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珠海惠州共建“示范区、试验区”，深圳能否“出圈”

6月以来，围绕着深圳等中心城市的大湾区内部的“合纵连横”、深度融合消息不断。

6月初，广东划定广深两个4万亿级超级都市圈的消息开始刷屏；

6月8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发题为《“三区”叠加 扩权赋能 探索建设大深圳统筹合作示范区》的长文再掀一波热浪，该文认为深圳“大马拉小车”的困境日益明显，必须在扩权统筹、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向内整合资源、挖掘内生动力，向外拓展空间、借助发展外力。

时隔一天，珠海市市长姚奕生在珠海市九届人大八次会议上作市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珠海将推动建设珠江口西岸高端产业集聚发展区，谋划建设“深珠合作示范区”。而此前，深圳与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之间互动并不算频繁，官方层面也鲜有具体合作。

就在这几天，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再发布了一个重磅消息：48平方公里的秋月湖生态智慧城纳入市级国土空间规划，旨在争创“深惠协同发展试验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广东省“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全面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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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政印象中，深圳一直是一个自带话题属性的城市。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加持下，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这个节点上，深圳更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无论是学术文章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周边城市主动谋划的新概念、大动作，都撩拨着外界关于深圳扩容的讨论和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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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合

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将社会空间分成两类：场空间和流空间。作为空间载体的城市强调的是等级、边界，对应于场空间；而信息化社会中各种要素流动建构起来的，则对应于流空间。

与之对应，有两个经典理论：一是德国地理学家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强调城市间的竞争和等级次序；二是英国学者泰勒（Peter J. Taylor）提出的中心流理论，强调城市间的互动与交流合作。

小政认为，一个区域的发展，既离不开城市之间的有序竞争，也离不开要素流动的畅通高效。本质上，正是不同城市的竞合与各种要素的流动，定义和塑造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体系。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对外链接全球城市网络、对内辐射区域腹地空间的“两个扇面”已初步形成。未来，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联系合作与优势互补，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主要议题。

2

划圈

放眼全球，每个超级都市背后，都自带一个“圈”，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东京、纽约、伦敦、巴黎，无不如此。

深圳经济特区的出生，就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而划的一个圈。一石激起千层浪。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圈，成了如今更大圈层的中心。

2009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正式确定将深圳、东莞和惠州三地，作为深莞惠经济圈和珠三角一体化的重点区域。

2014年10月，深莞惠经济圈“扩容”，广东省政府正式批准河源、汕尾加入行列，形成现有的深莞惠经济圈（3+2）。

2018年4月，深莞惠经济圈（3+2）党政主要领导第十一次联席会议提议，推动在东莞、惠州临近深圳地区划出一定区域，规划建设跨行政边界的功能协调、产业互补、成果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试验区。

在小政看来，深莞惠区域协同发展试验区的提出，意味着三地合作进入新阶段，由单纯的经济合作区逐步演变成多维的区域一体化。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也为深圳都市圈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早在多年之前，就有专家建议，深莞惠经济圈（3+2）应升级为以深圳为龙头的C5深圳大都市圈（C5即City Five），向纽约、东京、伦敦等大都市圈看齐。

2019年，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现代化都市圈时代正式开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更是公开预言，今后5—10年，中国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就是都市圈加快发展。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编写出版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9》，多次“点名”广州、深圳都市圈。

而在此之前，广东已经将“圈”划好。5月8日印发的《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点名”广东五大都市圈——科学制定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发展规划。

其中，深圳都市圈包括深圳、东莞、惠州、河源和汕尾五市。据小政所知，深圳都市圈范围的划定有历史渊源，深莞惠河汕五市在1980年之前同属当时的惠阳地区，联系比较紧密。中国城市经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丁认为，五市阔别40年后再聚首，并不是单纯的原点式复归，而是一次螺旋式上升和全新合作模式的创造，是资源、运营和利益的共生、共荣、共享性探索。

同时，深圳都市圈范围的划定也有现实考量。2019年，深莞惠河汕五市GDP约为42747亿元，占广东省的39.7%；常住人口约为3290万人，占广东省的28.56%；土地面积约为36312平方公里，占广东省的20.2%。有调研显示，深圳都市圈是目前除北京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外，发展潜力最大的一个都市圈。

不同于过去广佛肇、深莞惠等经济圈以各成员城市合称命名，如今国家发改委、广东省发改委提及广深两大都市圈时，均以中心城市称呼。这既有利于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提升城市能级和辐射力，也有助于近邻与中心城市加速同城化。对于深圳来说，建设深圳都市圈，一方面有利于从被动的功能外溢转化成主动的协调共建，另一方面则是对深圳的核心引擎功能和先行示范作用的一次重大考验。

3

出圈

按照国际上都市圈发展的一般规律，都市圈具有开放的特征，都市圈之间也会有重叠，形成“跨圈”合作，实现共生共赢。

6月5日，广东省发改委公布的《广东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年）》就明确提出，要推动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深度融合。

珠江东西两岸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广东存在的大问题。与广州、深圳都市圈相比，珠江口西岸都市圈也明显缺少核心城市。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都强调要促进珠江东西两岸协同发展、融合发展。

小政获悉，从去年开始，深圳官方就释放出要加强与珠江西岸合作的信号。在去年的“深圳市政府重大研究课题”中，就有关于“深圳与珠江西岸城市合作研究”的课题。

深圳“出圈”，与珠江西岸城市跨圈合作的可能性在于：珠江西岸城市有产业发展升级的需求，深圳则有创新外溢、空间拓展的需求。

据小政了解，在珠海主动提出谋划建设“深珠合作示范区”之前，在今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规划建设深圳—中山产业拓展走廊、珠江口西岸高端产业集聚发展区。广东省人大代表、中山市经济研究院院长梁士伦则建议，在中山东部临深片区划出一定区域，规划建设跨行政边界的功能协调、产业互补、成果共享的深中跨江融合发展示范区。与此同时，顺德、江门也多次来到深圳开展招商引资。

