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史（中）：怒火蔓延与抗议的开始

编者按：在过去几个月内，美国国内爆发了激烈的反种族主义运动，黑人乔治·佛洛依德之死与警察的不公执法点燃了人们的怒火，进而导致了声势浩大的抗议。事实上，自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曾经历过多起严重的种族主义事件，2012年17岁的黑人青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之死、2014年黑人青年迈克·布朗（Michael Brown）遇害同样引发过强烈的社会不满。而长期以来被视作高犯罪率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居住在孤立地区的黑人对于社会以及司法、政治以及经济制度怀着强烈的不满。在人们惊讶于本次“黑命攸关”运动的巨大能量的同时，他们或许也应该意识到黑人群体所经历过的伤痛和歧视。

本文原文发表于《尾注》（Endnotes）， 是驻扎在德国、英国与美国的一个讨论小组发表的刊物。

迈克·布朗的尸体MIKE BROWN’S BODY 

在四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迈克·布朗的尸体在炎热的柏油路上逐步腐烂。等到警察最终把它拖走时，血泊已经从红色变成了黑色——甚至连救护车都没有，只是把尸体放进了一辆 SUV 的后备箱。他们把尸体留在街上很长时间，是因为正忙于“保护犯罪现场”，这意味着驱散聚集在一起的大批愤怒的人群，因为居民们正从周围的公寓里涌出来。当地新闻记者赶到现场时，布朗遗体的手机视频已经开始传播。多里安·约翰逊（Dorian Johnson）是布朗的一个朋友，在事故发生时他也在场。他告诉采访者，布朗“像动物一样被射杀”。警察将枪声和“杀死警察”的口号写入了警方报告。“举起手来，不要开枪”和“我们是迈克尔·布朗”将很快加入合唱，而有人放火的垃圾箱，已经标志着反警察暴乱即将到来。暴露在外的尸体蜷缩着，血液沿着街道流淌，似乎在说：你就是这么重要。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更多的警察赶到现场，开车经过一个临时的玫瑰花瓣纪念地，布朗的尸体就躺在那里：警犬可能也被允许在上面撒尿。

2014年8月10日，在第二天的白天守灵活动中，县政府的一名黑人领导人试图平息日益加剧的骚乱，但遭到了大声抗议。新黑豹党的成员们高呼“黑人权力”，“漫无目的地谈论魔鬼说唱音乐、摩尔人等等”。冲突随之而来：一辆警车和一辆电视车遭到袭击；商店遭到抢劫；一家加油站首先着火。这不是“暴民愤怒”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有意选定的目标：有谣言说员工向警察举报布朗，指控他在商店行窃。加油站之后出现了一些骚乱标准程序：停放的车辆被点燃，发生了抢劫事件，还有一点节日气氛，大声播放的音乐中人们分发热狗。警察们后退了几个小时，留下了那种可能出现在暴乱中的奇怪的伪解放空间。

随着全国的目光转向这里，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加入了#如果他们枪杀了我的标签，嘲笑媒体选择的最可能的黑帮受害者照片。来自圣路易斯的活动人士开始涌入这个郊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前年参与了针对齐默曼判决的市中心自发游行。与此同时，标准机制迅速采取行动：8月11日，联邦调查局对布朗枪击案展开民权调查，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康奈尔·威廉·布鲁克斯（Cornell William Brooks）飞抵弗格森，呼吁停止暴力。第二天，奥巴马进行了干预，发表了一份声明，对布朗的家人表示哀悼，并要求人们冷静下来。面对即将到来的骚乱浪潮，可以预见，这种构成性的紧张关系现在将以何种方式得到解决：奥巴马避免与布朗或其家人有任何种族认同，转而支持“更广泛的美国社区”。

但骚乱持续了几天：行动必然会在这片郊区蔓延开来，警察的队伍紧张地跨越各个分区。远离前线的购物中心遭到了抢劫，空气中弥漫着狂欢节般的气氛：抗议者挤上慢速行驶的汽车，放着嘻哈音乐，这是一种奇怪的幽灵骑行。在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争吵中，抗议者有时会扔石头，但他们也经常举起手来，高喊“不要开枪”。回想起来，这可能看起来像是这场斗争浪潮的早期戏剧性演出，而且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熟悉的热点话题。但这显然也是对当前局势的一种自发反应，就在布朗遭到枪击后不久，精通媒体的活动人士就在本月底涌入了这座城市。因为这件事不仅在布朗本人身上有直接的象征意义，而且在实际上也有直接的参考意义，因为抗议者面对的是美国这个州的各种工具：特警队、催泪瓦斯、橡皮子弹、胡椒球、闪光弹、烟雾弹和装甲卡车。当人们在屏幕上看到这些军事装备以及一个警察说“把你们这些该死的畜生带过来”的画面时，整个国家都惊呆了——而警察试图关停这些报道。

