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的“向远西行”，敦煌展关山月西行写生与临画

7月10日，“塞外驼铃——馆藏关山月1940年代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专题展”在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一楼展厅揭幕。展览在展出关山月先生1940年代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作品的同时，回望了关山月先生对中国艺术与民族命运所作出的探索和实践经历。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回顾了七十多年前关山月先生在西北的写生和敦煌临画的经历，也感慨敦煌石窟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集中代表，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吸引了一批有识之士和画家不远千里来到敦煌，学习研究传统艺术，“他们走过的道路给了我们深刻启发，也启迪我们思考中国现代美术的未来走向。”

据悉，展览从“一个展览和一本书”“向远西行”“河西走廊”“敦煌烛光”“冰雪生活”“回望”等几部分，完整地还原了关山月先生整个西北之行的艰难旅程与创作，讲述了他在抗战时期身处民族危难与文化追寻的复杂情境中，坚持”行万里路”之志，出山远行，深入民族民间，一路作画办展的细腻而恢宏的艺术故事。展览借由关山月先生的绘画和经历回溯了历史的温度，力图带领观众通过勾勒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化风貌与精神气质，感受烽烟时代中的文化清流。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湘波在致辞中表示，通过此次展览，试图以新的视角来探讨和研究关山月西北写生和敦煌临画，重新认识那一代美术家的抉择与思考。他们启发我们反思传统与当代、继承与发展、本土与世界等系列命题，同时也为新时期中国美术的发展与价值建构提供新的思想资源，以更加自信的姿态面对未来中国美术的发展。

而陈湘波在《关山月敦煌临画研究》一文中对关山月美术馆所藏的82件敦煌临画和关山月的敦煌之行作品剖析，并认为这是关山月先生在1930年代末临摹其老师高剑父收藏的古画和日本画家作品后，又一次重要的临摹：

1943年秋冬间，关山月夫妇与赵望云、张振铎到敦煌莫高窟进行了为期一个余月的考察、临摹，这是关山月先生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临摹活动。在这一非凡的写生旅程中，他获得了完全不同于岭南地域风貌的视觉体验，敦煌壁画的独特风格、雄浑瑰丽的西北景色和多民族的奇异风俗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他后来的美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关于关山月这次临摹敦煌壁画的资料很少，能见到的只是他写的一些回忆和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收藏他的82张敦煌临画。这些作品基本体现出不同时期的敦煌壁画的特点，临画的题材和画法多样，且多数选择了与社会生活相关的题材，这种选择反映了他对不同时期敦煌壁画的认识和价值的判断，也体现了关山月敦煌临画的个人特色。

关山月的这批敦煌临画，经过60多年还能够被保存下来实在不易，据他回忆说：

“战争年代，这批临画曾和其他作品在成都、重庆展览过。日寇投降后，曾先后在广州、上海、南京展览过。七十年代也曾先后在北京、长沙和成都展览过。记得1944年第一次在重庆展出时，美国新闻处曾提出以重价收购，由于它是我和妻子用血汗换来的难得古代艺术资料，我们对它有感情，虽然生活困苦也不愿割爱；在‘文革’期间，我又冒着风险把它和几件精美而心爱的潮州木雕一起藏到卧室的天花板里，至今侥幸尚存，真是谢天谢地!”

在关山月之前，作为画家最早到敦煌进行研究考察和临摹是李丁陇（1938年冬来到敦煌），1941年初，李丁陇与张大千相识。正是因受其影响，张大千在1941年5月底到达敦煌，1943年6月中旬从榆林窟离开，在敦煌历时二年考察、临摹壁画；同时，谢稚柳先生也因张大千的邀请来到敦煌做敦煌石窟的记录、考证工作，后来完成《敦煌石窟艺术叙录》。而后以王子云作为团长，由历史、考古和美术方面的专家组成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作为政府派出的机构也于1941年10月到敦煌，但因为经费拮据，考察团实际到达敦煌的仅有王子云、雷震、邹道龙三人，他们开展了调查研究和临摹工作，摹写了一批各时代壁画代表作，还拍摄了一批千佛洞的照片。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关山月到西北旅行写生以及到敦煌考察石窟艺术和赵望云先生有着直接的关系。关山月在《同行如手足，艺苑赞知音——观〈赵望云画展〉感怀》一文中回忆说：

“我跟赵望云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四十多年前。那是一九四一年，我在重庆开画展的时候，他来参观了画展。或许是由于我的画反映的内容跟他所作有共同之处吧，我们真的是一见钟情，一见如故。”

