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最熟悉的事物，才能讲出自己的故事 | 张兆增访谈（下）

小编语

美国评论家约翰·萨考斯基曾经说过：摄影艺术最糟糕的局限性，是它只能记录此时此地的人和事。但这不恰恰也是摄影本质力量的来源之处吗？

在有意与无意间，张兆增用镜头记录下北京80年代“此时此地的人和事”，恰恰让真正属于“此时此地”的我们得以体验一场视觉穿越之旅，过来人与后来者也因此得到了共同的珍贵的视觉记忆。

本期推送继续发布张兆增访谈的下半部分，回顾。

80年代初是个体商贩的幸福时光。那时，北京少说有几万个体户蹲守在大街小巷，生个炉子，停辆板车，买两个大号蒸锅，折叠桌一支，放几把方凳，早点摊就开张了。大碗稀饭、油条、包子、豆浆、豆腐脑，成为北京街头早晨的独特一景。

四月影会和北京广角摄影学会

关于影响摄影方式的转折点，您曾经提到了四月影会和北京广角摄影学会，能不能详细谈谈？

在看到四月影会的展览前，我都是自己闷头拍着玩。但那时对摄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是拍些小花小草什么的。1979年，四月影会在中山公园办了一个展览，对我影响很大。我记得当时很多照片拍的是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的场景，一片片的花圈，而且很多照片都配上了诗，让我感觉很震撼。

当时，您对谁的作品印象比较深？

很多。我记得，王立平有一张照片叫《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照片里全是背影，有一个人高高地站在那里握手，背景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黄翔的《十月的螃蟹》，一组静物——一瓶茅台酒，四个螃蟹，三个公的一个母的，寓意着四人帮已经被蒸了下酒；还有李晓斌的《上访者》，王文澜、贺延光的作品……

就是这些照片，让我觉得摄影太有意思了。那会儿我根本没听说过纪实或者街拍，但是自己后来拍照片的时候就开始往这边转。

看过展览后，过了大约一年多，我有幸在一次颁奖上认识了徐勇，他是我认识的最早的摄影师。1983年，徐勇介绍我进入北京广角摄影学会，这才认识了解海龙、崔新华、贺延光、王文澜、刘占崑这些人。广角摄影学会的这帮人，主要就是拍人物、拍纪实，我在其中也受到很大影响。

当时的广角摄影学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最早，管理学会的领头人叫刘佳瑞，是崇文区文化馆的专职摄影师。学会刚开始只有12个人，有贺延光、吕小中等，他们就是弄来一个平板车，每个人把当月拍的最满意的照片放在上面一起讨论。

后来，刘佳瑞要走了，走之前选中了解海龙，把他调到崇文区文化馆，让他接班组织学会工作。之后没多久，解海龙就领着我们这些人把学会壮大了，最多时能有两三百人。这个组织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目前我们大多数人已经脱离它了，现在学会里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发烧友了。

80年代，前门大栅栏的门框胡同、廊坊二条，路面宽不足一丈，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吃货一条街”。过去老北京有一句挂在嘴边的话“门框胡同的美食精可数，天桥的小吃数不清”。这些百米长的老街云集了爆肚冯、小肠陈、年糕杨、白记豆腐脑、陆记羊肉馅饼、油酥火烧刘、复顺斋酱牛肉、祥瑞号褡裢火，宛记豌豆黄等正宗风味。

这张照片是80年代年轻三口之家的缩影。父母应该是50后，儿子是80后。父亲骑车带着母亲，儿童车上坐着儿子，妈妈用手牵着儿童车的车把。看妈妈熟练牵车的自然动作，看爸爸骑车的快慢速度，看小拖车与自行车之间的间距，父母的驾龄一看就是老师傅级的。一家人的灰绿蓝的装束，儿童车的款式，母亲背的书包和烫过的发型，都是那个年代的生活写照。

那时候，你们主要拍什么照片呢？算是纪实类的吗？

是。不过拍那些照片，主要还是为了参加比赛。那些比赛虽然偏沙龙，但属于纪实性的沙龙。

怎么理解“纪实性的沙龙”？

我给你举个例子。1980年，我第一次获得了摄影比赛一等奖，拍的是民警老金送小学生过马路的场景，地点就在北京西四红螺厂路口。我在那儿拍了五个月，每天早晨骑车去，春夏秋冬、下雨下雪都拍过。那条马路很窄，中间是公交车道，旁边是自行车道，我就蹲在两个车道中间的虚线上拍。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标准镜头，等老金牵着小学生过马路时，就以追随的方式拍摄。每次拍完，一看不行，第二天还得去接着拍。直到有一次，照片冲洗出来后，大部分画面是虚的，而老金和孩子是实的，并且两个人的表情特别好。我就用这张照片投了《北京晚报》一个叫“北京美”的摄影比赛，获得了一等奖。