与其他类似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争论长期以来面临着更大的人身暴力威胁——事实上，在弗格森抗议的人也会遭到身份不明的枪手的实弹射击，有时还会被击中。因此，警察对手无寸铁的黑人的暴力行为并不是这些抗议活动的单一内容，这也牵涉到抗议活动本身的性质，那些天每个走上街头的人都有可能是迈克·布朗。我们可以说，这里出现了一种运动联合的特殊可能性；一个离墓地只有一步之遥的统一体，每个人在死亡面前都是平等的，即一个潜在被杀者的统一体：举起手来，不要开枪。在全国的注视下，这种绝对脆弱的表现传达出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警察无法应对的力量：你会否认我是一具活生生的尸体吗？

这样的信息在国家舞台上播出，似乎对警察的合法性构成了威胁，并对弗格森骚乱的持续管理提出了实际问题。自由主义者对军事化治安的批评甚至来自国家内部。14日，公路巡逻队作为一种替代、温和的方式被下令采用，目的是缓和紧张局势，显然取得了一些成功。公路巡逻队是一支州警察部队，较少涉及当地事务，黑人警察比例高得多。傍晚时分，一位上尉甚至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在“教堂的一次激动人心的聚会”上，神职人员对“抗议运动似乎无法控制的本质和该组织中老年人憎恶的暴力冲突”感到绝望。与此同时，坎菲尔德格林变成了一个街区聚会。

在持续5天的抗议活动经常被暴力驱散之后，杀害布朗的达伦·威尔逊的名字终于被公布，同时还有一份报告称，布朗在死亡当天早上从弗格森市场与酒类商店（Ferguson Market & Liquor）——而不是加油站——偷走了一包雪茄。认定布朗犯罪的时机可能是策略性的；随后很快承认威尔逊没有因此阻止布朗。那天晚上，弗格森市场与酒类商店也受到了类似加油站的待遇： 它被洗劫一空。第二天，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宵禁。街上有少量但依旧数量可观的枪支，经常向空中开火，警察越来越紧张。8月12日，当地爵士歌手梅·惠勒的曾孙女玛亚·阿顿-怀特在抗议时被枪击，子弹穿透了她的头骨，但没有击中她的大脑，留在了她的鼻窦腔里。她活了下来，并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

尽管有些抗议者来自周围地区，但起初大部分参与者都是当地居民。但是一大群外来者到达了这里： 基督徒的哑剧，祈祷和说唱，传教士，革命共产党…“人们走在防暴警察和人群之间，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耶稣’”。伊斯兰民族成员也走上街头，试图守卫商店，主张妇女应该离开；其他人则以新的民权运动的名义呼吁和平；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在利用这个机会向他的教会要求捐款时，遭到嘘声，被要求离开当地社区的示威活动；圣路易斯的“非裔美国公民领袖”据说“因为无法引导抗议者而感到沮丧”：分歧似乎正在扩大。

这场骚乱本可以像2001年的辛辛那提，2009年的奥克兰或者前年的弗拉特布什（Flatbush）那样成为地方性事件。然而，它恰好与全国激进主义浪潮的高潮相吻合，它设法摆脱了地方调解人，为其他人的随意诠释和代理开辟了一个空间。很快，由社交媒体组织的大巴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活动人士来到密苏里州——占领运动和匿名运动显然是重要的角色，还有零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另一个民权组织“自由乘车”（Freedom Rides）在黑命攸关的旗帜下组织了起来。弗格森正在从暴乱的社区转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激进主义中心。关键领袖开始出现，通常根据他们在Twitter上的关注者数量来确定：一些是本地人，比如约翰内塔·埃尔齐（Johnetta Elzie，“Netta”）和阿什利·耶茨（Ashley Yates） ，还有一些来此朝圣的人，如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德雷·麦克森（DeRay McKesson）。

