院做防疫消杀
2012年11月,王珂第一次出国救灾。目的地是缅甸曼德勒省,6.8级地震震垮了建设中的大桥。王珂持旅游签证,与七个伙伴空降曼德勒。落地后,华人朋友接上王珂直奔中国驻曼德勒领事馆。按响门铃,王珂见到了时任总领事郁伯仁。
“你好,我们是中国民间救援队的,我们想来救灾。”王珂如此介绍。郁伯仁看着风尘仆仆的王珂,十分诧异,“你们想法特别好,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等一会儿。”
半小时后,郁伯仁下楼,代表领事馆支持王珂,主动提出帮忙协调缅甸政府。三天后,王珂拿着领事出具的证明信进入受灾区域。
在现场,王珂看到倒塌的建筑物多是竹木结构,灾情远没有想象中严重。他召集队员,帮忙清理震后废墟。
看到有中国面孔在废墟上干活,许多人围了过来。缅甸人觉得新鲜,华人感到“有面儿”,为救援队送吃送喝。听说救援队背靠壹基金,有缅甸人现场比划起武术,问王珂:“李连杰能不能来?奥巴马要来,要是李连杰来,我们就不看奥巴马了。”
没想到中国武术在缅甸如此受欢迎,救灾结束后,王珂发起一个武术交流项目,派遣中国教官免费进缅甸校园教练武术。
2020年1月,王珂与队员在泰国参加联合救援训练
第一次走出国门,王珂在缅甸灾区与当地NGO并肩工作。他没想到的是,一起救灾的小NGO居然长期在海地做救援,参与过海地大地震。
在缅甸一个深山沟,王珂遇见一个日本医疗队,已经在这里服务了几十年。他看到一个德国人,带了一帮缅甸人共同研究金丝猴。而在缅北地区,西方NGO在救助当地难民。
唯独没有中国NGO的影子。这令王珂感到惭愧。回国后,王珂将“V救援”退出以国内为工作重心的壹基金,加入国际救援表现较好的蓝天救援队。“在南苏丹,中国政府出资建最大的难民营,建好之后西方NGO运营。人家说你中国什么都没做。国内NGO在国际上长期缺位,这片空白需要补起来。”王珂说。
2015年,王珂发掘一个新项目——非洲反盗猎。这是不同于随机性自然灾害的常态化项目,如此便不用“等灾害发生”。同时,也是对国际诟病中国人动物保护意识落后的一种回应。王珂很快选定了非洲,这是动物保护的主战场。他给众多在非洲开展项目的国际NGO发邮件,请求加入他们一起保护动物。
邮件石沉大海,零星回复的机构,大多介意王珂中国人的身份。唯一发出邀请的是全球著名环保组织。对方希望王珂扮演黑市商人,充当卧底与中国人做交易,借此找出中国盗猎猖獗的证据。眼看合作无门,王珂派遣同事飞往津巴布韦,仿照缅甸曼德勒“故技重施”。
王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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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依托中国大使馆信用背书,王珂团队得以进入津巴布韦。这个非洲南部的国家,地处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被称作“野生动物天堂”。抱着学习的心态,王珂加入当地反盗猎NGO。等待他的,却是一通舆论攻击。
动物天堂里忽然出现中国人,津巴布韦人表现紧张,怀疑王珂以反盗猎之名行盗猎之实。一家西方NGO在口头抗议之外,工作人员跑到机场拍了一张飞机照片,拿着照片举报王珂往中国空运大象。
“可那架飞机根本装不下一头大象!”王珂笑着说,语气无奈。
误解根深蒂固,与其他NGO的合作继续,王珂索性联合华人宋黎女士和津巴布韦公园管理局,共同成立中津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借由基金会,王珂得以进入赞比西河流域的马纳普斯公园(Mana Pools)开展反盗猎。
马纳普斯公园位于赞比西河流域,栖息着几千头面临生存危机的非洲象。公园护林员每月收入几百美元,巡逻装备极为朴素。在社会捐助下,团队带来当地人没见过的装备:三角翼、橡皮艇、直升机、夜视仪等,增强空中水域的侦察能力。受限于经费,王珂带队每年雨季旱季前往非洲,一次5个志愿者,值守3-6个月。
盗猎分子破坏营地设备,向动物投毒……但他们隐于暗处,从不与王珂团队正面交锋。唯一一次狭路相逢是在2017年。
夏夜,营地对岸忽然闪现一束信号灯,队员立即以信号回应,随后一阵脚步声越来越近,马上要对上头时,对方忽然止步,反向逃跑。队员们追了上去,夜色漆黑,人跟丢了,等队员折返营地戴上夜视仪继续搜寻,已全无踪迹。
大象走来走去
为获取完整象牙,盗猎者会挖掉大象的半颗头
几年里,王珂团队没有真正亲手抓到一个盗猎分子,他们的存在更像是一种震慑。2018年后,马纳普斯公园盗猎现象几乎不再发生。
