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树和春天的树是同一棵树：琐记复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

复旦校园

文 | 南焱

一

张新颖老师是山东人，但并非是膀阔腰圆的山东大汉，而是北人南相，个头不高，温润如玉，更像是江南文人。我们曾私下觉得，他跟山西人贾樟柯外形近似，满腹才华而为人谦和，只是他不像贾樟柯那般舌吐莲花、侃侃而谈。

初识张老师，应是2000年前后，未见其人，先闻其名。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大二，系里的李振声老师给我们教授现代文学史课。李老师则是典型的江南文人，学问很好，气度儒雅，这一点备受女生好评。但他极低调，讲课慢条斯理，声音也不高，加之讲解偏深奥，大一时并不受我们这些生瓜蛋子的理解和欢迎。

但进入大二后，讲课、听课者均渐入佳境，尤其是李老师讲柔石、卞之琳等人的作品，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学期结束时，李老师在最后一堂课上说，下学期他不接着上当代文学史了，另有年轻老师来任教。教室里立时一片喧哗，大家都舍不得他，也担心接棒的老师水准平庸。李老师接着恳切地说，这位老师要比他学问好，这绝非自己谦辞。

李老师所说的年轻老师便是张老师。其时他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不久，但在学界已经声名鹊起。李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写道：“与他的同代人比起来，新颖可以说是很幸运的，读研究生及出道伊始，即得以跻身于贾植芳先生和陈思和教授的门墙，他不仅由此获得精湛的学术指点、训练和扶掖，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道义承当和精神人格气象，都有相当完整的呈现，耳濡目染其间，对新颖精神生命和学术生涯的立足基点的建构，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张老师的名字，其时我们已有耳闻，他写的《栖居与游牧之地》、《歧路荒草》，我在学校图书馆也已读过。由他来教当代文学史，应该很不错。等到在五教开课时，张老师走进教室，穿着浅棕色外套、浅蓝牛仔裤，拎着一个大黑电脑包，看起来挺清爽，但并无特殊之处。说了几句闲话，便正式讲课。张老师讲课，语速也慢，音调不也高，但很清晰，不扯生涩学术词汇，不故弄玄虚，听起来很容易接受。一堂课下来，我们觉得这位年轻老师教得蛮好，李老师诚不我欺。还有一个优点是不点名，个别旷课者更是窃喜。

说实话，当代文学史从1949年至1978年这一段，所谓的文学代表作居多是政治传声筒，无聊且无趣。期间不能公发表的地下文学，倒有些不错的作品。对于那些高大上的无聊之作，张老师则是快速掠过去，更侧重讲潜在文学写作。1978年后的文学作品，则讲得比较细致了。对于自己喜欢的小说、诗歌，他会细细讲解，乃至在课堂上直接朗读，语气舒缓而平实，真诚投入，也很有感染力。

张老师一直保持着在课堂上朗读的习惯，不管是当代文学史课、当代新诗课，还是后来上沈从文精读，喜欢读那些精彩的段落、章节。比如穆旦的《诗八章》、孟京辉的戏剧《恋爱的犀牛》、许辉的小说《碑》，都是他在课堂上单独讲过的作品，每每都会读全诗或部分段落。其实，一边诵读一边讲解，更能让学生集中精力，直接感受原作的魅力，远比通常讲课流行的泛泛而谈更有效。

我没听过张老师的沈从文精读课，但有一位学生这样记载：“他讲沈从文的《湘行书简》，确切地说，是读。读的是题为《夜泊鸭窠围》的信。他这样读，‘想起那些人的哀乐，我有点忧郁。因这曲子我还记得了我独自到锦州，住在一个旅馆中的情形，在那旅馆中我听到一个女人唱大鼓书，给赶骡车的客人过夜，唱了半夜。我一个人便躺在一个大炕上听窗外唱曲子的声音，同别人笑语声。这也是二哥！那时节你大概在暨南读书，每天早上还得起床来做晨操！命运真使人惘然。’读到这里，他便止住，而我们期待下文，于是静默，真是足够沉默，整个宇宙的静默，可他只利索地合上书，台下顿时哇啦哇啦地响起来。”