迈克·布朗的父亲老迈克·布朗

THE NEW RACE LEADERS 新的种族领袖

它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标签——它是民权运动。——《YES！》杂志， 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

现在所有的部件都已就位。看似一个运动的实际上是两个部分：精通媒体的活动人士和无产阶级暴乱分子，大部分人在社会和地理空间上都是分散的。但在弗格森的事件之后，这种分散因为一种共同的紧迫感、一个标签的多样性共鸣而建立起了体制性的桥梁，以及民权运动本身的遗产——它有能力召唤黑人团结。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黑命攸关”唤起了“我是一个人”这个更老的口号；许多活动家的信仰和宗教言论；非暴力公民抗命组织的策略和媒体曝光率与更不透明的骚乱形成对比；更不用说民权组织和退伍军人本身的直接参与。

这次遭遇战的关键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民权运动的历史性成就未能改善大多数美国黑人的生活。今天，收入、财富、学校教育、失业和婴儿死亡率方面的种族差距仍然很大。种族隔离依然存在。私刑和二等公民身份已经被大规模监禁所取代。因此，反对新种族歧视的斗争似乎需要推翻旧制度的运动。但是，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使这个项目陷入困境：一小部分非裔美国人从法律上的歧视终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在1960年，每17个美国黑人中就有一个是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而今天这个数字是每10个。非裔美国人在财富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显著增加，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白人。

对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黑人中产阶级参与反种族主义运动被视为他们有限的阶级合作的标志。当这些人成为领导人时，人们常常认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背叛黑人无产阶级。正如这些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公民权利的制度和政治遗产或多或少被富裕的黑人所垄断。定义中产阶级依旧是一件充满争议的事。在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中，“中产阶级”由社会中最贫穷的成员以外的所有人组成。对于主流社会学而言，它是收入或财富谱系的中心，围绕中位数的范围有宽有窄。韦伯主义者在定义中加入了特定的地位标记，比如工作场所的管理角色、“白领”职业或大学教育。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简单地添加主流或韦伯式的定义，以基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无所有权的两类模型为基础。这些方法都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

这些定义上的问题被黑人中产阶级放大了。我们知道有大量的黑人，尤其是女性，进入了“白领”职业，但这恰好发生在与这项工作相关的许多较高地位被剥夺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有更多的黑人受过大学教育，但也知道大学教育的价值在近几十年急剧下降。因此，黑人与白人之间以及黑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变化，似乎比韦伯的这些措施更能说明问题。然而，某些家庭自196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收入增长并不总是持久的。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财富的代际传递没有那么稳固，他们被排除在房地产市场之外的历史意味着，中等收入者拥有的财富通常比同等收入水平的白人家庭少得多。因此，相比于白人，那些出生在中等收入家庭的黑人往往比他们的父母挣得更少。最近的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的向下流动，对黑人财富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白人。

部分原因在于，现有的社会结构衡量标准受到一种观念的影响。确实存在一些阶层，其最显著的结构特征是它们的衰落——尽管这种衰落有些模糊——介于真正的精英阶层和那些被确认为穷人的阶层之间，因此不可能摒弃“中产阶级”的概念。在这里，以及接下来的部分，我们用主流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来指中等收入者。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个词潜在的歧义和潜在的陷阱保持警惕。就“黑人中产阶级”而言，根本问题在于它往往将两个不同的层次混为一谈：（1）那些成为稳定的蓝领或公共部门职业的人，因此获得了一点住房公平，但通常住在贫民窟附近的人往往是破产的、被次贷危机搞得一团糟的人；（2）一个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层次，他们进入中层管理职位或经营自己的公司，搬进自己的精英郊区，现在能够再生产自己的阶级地位。

许多新的活动家领导人都属于这些层次中的一个或另一个。过去的民权运动领导人也往往来自“黑人精英”。然而，精英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与黑人无产阶级相对较为接近，因此受到了吉姆·克劳（Jim Crow）的谴责。由宗教和政治领袖、专业人士、店主和垄断了种族分割市场的制造商组成了“贫民区资产阶级”。尽管许多人作为”种族经理人”帮助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但他们也有兴趣克服阻碍他们及其子女进入最好的学校和职业的障碍，因此在民权运动中，他们扮演了”种族领袖”的角色，把”改善”整个种族的生活作为他们的任务。