反盗猎的日子里,西方NGO、津巴布韦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印象逐渐改变。队员们与本土护林员、巡逻员、警察成为了好兄弟。遇到传统节日,大家一起包饺子、蒸馒头,馒头上盖上红色的福字印章。
草原上的反盗猎,更多的危险不是来自盗猎分子,而是草原上的野生猛兽。王珂团队与野生动物混居,大象、狮子、老虎随意在帐篷周围游走,每天晚上驻地被动物叫声包围。“大象就是咱俩这个距离。忽然靠近,我一抬头,他在看着我。”王珂必须克服本能的畏惧,控制逃跑的冲动。
危险之外,余下的除了枯燥,还是枯燥。外人想象的波澜壮阔,王珂习以为常。有记者告诉王珂,“你让人没法儿采访,太淡定了!”王珂笑了笑,“《侏罗纪公园》看过没?把恐龙换成大象,荒凉又原始的感觉。早上大象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晚上大象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每天一模一样。”
遇到下雨天,队员们闭蓬不出,发呆、看书、听音乐,动手做簸箕和铲子,“像原始人一样。”王珂丝毫不想念现代社会,他在空中巡逻,像鸟儿一样俯瞰非洲大地,“这才是地球,这才是生命,在北京的一切不值一提。”
失眠时,王珂会恍惚觉得自己仍躺在帐篷里,耳边传来斑鬣狗和狮子的低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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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生死
王珂天性爱冒险,是一名登山运动员、滑翔运动员和潜水员,几次在运动中逼近死亡。身份转换后,王珂的冒险欲望并未衰减,而是移情至公益救灾。
死亡,是冒险者绕不开的终极命题。王珂想过,如果因极限运动而死,他不后悔,这是选择生活方式的代价。假如,因公益而死呢?
组建敢死队时,王珂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家有孩子的,死了不至于没后代的,都出来!”7个人出列,包括王珂,他们朝着摇摇欲坠的危楼发起冲锋。
造成危楼的是2015年4月的尼泊尔地震。8.1级地震释放能量1.4倍于汶川地震,造成八千多人死亡。王珂带队进入灾区。他的工作是趴在废墟上挖尸体。王珂找来一个勺子当工具,插进去一点点将砂石与身体剥离。力度和角度必须精确控制,否则高度腐烂的身体组织会成片脱落。
一栋建筑废墟外,一个男人跪在地上,大放悲声。破碎的石块压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几家国际救援队来了又走,建筑被判定危楼,随时可能在余震中倒塌。被埋的妈妈与孩子,部分身体露在外面,肉眼可见已无生命迹象。男人叫来中国救援队,哭着请求救援。
现场拉起一圈警戒线,荷枪实弹的军人和受灾群众远远围观。许多双眼睛盯着王珂和几十个中国队员。
气氛令人无法忍受,不知是谁忽然喊了一声“拉敢死队”。举手的王珂与6名队员组成敢死队,朝危楼冲了几次。他们始终无法打穿承重墙,最终未能冲进去,不得不动用机器。
2015年,王珂在蓝天救援队参与尼泊尔地震救援
讲完这个故事,被问及当时在想什么,王珂愣了一下:“我啥也没想啊。”顿了两秒,他接着说,“问题就在于我啥也没想。冲进去那一刻,我真是准备死在里面的。”
同样的生死抉择,三年后再次摆在王珂面前。
2018年6月,泰国清莱少年足球队洞穴走失引发国际关注。国际多家救援组织赶往现场,包括平澜基金会。因为连续强降雨,洞道被淹,意味着潜水员必须全程水下作业。
王珂团队报名进洞,教官不同意,因为这是用生命冒险。王珂急了。“孩子就在那儿,不能眼睁睁看着。”王珂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面前有一个大出血的孕妇,还有一辆大卡车。你手里只有小汽车的C本,是看着她在我面前死去,还是我冒险开车救人?教练反驳,“那你们两个可能都死在路上。”
最终,王珂坚持队员入洞,与其他二十多国的救援团队并肩合作,孩子们在被困第18天获救。
深入救灾第一线,随时可能遭遇危险。按照训练要求,王珂需要优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但现实场景中,“自身安全与救人之间的界限和平衡点非常模糊。”事后王珂反思过,要对自己、队员负责,“有没有必要冒生命危险?如果你是军人,死了还有个烈士称号,而我们不会有,连保险都没有。如果做公益死了,值得吗?”