记得当代文学史课的期末考试，最后一道题是谈论诗人曾卓的《悬崖边上的树》、穆旦的《智慧之歌》，这两首诗里都写到了树，比较两者的异同。有同学考完后，觉得这道题出得太没意思，树有什么好谈的，无非是作者心中寄予的一点精神象征罢了。后来，张老师不止一次地说，他喜欢所有的树，不只是文学作品中有象征意义的树，更喜欢日常生活中真实生长的树。

2005年毕业前夕同门合影。

二

那时我已开始写诗，偶尔课后会拿些习作请张老师斧正，虽然没有太多的交流，倒也彼此熟悉了。2002年夏天，我保送在本校继续攻读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系里有规定，凡是保送读研，学生可以自由挑选导师。由于课讲得好，张老师很受学生欢迎，想跟他读研的学生自然也不少，我也有此心愿。

当时，他刚评上硕士研究生导师，第一届研究生有黄德海、苏鸣。黄德海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载着我去张老师家登门拜访，我表达了跟他读研的意愿，张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临别还送我们每人一本新出的著作，嘱咐说外面马路上大卡车很多，骑车要小心一点。没想到开学后出了一点小差池，经过一番小波折，我总算成了张老师带的第二届研究生。

按照系里的规定，每个导师都要给自己带的研究生开小课。当时张老师门下弟子不多，总共也就区区几人，上小课就在教研办公室里，每两个星期上一次，一次不短于两个小时。提前一周布置好必读书目，上小课时每人围绕书目发言讨论，一般是师兄黄德海打头阵，我发言比较靠后。那时我年少轻狂，喜欢故作惊人之语，立论追求标新立异。张老师则是边喝茶边听我们发言，一般也不打断，只是最后做点评式发言，每每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使我们茅塞顿开，冷汗浃背。

这样的小课上得开心而充实，每次两个小时总嫌太短。除了讨论文学专业的书目，中间也会插入观影讨论，像当时上映的《十七岁的单车》、《无间道》，也都进行了热烈讨论。每次小课结束后，就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小餐厅吃饭，大家聊得很欢乐，但张老师的话则不多。他也曾经在文中直言，自己的性子比较闷，给学生的印象并不亲切，不会打成一片，坐在一起说话常出现间隙过长的沉默，令学生颇感压力和不自在。

不过，在给我们上小课的那三年，我们倒没有感到压力和不自在，反而觉得氛围挺亲切、随意。研一时，我把自己在本科期间写的诗作，打印成一个小册子，带给张老师点评，但他没有说什么。其实，那本册子大多是习作，当时我看过很多中西方现代派作品，囫囵吞枣，消化不良，写作时难免邯郸学步。研二时，我慢慢摆脱了这种摹仿的习气，开始写自身的切身经验，又打印了一册新作，带给张老师看。这次，他马上给出了好评，尤其提到其中写家乡和亲邻的几首诗很好，也让我倍感鼓舞。

同门之中，德海师兄读书最勤快，也读得最多，寝室里床上床下全是书。我也看得很凶猛，有空基本都泡在图书馆里。等我读研三时，张老师又带了两届新的研究生，其中有两位才女徐敏霞、周嘉宁。她们都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刚进大学就已经出道，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小说。徐敏霞本科毕业后，去西部支教一年，对她这样小有名气的上海女孩，实在是难能可贵。而她说自己最尊敬的人就是张老师。对于热衷创作的周嘉宁，张老师则基本放养，她不想来听课也可以。

张老师带研究生，一方面很宽松，另一方面也很严格。写论文自然不消说了，没有新的观点和角度就不能轻易动笔。当时他准备出一本新著《双重见证》，收录了他的大部分重要批评文章，就叫我负责校对这本书，没有什么具体要求，说只是锻炼一下认真和细心的态度。我逐字逐句校对了全书，足足看了三遍，虽然略嫌枯燥，但也受益匪浅。硕士论文写的是穆旦，张老师让我放开写，改了两稿，最后我写了七万多字。现在看来，这篇论文不乏粗陋之处，但其中洋溢的蓬勃激情，却也是弥足珍贵。