新的维权人士在科技和组织方面与上一代人有所不同。他们对自上而下的组织模式和富有魅力的男性领导者持怀疑态度。不过，这与其说是对领导力本身的排斥，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交媒体小众化的时代，几乎任何人现在都可以宣称自己拥有领导权，为一些虚构的支持者牵线搭桥。他们反对传统非政府组织的等级结构，尽管其中许多人都是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更多地认同活动家阿萨塔·沙库尔（Assata Shakur）令人鼓舞的越狱事件，而不是贝亚德·拉斯金（Bayard Ruskin）精心策划的幕后联盟建设。他们希望摆脱这些僵化的调停，将他们与更年轻、更有活力的弗格森骚乱者联系起来，而社交媒体似乎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

但是，尽管他们的意图是好的，自我形象是激进的，尽管弗格森似乎提供了真正的团结，新一代种族领袖和前一代领袖之间的分歧只会加深活动人士和他们希望代表的人之间的差距。这些差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描述：

首先，大多数活动家都受过大学教育，而且不像上一代人，他们没有被限制在只有黑人的大学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保证能得到高薪的工作，事实远非如此。但这的确意味着，他们拥有弗格森或巴尔的摩贫民区极少有人能够接触到的文化体验：他们与许多白人打过交道，这些人没有拿钱来控制他们，他们通常也会有一些经历：校园身份政治中那种淡定、谨慎的舞蹈，以及“白人盟友”的（通常是不受欢迎的）挑逗。因此，尽管他们的行动主义并不总是针对白人自由主义者，但他们在这方面的社会和技术能力往往超过像沙普顿这样熟练的媒体操纵者。

其次，与前一代不同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在贫民区长大的。这也许是民权运动最大的遗产：使有能力负担的人搬到郊区生活。1970年，58%的黑人中产阶级生活在贫穷的以黑人为主的社区；今天，同样比例的人生活在较富裕的以白人为主的社区，大多数在郊区。这意味着他们的经历过的犯罪要少得多。当然，他们仍然经历着种族主义的治安，被警察拦下的次数远远多于白人，并且受到各种形式的羞辱和侮辱，但是他们被扔进监狱或被杀害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黑人中产阶级入狱的可能性一直在稳步下降，而穷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入狱的可能性却一路飙升。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不像上一代，行动主义对新一代来说是一种职业的选择。今天，对“种族领导力”的期待已经不再是黑人精英阶层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对警察暴力受害者的认同通常是那些选择成为积极分子的人的同情问题，当然，许多人并没有做出这种选择。但是对于那些有工作的人来说，传统的公务员工作和志愿工作已经被职业化的第三部门的职业机会所取代。这些工作通常是暂时的，让大学毕业生在转向更好的工作之前能够“回馈社会”。德雷•麦克森（DeRay McKesson）在成为新型行动主义的代言人之前，曾担任“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的大使。该组织招募精英大学毕业生，让他们在贫穷的市中心学校教两年书，这通常是促进特许学校发展、打击当地教师工会的策略的一部分。一般而言，“社区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无论它们主要是宗教性的还是政治性的，通常都由福特（Ford）、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等大型基金会资助。作为美国福利国家私有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们也可以充当“人工草皮” ：被认为是草根政治运动，实际上是游说团体（例如学校改革）和民主党的掩护。

因此，在弗格森事件之后，随着全国各地活动人士的涌入，大量美元也涌入了这一行动。当现有的非营利组织通过竞争来招募当地活动家时，基金会通过竞争来资助新的非营利组织，从中挑选赢家。内塔最初是由国际特赦组织基金会（Amnesty International）招募的，她和德雷在开放社会的支持下成立了零运动（Campaign Zero），随后德雷放弃了他的六位数薪水，全职关注行动主义。一些当地的活动者并没有这种运气，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开始依赖群众资助的小额捐款。