那张照片的感觉就是沙龙式的，运用了一点艺术技巧——追随拍摄，让背景有一种车水马龙的感觉。在当时，我觉得这是属于艺术的手法，而这个事件本身又是真实的，因为我没有打扰警察，也没有打扰孩子。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纪实性的沙龙”。

在这次的展览上，也有一张民警老金送小学生过马路的照片，但并不是我当时获奖的那张。以当时的审判标准来说，那张照片是最好的。但现在看来，这次展览上选出的这张照片比那张获奖的好得多。这就是摄影人随着阅历和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的判断差别。

80年代，在西四北马路上，每天都能看见一位交警护送小学生过马路，他就是西四交通队民警老金。老金是北京市劳模。每天清晨，他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可能是单位配发的公用车）到这里，将车支在便道上，戴上白套袖、白手套，整理一下服装，然后站在路口等待过路的孩子到来。不管是单个还是三五成群的孩子，被送过马路后马上会转过身来敬礼感谢，老金逢礼必回。

“一定要拍自己最熟悉的东西”

您能详细讲讲自己现在如何看待这两张照片吗？

纪实摄影或者人文摄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历史的介绍、对环境的交代。用追随手法拍摄的那张照片，无非就是有一些艺术感，两个人的表情很默契，但是对环境的交代以及由此而来的文献价值，几乎都被抹掉了。今天来看，好的纪实摄影应该把所有能够交代的内容，在不取舍的情况下，交代得非常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在拍现在展览上的这张照片时，学校的上课预备铃已经响了，这个一年级的小女孩被老金送过马路时，因为怕迟到，还没站稳就急忙转身敬礼。她高高举起的手，扭动的身子，甩动的书包，没站稳的脚步，手中拿着的卷子，是那么急切、真诚；而交警老金回敬的手势、表情，也是那么自然、生动；旁边还依稀能看到路上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人。

我觉得，画面里的这些都是重要的纪实元素，是应该呈现给读者的，尤其是到了今天。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0年5月4日，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在“文革”后刚刚恢复，单位多数应届高考落榜生在这里勤工俭学。为了举办青年节庆祝活动，单位团委策划了几天。青春圆舞曲实际上是青年男女手拉手围成一圈跳的集体舞，但当时受条条框框的禁锢，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男女手拉手跳舞。团委书记灵机一动，让每个年轻人手拿一条纱巾，既掩饰了不好意思的神态，又活跃了舞曲的气氛。

不管是从事摄影还是其他艺术门类，每个创作者都有一个转变过程。我当年也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整理出来的这些拍北京的照片，可能也就用了当年摄影精力的十分之一，其他十分之九都用在了去新疆、云南等地方。先不说花在这上面的差旅费，就说把这些精力都放在拍北京上，那我能拿出来的好照片肯定比现在要多得多。假如，我在每张照片背后再记下一些文字，或许那些作品就可以成为真正的文献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您的摄影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我和徐勇认识得最早，那时候我们都打比赛，几乎是他拿一个奖、我拿一个奖。但是突然间，徐勇消失了，等一两年后再出现，徐勇就说他在拍北京胡同。当时他刚一说，我就有点嗤之以鼻——胡同有什么可拍的。但是，时间证明他的作品站住了。所以，徐勇的作品《胡同壹佰零壹像》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贺延光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新闻纪实的力量、要抓拍不要摆拍，还有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刘香成的《开放的北京》、王文澜的《自行车王国》，对我都有很大影响。

我觉得，搞摄影一共要经历几个过程：首先是copy过程，一举相机脑子里就想到可以模仿谁的照片；然后是浮躁过程，开始得奖、兴奋，接着再去拍摄；最后是沉淀过程，这时才真正能够沉下来，拍些有价值的东西。

为了迎接北京亚运会，安定门外大街修建了三座过街桥，其中有两座是圆拱式，与地坛相呼应。蒋宅口的过街桥造型优美、流畅、富有韵味。一天烈日当空，光照强烈，有辆机动车违章。交警将司机拦下，车停于路中，司机到交通岗亭前接受处理。中午的马路空空荡荡，仅有几辆自行车驶过，投影下的交通岗台、太阳伞、轿车，犹如画板中的音符标记。