研究生三年很快就过去了，毕业时我没有选择读博而是工作。当时觉得在大学校园待了七年，委实有点腻了，况且张老师也还不能带博士生。另外，经济窘迫也是客观原因。在复旦七年，家里总共只给了我七千元，这点钱只够交两年学费，其他一切生活开支就全靠自己解决了。拿奖学金、做家教、干兼职，没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就这样度过了七年，还买了十几箱书。再接着读博，也难以为继了。待到毕业时，我已经山穷水尽、身无分文，前往北京时跟本科同学借了三千元，权当第一季度的房租、生活费。

我的性格跟张老师比较接近，也偏内敛、沉闷，每每聚会时充当听众，极少滔滔不绝。事实上，我们平时私下交流也不多。临近毕业前夕，找工作很纠结，自己也缺乏一点主见，有一次就去他家长聊了一通。其时我发泄了一些心中的郁闷之情，张老师认真地倾听，没有发表什么反对意见。后来听说我要去北京的报社做记者，他惊讶地问，你这性子适合吗？其实，他自己曾经也干过四年记者。随后，张老师笑道，在社会上打两年滚，再回学校读书，也挺好的。

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有些感动，张老师对我素来宽容，从不施加任何责怪，更多的是一份理解和包涵。我来北京的前夕，他专门预定了一个包房，请我们同门吃饭，大约也有惜别的意思。饭桌上的气氛不太轻松，只有德海师兄挑一些有趣的话题，大家喝了不少啤酒。吃晚饭各自取道回去，张老师走路的姿势一贯就是这样的，身体有些往前倾，步子有些缓慢，他的身影慢慢地在路灯下消失了。

那时我的内心颇有些伤感，毕竟要离开学习和生活了七年的复旦校园，要离开熟悉密切的师友，而前途并不明朗。只记得在饭桌上我大约说过，只要有张老师在，走到哪里我在精神上也不会孤独。

次日匆匆收拾了一番行李，傍晚时分登上了上海至北京的列车，在车上坐了一宿，疲困得睡了过去，醒来已是次日黎明，胳膊枕得发麻，车厢内乘客还都在熟睡中，周围显得格外安静，只有车轮的声声撞击，车窗外已是晨曦中辽阔的河北平原，闪过一片片玉米地、杨树林，望着窗外，黯然神伤，泪水忍不住流下来。

《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封面。

三

到北京后第一年，除了工作之外少有交际活动，而以前的朋友各奔东西，渐渐疏于联系。新生活使我骤然被抛入孤立的处境，四顾便觉得异常的茫然和无聊，伴随着的是日益滋长的寂寞情绪。就在这种并不良好的状态中，收到了张老师寄来的新著《沈从文精读》。可以说，当时我以一口气的劲儿读完了全书，并自以为有所触动，写了一篇小书评，谈了一些浅薄的感想，发给了张老师。

之后这几年，我陆陆续续了解到，张老师一直想写一本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沈从文前半生的传记已有好几种，且质量非常高，而其后半生的经历，尤其是精神历程，却极少有人深入关注，也缺少有分量的传记。张老师并不自认为是沈从文研究专家，但他正式写论文研究沈从文，至今起码也有二十多个年头了。在今天这样一个心浮气躁的时代，还有学者长年专注研究一个作家，多少有些罕见吧。前几年，张老师的心血之作《沈从文的后半生》问世后，在学界可谓轰动一时，得了许多年度好书奖。之后，他又推出了《沈从文的前半生》，双书合璧，堪称完美。

张老师还写过一篇论文，谈沈从文对当代作家、导演的影响，并以此文获得鲁迅文学奖。他认为沈从文对侯孝贤、贾樟柯的影响很大，两者的电影里都有传承沈从文的气息。2009年，有一次我去贾樟柯工作室做专访，问哪个作家对他的影响最大，老贾坦然回答：“我最喜欢沈从文，他的生命成长经历跟我有相似之处，特别亲近。他的语言里面的声音、色彩是其他中国作家不能企及的，最让我激动。”