改革骚乱 REFORM RIOTS

8月18日，密苏里州州长杰伊 · 尼克松（Jay Nixon）召集国民警卫队实施宵禁。两天后，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德尔（Eric Holder）前往弗格森，会见了当地居民和布朗的家人。在附近的克莱顿，大陪审团开始听取证据，以确定威尔逊是否应该被起诉。8月23日，至少有2500人参加了由夏普顿领导的斯塔顿岛加纳示威活动，高呼“我不能呼吸”和“举起手来，不要开枪” ，仿效弗格森的事件。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下属的一个名为“纽约正义联盟”（Justice League NYC）的组织要求解雇潘塔莱奥警官，并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第二天，布朗在圣路易斯的葬礼有4500人参加，不仅包括无处不在的夏普顿和杰克逊，和 特雷沃恩·马丁的家人，还有白宫代表，马丁·路德·金三世和一些名人：如斯派克·李（Spike Lee）等。以布朗父母的名义，夏普顿的悼词批评了骚乱：

“迈克尔 · 布朗不想因为一场暴动而被人们记住。他希望人们记住他是那个让美国重新审视警察执法的人。”

但是，正如以暴乱为动力的改革史所证明的那样，这些当然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尽管暴乱通常会巩固人们对一场运动的反应——通常的权威人士大声疾呼要求采取惩罚性措施，而其他人则争先恐后地以自己为首从这些事件中召唤出一个更合理、更守法的“社区” ——但它们也往往会动摇政府，让其采取补救行动。就在几天后，司法部宣布对弗格森警方展开调查。不久之后，弗格森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宣布了大规模的改革。到9月底，弗格森警察局长已经公开向布朗一家道歉，他们也受邀参加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会议，奥巴马在会上就种族问题发表讲话。他以单一的国家社区来反对暴乱的直接影响，再次放弃了种族问题的特殊性，他谈到了公民权利的”未完成的工作” ，同时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大多数美国人”的问题。

骚乱一直持续到九月份，使得弗格森的警察队伍不堪重负，他们很快又会被替换，这一次是圣路易斯县警察。由于大量的当地组织和专业活动人士，其他更具戏剧性和非暴力的行动形式正趋向于取代社区暴乱，例如10月6日圣路易斯古典音乐会被打断，演唱的是大萧条时代的阶级斗争圣歌《你站在哪一边? 》（Which side you are you on?） 。同一天，一名联邦法官就是否可以要求示威者”继续前进”一事作出了支持和平活动分子和反对警察的裁决。与此同时，埃里克·霍德尔宣布司法部将对警察战术进行全面审查，从10月9日起，参议院就军事化警务问题举行听证会。在许多不同团体的支持下，弗格森的行动一直持续到10月份，其中包括在布朗去世后在当地成立的“举起手联合起来”（Hands Up United）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抗议者从全国各地涌入。

阻碍交通GRIDLOCK

支持约翰·克劳福德的示威活动仍在进行，人们占领了警察局，并在俄亥俄州议会大厦举行集会。除此之外，“约翰·克劳福德法”草案即将出台，这是一项大胆的立法，要求在俄亥俄州销售的玩具枪必须被标示为玩具。毕竟，俄亥俄州警方似乎确实难以区分玩具和真正的武器（至少在黑人手中时是这样） ，因为另一个名字很快就被列入名单：2014年11月23日，12岁的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被警察蒂莫西·A·洛赫曼（Timothy A. Loehmann）枪杀，当时他正在玩一把报警者已经确认为玩具的枪。两天后，塔米尔·赖斯的抗议者在克利夫兰市中心制造了交通堵塞。

11月中旬，随着大陪审团对杀害布朗的凶手的裁决临近，密苏里州州长杰伊·尼克松再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召集了国民警卫队，以应对新一轮暴乱。11月24日，这些期望得到了满足。随着非起诉书的宣布，迈克尔·布朗的母亲被摄像机拍到大喊“他们错了！每个人都希望我冷静下来。你知道那些子弹是怎么打中我儿子的吗? ” 当她悲痛欲绝的时候，她的伴侣穿着背后写着“我是迈克·布朗”的衬衫，拥抱并安慰了她一会儿，然后转向人群，显然是怒不可遏，反复喊着“烧死那个混蛋! ” 如果说迈克·布朗的生命对国家来说无足轻重，那么至少可以让它成为国家的一部分。随着弗格森和圣路易斯地区发生抢劫和枪声，纽约、桑福德、克利夫兰、洛杉矶、西雅图、华盛顿等170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据报道，许多城市采用了阻碍交通的策略。在奥克兰这个激进分子经常聚集的地方发生了“死亡事件”和交通堵塞之后，骚乱开始蔓延：抢劫、纵火、砸窗。在国家动乱中，教会团体进行干预，批评大陪审团的决定，并支持和平示威。弗格森教堂给激进分子提供了“安全空间”，把自己当作保护示威者的“圣地”。

