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湃｜实务派军控专家向学院派学习什么？

中国军控队伍大致可以分为实务派和学院派。实务派是做军控政策研究和军控政策实际操作的，大多任职于政府中的外交、国防等部门和军队，以及这些单位附属的研究院所。学院派是做与军控相关学术研究的，大多任职于高校以及一些科研院所，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并不直属于军队或者政府的外交、国防部门。

粗略地说，实务派的特长是对军控问题的细节熟悉，对问题的把握靠谱；学院派的特长是了解理论、掌握研究方法。他们的弱点正好反过来：学院派中很多人对细节掌握不够，有时出语惊人；实务派中很多人缺乏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训练。上述这些差别是统计性的，从个案上来说，并不总成立。有些学院派学者对细节了如指掌，有些政策实操人员可能是理论大家。

学院派学者如果不掌握细节，出了事实性错误很容易受到批评。实务派专家如果不了解研究方法，并不一定马上导致结论错误，因此，这类问题并不容易发现，也不容易弥补。

实务派专家在缺乏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的时候，依靠的是经验和直觉，这是政策研究和实操的宝贵财富，但是表现出来的是所谓“综合研究方法”。“综合研究方法”往往是没有加以整理的研究方法，其中可能包括若干合理的研究思路，也可能包括不合理的成分，需要仔细考究。最为关键的是，“综合研究方法”如果导致结论错误，往往不知道错在哪里。

我本人原本是做军控政策研究和实际操作的，属于实务派，后来去了高校，花了很大的力气学习学院派的特长，因此对实务派如何学习理论和方法有一些心得。这里通过一个具体问题来说明实务派应该如何通过学习理论和方法来改进政策研究的效果。

2000年出版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有一个案例。这个手册的第六章的内容是“禁止为核武器生产裂变材料”。在对禁产问题的历史进行回顾的时候，这一章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裂变材料生产和核武库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达到了最大规模，而苏联到80年代初期才达到与美国相当的规模。因此，对于加拿大等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的禁产决议草案美国1980年以前投赞同票，试图通过禁产来遏制苏联进一步扩大核武库，从而维护美国的核优势。相反苏联1983年以前投反对票或弃权，而以先消除一切核武器，再停止裂变材料生产的建议来反对美国提出的种种禁产建议。苏联在其核武库规模和裂变材料库存量超过美国之后从1984年起则投赞同票而美国投弃权票。”

这段话用了“相对获益”的概念，认为美国和苏联对待“禁产”的态度取决于双方裂变材料的数量之比，数量多的一方支持禁产，数量少的一方反对禁产。这个判断是一个理论，也称为一个假说。这个假说的基础是：武器用裂变材料的数量对美、苏两国来说极为重要，因此双方会拼命争夺数量优势。当美苏双方裂变材料不够多的时候，这个判断基础是合理的，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判断就就不成立了。其中的原因在于，这个时候美、苏两国核材料中只有极少部分用在其核武库中，两国核力量对比几乎不受核材料总数量的影响。这样，双方对裂变材料数量就不会十分敏感，其他因素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这一章的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对上述结论做了限定和修改：“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俄两国的武器级裂变材料存量远远超过了双方核武库的需要。同时，冷战结束后，美国把防止核武器扩散作为维护其国家安全利益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因而极力倡导禁产。”

上述的这两个判断充分体现了多数实务派专家的特点：对军控事务的细节掌握准确；对军控内在动力的把握很有道理、符合直觉，但是缺乏理论和方法上的考究。从学术角度来说，要理解美国（或者美国与苏联）对禁产问题的态度，需要考虑各种竞争性假设，也就是对这一问题答案的各种不同猜测，并对其逐个检验。

这里至少有三个竞争性假设。竞争性假设一：美国（以及苏联）用相对获益的眼光看待双方裂变材料数量的对比，数量多的一方支持禁产，数量少的一方反对禁产。竞争性假设二：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核扩散的担心超过了对俄罗斯核力量的担心，因此，美国宁可忍受俄罗斯核材料数量占优的事实，也要推动禁产以防止核扩散。竞争性假设三：当美国核材料储备远远超出核武器实际用量之后，美国的国内政治的作用开始明显，民主党和共和党按照各自的喜好选择支持和反对禁产。

《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第6章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悟，提出了竞争性假设一和二，并将1991年作为两个假设适用范围的分界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作者没有继续往下走，我猜原因就在于作者没有受到过国际关系和国别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训练。

如果一个研究者受到过严格的研究方法训练，他可能会利用一些实证数据仔细考察上述的假设，例如，他会考察：（1）美国核武器中包含的裂变材料占同类裂变材料总量的比例；（2）美国每次调整禁产问题立场所伴随的美国政治变化；（3）美国每次调整禁产问题立场美国国内所发生的辩论。

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证数据都不那么支持竞争性假设一。如果我们把视线延伸到本世纪，竞争性假设二也很成问题，因为小布什政府对一个有核查的《禁产条约》也不那么热心。如果一个研究者像《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第6章作者那样熟悉禁产问题，而且学习过比较政治学或者美国政治，那么，他很可能提出前述竞争假设三。

实际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竞争性假设三就变得很有解释力。这个假设超出了禁产问题，具有一般性的意义：美国的民主党更热衷推动军控；美国的共和党对军控更加保留。现在，在学院派中这个认识是个常识，但是，在上个世纪末，在实务派中普遍还没有这个认识。

咱们不了解军控中美国党派政治的影响，这并不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情。就在《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出版之后，美国小布什政府马上给我们上了一课。小布什政府退出了《反导条约》、拒绝了《生物武器公约》的《核查议定书》、拒绝中国参加《导弹及其技术控制机制》（MTCR）……上面的第三点，恐怕咱们做政策研究和实操的人员事先没有想到，其原因在于咱们不熟悉美国军控问题上的党派政治，不了解“美国的民主党更热衷推动军控；美国的共和党对军控更加保留”。

我猜，事后也很少有专家有时间检讨这件事。实际上美国党派政治对军控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现实的政策问题：特朗普政府的军控政策与奥巴马政府的军控政策非常不一样；特朗普的竞争对手拜登的军控思路与特朗普也决然不同。

小布什政府拒绝中国参加《导弹及其技术控制机制》，这件事是推动我认真学习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主要动力之一。我希望和我的实务派同事们一起努力，钻研理论和方法，弥补自己的弱点，提高政策水平。实际上，一些实操部门早已行动起来，要补好这一课。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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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作者的微信公共号“有李说理科技视野”。李彬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澎湃”经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