老贾还提及，自己特别喜欢沈从文的短篇《连长》，小说里写到在冬天里吹响的军营喇叭声，在下雪天里像棉絮一样飘荡，令人听了觉得格外寂寞，也让自己很感动。《连长》写的是一位连长在部队开拔前夕，到情人家里小聚，相对无言，心里十分忧愁，外面下起了雪。里面有这样几段，其情其景，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连长掉头过去避开妇人的目光。外面风，飘着雪片，从窗口望去，象正有人在空中轻轻撒下棉花那样的轻盈，又象并不是下落，有些还正在上升。那窗子格上，是砌了好些雪了，还有些雪一粘到玻璃上面就融化不见。因为屋里温度高，窗子下面的一块玻璃，在屋中这面，便糊上了一层薄纱那样不再透明的冰雾，有两个小孩手掌的大校若不是落雪，天气已应当黑了。因了地上屋上遍是雪，一同反着哑的沉静的光辉，就不见得天气和平时的晚。这时屋里人相对着脸相都还很分明，但是渐渐的，屋中角落以及那些桌子下面坛罐器皿却已全为黑暗偷偷悄悄搂着了。

两人不说话，两人便都听到外面的雪落地作极微极匀声音，又可听到屋后竹园大堆的雪下坍以后竹子弹起的声音。此外可是全无响动了。全村子里没有狗叫，也没有人声，也没有锣鼓唢呐，一个村子里面的一切全象睡着，又象全死了。天色渐渐暗下来，屋子中慢慢颜色暗默，火塘内的炽着的炭却益发加熊明了。”

工作两年后，我一度想考博回复旦读书，此时张老师也评上了博导，但结果我错失了机会，大概也让他有些失望吧。之后，我再无读博的打算，也就一直在报社干着媒体工作了。曾经先后有两次去上海出差，由古道热肠的德海师兄相约，跟张老师一起聚会吃饭。聚会跟在校时差不多，还是在路边小餐馆，点几个家常小菜，喝几杯啤酒，聊的全是新书、学术话题，气氛依旧浓烈。

我的性子原本比较孤冷，不太热衷于联络感情，毕业之后的这些年，我跟张老师的联系也并不算多，只是偶尔来往邮件而已。差不多每一年，我都会整理一些自己的诗作，发给他看一下，而张老师也总是给予勉励的回复。张老师早年也写过诗，后来一度中断了。2011年，他在学术工作之外，又捡起了诗，用纸和笔写起诗来，还渐渐成了习惯。

用张老师的话说，他是一个很拘谨的人，也是很害羞的人，所以特别渴望自由，其实写诗是非常自由的状态。“虽然我写的数量很少，但是对这个东西会有一个依赖，这个依赖说的轻一点就像人对烟的依赖，说的重一点就是对毒的依赖，你自由地运用字、词、句，自由地表达状态，对这个状态有所迷恋，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些年来，张老师一直勤于著作，得过很多大奖，还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如今门下更是桃李累累，在学界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大概在世俗的眼光中，他已经非常成功了。但他似乎一如既往，保持温和低调的秉性，宽厚待人，也从不参与公开的争论，即便在微信朋友圈，他也极少发言，只是偶尔点赞而已。当然，不对那些热闹的公共话题发言，与时代的喧嚣保持适当的距离，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在《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中，他这样写道：“沈从文恰恰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而且并不是在这个角落里苟延残喘，却是安身立命。这个角落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就像黄浦江上小船里捞虾子的人和外白渡桥上喧闹的‘五一’节游行队伍之间的关系。处于时代洪流之外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可是其中多数是逃避了时代洪流，自己也无所作为的。沈从文却是要在滔滔的洪流之外做实事的人。”

我想，这大概也是张老师的自我期许吧，甘愿居于时代的洪流之外，并非个人逃避，而是脚踏实地做自己的事，确立个人的根基。他还就沈从文写道，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时代和社会太强大了，个人的力量与之相比过于悬殊，但个人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再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强大的潮流已经消退，而弱小的个人反而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这种安心于时代边缘的独立姿态，跟一棵树的姿态也比较相似。张老师非常喜欢树，写过多首有关树的诗，其中有一句诗是这样的：冬天的树和春天的树是同一棵树。冬去春来，迎来送往，无论严寒酷暑，伫立在那里，不惊不乍，不急不躁，攫住脚下的一方泥土，伸展自身的枝叶，这就是一棵树的姿态，也许可以用来形容张老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