接下来的几天，随着国民警卫队在弗格森的人数增加，示威活动在全国各地以及其他地方持续进行。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外面，大约5000人聚集在11月27日那个潮湿的秋夜，举行了一场黑命攸关的示威活动，随后在牛津街上发生了一场“举起手来，不要开枪”的游行，并在议会广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这一事件引发了布朗和托特纳姆区的马克·杜根（Mark Duggan）之间的联系，杜根的死引发了英国2011年的骚乱浪潮。在加拿大各个城市，也都出现了团结行动。12月1日，奥巴马邀请“公民权利活动分子”到白宫发表演讲，而圣路易斯公羊队则公开声援布朗案，举着手走上了街头。

然后，在一周多一点的时间里，2014年12月3日第二次大陪审团没有起诉：在对整个国家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掐死了加纳的警察不出所料地洗脱了不法行为。当然，在美国或其他地方，警察几乎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被起诉过，甚至更不可能被定罪；执行国家暴力的人不能与他们所管辖的公民严格遵守同样的标准，即使他们的可信度取决于他们给人的印象。正当程序将尽可能延长直到愤怒平息，最后是不可避免的免罪；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个别警官才会成为警察部队总体合法性祭坛上的牺牲品。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看来，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第二天，数千人在纽约市举行抗议活动，在杀戮发生地斯塔顿岛周围的道路上巡回示威，沿着曼哈顿街道高呼“我无法呼吸”。死亡事件发生在大中央车站，与美国另一边的海湾地区如出一辙。现在，重大行动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通常是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呼吁，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阻塞交通的团体接收到许多其他地区团体的实时更新，有时会带着极大的喜悦撞上他们。在沿海城市，最近的占领运动为自发示威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警察看起来不知所措，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告知要控制自己的行动，以免煽风点火。

12月13日，纽约、华盛顿、奥克兰、芝加哥等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夏普顿以及加纳和布朗家族领导了华盛顿的示威活动，不过演讲者被年轻的弗格森活动人士打断了，这进一步表明双方存在分歧。成千上万的人涌向纽约，但这是一个传统的被引导的行军，前几周的能量要么被控制，要么被消耗。几天后，两名布鲁克林警察被伊斯马伊尔·布林斯利（Ismaaiyl Brinsley）杀害，表面上是为了报复加纳和布朗。警察工会指责左倾的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对抗议者采取了温和的立场。与此同时，奥巴马宣布了进一步的制度性回应： 成立了一个警察改革委员会，名为“21世纪警务工作组”（Task Force on 21st Century policies） ，以“研究如何加强公众信任，促进地方执法部门和他们所保护的社区之间的牢固关系，同时促进有效减少犯罪”。

虽然动乱在寒冷的冬季逐渐平息，但它并没有被扑灭。2015年1月初，人们在洛杉矶警察局总部外建立了一个小型营地，标有#占领洛杉矶警局（#OccupyLAPD）和#BlackLivesMatter的标签，抗议25岁的精神病患者埃泽尔·福特（Ezell Ford）在2014年被洛杉矶警察枪杀，他的死亡已经成为几次示威活动的焦点。今年二月，黑命攸关在名人圈子里风靡一时，碧昂斯（Beyoncé）以及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都在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表演了“举起手来，别开枪”的动作。这种名人参与是斗争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这些行为一定会动摇美国的上流社会：从2013年11月杰米 · 福克斯（Jamie Foxx）在自己家里举办的特雷沃恩募捐活动，到史努普·道格（Snoop Dogg）与布朗和戴维斯家族的联系，再到碧昂斯和杰伊-Z （Jay-Z）为弗格森和巴尔的摩的抗议者提供援助，再到普林斯2015年的“为和平聚会”（rally4peace）和抗议歌曲《巴尔的摩》（Baltimore）。