深圳“出圈”，向外辐射的触角越伸越远。

4

扩容

“圈”里“圈”外的热闹场景，构成了目前关于深圳“扩容”的基本语境。

建设都市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做大做强中心城市，让其更舒展，有更多的产业和人口承载空间。在此意义上，往往需要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实现中心城市的扩容——要么是吞并其他城市的外延式扩容，要么是通过撤县设区实现内涵式扩容。

小政认为，目前来看，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物理性扩容，对深圳来说是不现实的。不过，扩容不仅仅只是物理空间的扩大、城市规模的扩张，政策空间、制度空间、要素空间也有扩容的可能。正如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所说，从市场和城市发展规律来看，深圳的外溢效应产生的辐射、服务的半径更大，确实是扩容，但不是传统意义的扩容。

如果非要找个概念来指代政策空间、制度空间、要素空间的扩容，小政愿意将其称之为“功能性扩容”。

事实上，无论是物理性扩容，还是功能性扩容，都需要打破既有行政区划的限制。只不过，前者动“硬刀子”，落脚于一种新的行政区划；后者则动“软刀子”，落脚于体制机制创新。

以往坊间关于深圳“扩容”的传言或猜想每每落空，其实只是物理性扩容的落空。小政觉得，国家把深圳“束缚”在有限的空间内，可能就是想逼深圳多动脑筋、想办法，“螺蛳壳里做道场”，为全国城市集约发展探索经验，而不是像以往一样摊大饼式的粗放增长。这也是深圳先行示范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实，深圳的功能性扩容一直在推进。2018年12月，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揭牌。这意味着成立于2011年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深圳与汕尾共管”，变成由“深圳全面主导”的飞地。这就是一种功能性扩容。

而基于市场要素流动的“圈”里“圈”外的互动合作，则将深圳的功能性扩容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资源配置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也都将得到极大提升。

5

铺路

城市之间，人口、资金、产业、技术等要素功能的外溢是分圈层的，有效辐射半径很难突破一定物理距离的阻隔。过去几十年来，因为珠江口交通瓶颈制约，深圳“向西辐射”受限。

深圳与珠江西岸城市跨圈合作，深圳都市圈和珠江口西岸都市圈的融合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格局和城市格局，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这个变化首先是由建设中的深中通道和规划中的深珠通道带来的。

据小政所知，按照主流的定义，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东京都市圈就是通过轨道交通的1小时通勤空间把周边城市联系起来。

小政认为，建设都市圈，推动都市圈融合发展，基础工程是“铺路”。不仅要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也要把营商环境、公共服务、生态环保、民生事业的共建共享之路打通。

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利于实现创新要素更快速、更自由流动集聚，为“圈”里“圈”外合作互动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比如，深中通道、深珠通道建成通车后，深圳至中山、深圳至珠海的行车时间将缩短至半小时。这种快速连通的时空距离，也是谋划建设“深中跨江融合发展示范区”“深珠合作示范区”的最大底气。

同时，高标准推进营商环境、公共服务、生态环保、民生事业协同发展，积极构建资源配置合理、创新发展协同、产业分工协作、空间对接便捷、人才流动流畅和公共服务共享的共同体，区域一体化发展才能高质量落地。

6

拆墙

打破交通瓶颈为“圈”里“圈”外合作互动打开了一扇窗。但这还远远不够，关键还要“破墙”——既包括行政区划的“有形之墙”，也包括思维观念的“无形之墙”。

用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的话说，都市圈关键是要破除行政区域壁垒，以市场经济的原则跨区域优化配置资源。用一句更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建设都市圈的根本逻辑，就是在不触动城市行政管辖边界的前提下，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法律保护的市场力量突破行政藩篱，推进圈内各城市间的资源要素加速流动和合理配置。

深圳都市圈，是典型的市场自发行为走在了政策规划前面。以华为为例，其总部在深圳，手机终端基地在东莞，电池、天线、屏幕等领域的供应商在惠州。企业、产业的自然外溢，实质上是以市场化合作互动、辐射带动的方式突破了行政藩篱，深圳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性扩容率先在经济层面上显现。与此同时，深圳的思维观念、产业意识、营商理念、行事风格等软实力，也在此过程中一道输出了。

深圳与中山、珠海等城市的跨圈合作，也是同样的路数。官方合作落地之前，企业早已先行一步。

2015年，深中通道获国家发改委批复。2016年，在中山一年一度的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洽谈会上，来自深圳的项目达18个，总投资额99.71亿元，占境内市外项目投资额的三成以上。

图为深中通道东人工岛岛壁施工现场。

在“深珠合作示范区”提出之前，2019年，腾讯和华为先后与珠海香洲区签约，后者收获了腾讯云启基地、华为在大湾区珠江西岸重要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中心。今年以来，深珠产业合作加速，特别是珠海高新区，积极承接深圳外溢产业项目，新引进深圳项目12个，总投资额达30亿元。

在良好产业协同的坚实市场基础之上，横亘在“圈”里“圈”外城市合作互动之路上的坚固之“墙”正在被一点点拆除。企业做不了的事情交给政府去做，譬如理顺合作机制、优化利益分配方式、完善公共服务配套等。而这正是制定都市圈规划的靶向所在、价值所在。

原标题：《“深圳都市圈”有大动作：深珠“示范区”深惠“试验区”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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