接着关山月还写道：

“当时我们都很穷。赵望云说西北有他的熟人，提议我们到西北去旅行写生。这样，在一九四二年春，我、我爱人、张振铎和赵望云四人一起，先到西安，又从西安到兰州，在西安和兰州一起开画展，筹划盘缠。之后，我们一起骑着骆驼，以西瓜当水，锅魁作粮，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走了一个多月，出了嘉峪关，登上祁连雪山，当我们来到敦煌这一艺术宝库的时候，正值张大千刚刚撤走，而常书鸿则刚到任，临摹条件异常困苦。我们一起趴在昏暗的窑洞里临画（他羡慕我有爱人秉灯相助，可以临得多些），我们一起喝那带咸味的党河水，我们一起在千佛洞前的杨树林里捡野蘑菇，中秋之夜我们一起在旷远的大漠上赏月。白天画累了，在静寂的夜里，我们一起坐在石板上，听着吱吱的风沙声夹着远处的驼铃，交谈着艺术感受和绘事见解……

在敦煌前后二十多天，和河西走廊一来一往两个多月，使我有机会看到了古代的宗教艺术，大西北严峻的面貌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为我日后的创作实践（不论在内容或形式上）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

在莫高窟考察临摹古代壁画的日子时里，关山月历尽了在今天已经难以尽述的艰难，由于莫高窟是坐西朝东，只有在上午光线比较好，下午到了三四点钟后，洞窟里就漆黑一片了，因此关山月夫妇，每天早早带着画具进洞窟，靠着妻子手举暗淡的油灯，艰难地进行临摹。

“有时想临的局部偏偏位置较高，就得搬石块来垫脚;若在低处，就得蹲下或半蹲半跪，甚至躺在地上来画。就这样整个白天在洞里活动，晚上回到卧室还得修修补补。转瞬间一个月的时光过去了，用我和妻子的不少汗水，换来了这批心爱的临画。”（许礼平编的关山月临摹敦煌壁画》中关山月自序）

他们离开敦煌时，已是大雪纷飞的冬季。关山月与赵望云、张振铎分手后，又不顾严寒，与妻子远赴青海塔尔寺写生，直到1944年春才回到成都。期间为了实现去敦煌考察的愿望，婉辞了国立艺专的教授之聘。

1943年间，关山月通过对莫高窟进行一月有余的考察后认为：

“西魏、北魏作品用色单纯古朴，造型奇特、人物生动、线条奔放自在，与西方艺术极为接近，盖当时佛教艺术实由波斯、埃及、印度传播而来，再具东方本身艺术色彩，遂形成健陀罗之作风，至唐代作品已奠定东方艺术固有之典型，线条严谨，用色金碧辉煌，画面繁杂伟大，宋而后因佛教渐形衰落，佛教艺术亦无特殊表现，且用色简单而近沉冷，画面松驰不足取也。”基于这种认识，也就不难理解现存的关山月敦煌临画，唐代以前(包括唐代)的有75件之多，而宋以后的只有7件的原因。

关山月在《关山月临摹敦煌壁画》的自序中，回忆起他当时临摹敦煌壁画的想法和情况时说：

“莫高窟的古代佛教艺术，原来是从国外输入的，但经过中国历代艺术家借鉴改造之后，就成了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我这次临摹由于时日所限，只能是小幅选临。选临的原则有三：其一，内容上着重在佛教故事中精选富有生活气息而最美的部分，其中也有不少是历代的不同服饰的善男信女的供养人。其二，在形式上注重它的多样化，如西魏、北魏、六朝以至初唐盛唐各代的壁画，风貌差异却很大，而且造型规律和表现手法也大不相同，只要符合我的主观要求的，就认真地选临。其三，我没在依样画葫芦般的复制，而临摹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为了研究，为了求索，为了达到‘古为今用’的借鉴。因此，在选临之前，必须经过思索，经过分析研究，即尽可能经过一番咀嚼消化的过程。因而临摹时一般不打细稿——是在写敦煌壁画，而不是僵化的复制;务求保持原作精神而又坚持自己主观的意图。这些选临原则，和我的用心所在，也许就是常书鸿和黄蒙田先生据说我的临摹与众不同的所在。我通过这样的选临实践之后，确实体会很深，收获甚大。一九四七年我到暹罗及马来西亚各地写生时，就是借鉴敦煌壁画尝试写那里的人物风俗画的。”

也正是这场西行之旅，让关山月先生与敦煌结缘、与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结友，这份缘分友谊更是延续到了敦煌研究院和关山月美术馆两家单位的系列合作当中。早在2005年，敦煌研究院就为在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石破天惊——敦煌的发现与20世纪中国美术史观的变化和美术语言的发展专题展”提供了藏品支持和学术指导，这是两家单位的首次合作。2012年，敦煌研究院与关山月美术馆再次合作举办“博蕴华光——敦煌艺术展”，轰动一时。

此次的“塞外驼铃——馆藏关山月1940年代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专题展”是两家单位再一次联合办展，是多年友好合作的又一新起点。

（注：该展览已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将在敦煌展出至8月1日，此后2020年8月20日至2021年6月26日将在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展出。本文综合自陈湘波《关山月敦煌临画研究》和敦煌研究院网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