三月初，司法部宣布，由于缺乏证据，达伦·威尔逊不会因枪击布朗案中侵犯公民权利而被联邦政府起诉。同一天，同一个部门发布了一份谴责弗格森警察的种族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的证据是包含种族主义虐待的电子邮件，以及有系统地利用交通违章来增加国库的收入。当地警察局长在几天内辞职。“21世纪警务工作队”的初步调查结果也于同日公布，以进一步强调改革的前景——以及暗示暴乱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功效。但第二天，一直坚持非暴力的克利夫兰公布了法律文件，将枪击事件归咎于12岁的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丑闻爆发后，克利夫兰很快撤回了这一说法。在弗格森，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另有两名警察被枪击，导致支持警察的示威活动以及支持警察和反警察行动之间的对抗。

四月初，另一个名字出现在名单上：50岁的沃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在逃跑时被警察迈克尔·斯拉格（Michael Slager）开枪打死，地点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北查尔斯顿。这是另一起被摄像机捕捉到的案件——在一名黑命攸关活动人士的协助下，很快公布了一段视频。当安东尼·斯科特看到这段视频时，他模仿了布朗的朋友多里安·约翰逊（Dorian Johnson）的评论：“我以为我哥哥像动物一样被枪杀了。”随着激进分子到达现场，小型的沃特·斯科特示威游行在北查尔斯顿的市政厅爆发，对斯拉格的谋杀指控在几天内就被提起。和瑞妮莎 · 麦克布莱德一样，斯科特的家人起初似乎也不愿意让他加入到死亡链和相关的媒体奇观中去。尽管如此，这个故事很快就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斯科特公然谋杀的照片被放在一个黑色的封面上，封面上印着大大的粗体字“黑命攸关”。运动尚未熄灭的余烬再次复燃：在斯科特葬礼的第二天，巴尔的摩警方逮捕了25岁的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 ，并把他塞进了一辆警车，在途中他的脖子被扭断了。

在格雷4月19日去世之前昏迷的日子里，，示威活动已经在西区警察局前开始。4月25日，巴尔的摩市中心爆发了黑命攸关抗议活动，这是骚乱的第一个迹象。4月27日的葬礼和布朗的葬礼一样，有数千人参加，包括白宫代表、加纳家人、“民权领袖”等。警察和许多年轻人在巴尔的摩市蒙达明商场（Mondawmin Mall）外发生的冲突，引发了大规模骚乱。这场骚乱现已席卷巴尔的摩数日，估计造成了900万美元的财产损失。有人用扩音喇叭宣称“儿童与警察之间的全面战争”和“纯粹的共产主义野蛮人”。随后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骚乱脚本：呼吁保持冷静，谴责“暴徒” ，将责任归咎于自私的少数族群，支持和平抗议，国民警卫队出动，宣布宵禁，大规模清理集会骚乱地区；一位家长教训参与暴乱的孩子后，变成了一位国家女英雄；有人暗示，这一切都是帮派所为；有人发现了外部煽动者的涌入。

但是，火焰之光所抛出的原型也让我们看到每一股骚乱浪潮的特殊性。在英国的骚乱中，早期有关帮派介入的说法后来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在巴尔的摩，犯罪团伙的行为似乎与早期所声称的完全相反。警方已发出警告，称瘸子帮（Crips）和黑色游击队家族（Black Guerilla Family）等帮派的休战很有可能是要“联合起来”对付警察。但是很快就发现，在“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的斡旋下达成的停火协议实际上是为了镇压暴乱。几个帮派领导人发布了一段视频声明，要求在该地区进行平静、和平的抗议活动，并与警察和神职人员一起实施宵禁。4月28日，新闻摄像机记录了帮派成员驱散安全广场购物中心的“潜在麻烦制造者”的过程。

【关于《尾注》：原先的小组组建于2005年的英国布莱顿，成员起初来自《扬弃》（Aufheben） 刊物的参与者，此前《扬弃》与法国的《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进行了批判性交流。不过随着人员流动和新成员加入，小组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尾注》原先的取向是从现状出发，将各种条件的可能性概念化，概念化的对象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共产主义超越，还有以这种生产模式为特点的社会所具备的多种统治结构。因此，小组一直关心“共产主义理论”内部的争论，尤其关心1968年后法国极左当中出现的“共产化” （communisation）问题；性别与消灭性别的问题；对当代斗争、运动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剩余人口的动力系统及其对资本和阶级的影响；“种族”的资本主义构成；价值形式理论和系统辩证法；20世纪革命的失败与僵局，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