1988年的第一届国际风筝会，是改革开放后北京门头沟区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让经过长期封闭的北京老百姓热切关注，有15万多人观看了开幕式的表演。因场地有限，观看的人又太多，许多老百姓只能被拦在铁栏杆外。

您的主要摄影作品，基本上属于社会纪实领域。在您看来，要做好社会纪实摄影，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首先，作为纪实摄影人，一定要拍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就拿这次的照片来说，虽然当年没有留下文字资料，但我对每张照片都能讲出故事来，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东西。

其次，拍摄的东西还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比如，拍京张铁路的“90后”摄影师王嵬，他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好，一个是因为他熟悉，从小就喜欢那些东西；另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角度独特，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去拍摄、研究京张铁路。

最后，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不管马克·吕布、布列松、刘香成怎么拍，你都可以参考，但是自己心里得有数。你刚才说我拍了很多大场面，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这样适合，慢慢的或许也就形成某种风格了。

全民摄影时代难出精品

您对社会纪实摄影以外的摄影形式有所了解吗？有兴趣吗？

我很喜欢看一些新锐的、前卫的摄影，很多地方都比我强，比如文案的撰写、照片的后期处理等。但是好归好，不一定适合于我。

我永远主张百花齐放，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大多只是欣赏，有些可能会借鉴一下。比如南京的“抄表工”刘涛，拍了很多街头幽默诙谐的照片，我觉得非常好，很有意思。我现在在街上拍照片，按快门的时候也想表达一些这种感觉。还有，把照片和短视频结合起来，我也在考虑如何去做。

80年代大杂院的老百姓结婚很简单，接亲迎亲的穿着随便，有什么穿什么，绝不为迎亲添置新服装，因为这笔开销没地方出。结婚特意选吉利日子的也不多，找个星期天，提前通知亲朋好友、同事、街坊邻居，大杂院门口贴俩“囍”字，放两挂鞭炮，院里搭个临时大棚，摆上几桌；有关系的请个厨子，没关系的家中谁厨艺高谁就是厨师了；炒上几盘菜，亲友和贺喜的凑在一起，喜酒一喝，这婚就算结了。

上个世纪的居住条件大多一间屋子半间炕。新婚夫妇、年轻情侣在家保不住“隐私”，电影院常去消费不起，而且人多眼杂，难以放开。很多人便在休息日或是下班后，相约公园、小树林、林荫小道、小河边。热恋中的情侣一般不会选热闹的公园，因此北京可供选择的公园不多。即使去热闹的公园，也选择人少的犄角旮旯。

您亲身经历了摄影从胶片时代进入数码时代、网络时代的过程，有什么感触？

过去我们用胶片，还有些技术含量，但今天的数码摄影，尤其是手机摄影，都是快餐文化，按一下不行就再按几张，追求极致的人到底能有多少？我觉得，越是在当下这个全民摄影的时代，越难出精品，越难出真正的大师。

全球进入网络时代后，每个人的眼界都在不断被打开，接触到很多新的信息，这有没有让您对摄影的理解产生变化？

你问的这个问题是我最苦恼的。我已经干了40年摄影，基本上可以说是定型了。假如，我觉得自己的风格已经形成，就守着成绩沾沾自喜，那我可能不会觉得苦恼。但是，我恰恰特别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对国外的、年轻人的，尤其是一些带有哲学性思考的东西，我都很感兴趣。比如，臧策近些年研究的那些理论，我特别喜欢听他讲，很愿意往那里面去琢磨。

臧策和徐勇都认为纪实摄影并不记录真实，但凡人拍摄的照片都会带有主观情感，只有摄像头拍摄的才是真正的客观真实。但后来我和徐勇也有讨论：世界上有那么多作曲家，他们作曲能没有个人情感吗？还有那些著名画家，他们画画的时候对颜料、颜色也都有自己的选择。当然，摄影和音乐、绘画不一样，因为摄影太实了。但是，我觉得有些对纪实摄影的苛刻要求也是一种成见。它们可以被讨论，但不一定全都成立。

1957年生于北京，80年代末进入媒体从事摄影，曾任《安全生产报》（原《中国煤炭报》）摄影记者，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煤矿摄影家协会主席；

有上百幅作品在国际、国内摄影比赛、影展上获奖，曾获中国摄影金像奖（2016）、中国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荣誉会员（2003）、“富士杯”全国摄影十杰（1989）、第13届全国摄影艺术展银牌奖（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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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拍最熟悉的事物，才能讲出自己的故事【张兆增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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