这个问题,王珂还没有答案,不知道下次会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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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波澜天下安”
“你确定想好了吗?”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邱莉莉问。
王珂陷入一个困局。他找来邱莉莉,“天使妈妈”基金会创始人,计划与她合作发起一个基金会。名字已经想好,“PeaceLand Foundation”,中文译为“平澜基金会”,既取谐音,又寓意公益既要“平地起波澜”又要“平定波澜”。问题是,谁来担任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
邱莉莉告诉他两个坏消息:自己已有法定代表人身份,无法出任;依照法律法规,企业法定代表人无法同时担任基金会法定代表人。这意味着,王珂要么放弃成立基金会,要么关掉商业公司出任法定代表人。没有回旋余地,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左边是一年几百万收入的公司,右边是从2008年坚持了十年的公益事业。
“我们得成为一家国际NGO,该长大了。”王珂最终选了公益,平澜基金会注册成立。
邱莉莉送来巨幅山水画扇面,上书“平定波澜天下安”,末尾三字原是王珂想的“安天下”,临了他担心显得有些政治家口吻,遂改为“天下安”。看得出王珂的“野心”更大了,所做项目从国内外常规性救灾、非洲反盗猎,扩展至柬埔寨排雷和叙利亚难民救助。
他拉来歌手老狼、媒体人陈彤、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李连生等跨界人物担任基金会理事,确定基金会的使命——以行动应对人道危机和环境危机。2019年,基金会成立第一年,筹款1500万,远高于业内基金会平均筹资额。其中,挂靠公募基金会的网络筹资占比超过50%。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国内救灾,而基金会的国外项目,筹款艰难。
“公众的思维是,人的事儿还没管,管什么动物的事儿。中国人的事儿那么多,管什么外国人的事儿。这种心态与我们喊‘厉害了我的国’,挺矛盾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世界发挥作用、承担责任,这才叫大国。”王珂只得转向周边的朋友、商业伙伴筹措资金。
王珂不得不求人帮忙,平均5位朋友里有一位会提供资助,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推崇力量和男子汉气概的王珂不喜欢这种“求人”的弱势感,对开口要钱存有心理障碍。甚至,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不情愿定义自己是一名公益人。“显得惨兮兮,很弱的样子。”
王珂更愿意对外呈现一个有力量的强大形象。他期待基金会有一天足以支撑他变得更强势。“我可以告诉别人,我在做对的事情,给你一个机会,快来!”
平澜柬埔寨公益排雷项目不仅排雷,还为当地居民提供生计培训和设施建设
作为基金会理事长,他对社会监督心存敬畏,连带对自我的约束骤然拔高。王珂从不在公共场合吸烟、喝酒、说粗话,出行有意避开头等舱,住宿选择稍微差一些的酒店。“以前我是个商人,我坐头等舱住五星级,无所谓,只要不违法就行。现在,社会对我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王珂甚至不敢有自己的情绪。他不敢说丧气话,担心影响团队士气。“其实很难,国际项目从零做起,找人找钱,每一步都是困难。”国际项目缺钱时,王珂自掏腰包,个人已经投入上千万。“有时候我会想‘凭啥,我干嘛呢,何必呢?’但我不能发牢骚,因为我要给其他人信心。”
经年累月的冒险生活,王珂早已习惯自我消化情绪压力。“我不需要说出口,我能冒生命危险实现自我放飞,说明我内心很强大”。他的微信昵称是“一支冰镐”,似乎是一个自我隐喻。这不是一个典型公益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推崇英雄主义的商人,从拿部分钱做善事转向全职做公益的故事。
“既然如此,我干脆野心更大,干脆做得更好。我要我的船,我要我的飞机,我要我的科研卫星,我要做一个国际上声名赫赫的中国NGO,像无国界医生和绿色和平组织那样。”王珂在铺满整墙的世界地图面前如此说。END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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