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纪霖、刘擎等商榷①丨“（反）政治正确”框架的思维陷阱

“（反）政治正确”这个论述框架本身其实完全是一种话术。它不但无助于推动更深入的关于表达自由与身份政治等议题的公共讨论，而且通过其笼统性与选择性，让习惯了这个论述框架的人陷入思维盲区，看不到现实案例中的种种复杂性，并且下意识地在社会文化议题上采取保守姿态，拥抱现状、抗拒变革。

2020年6月22日晚，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组织了一场四位老师的线上对谈，围绕美国当前的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展开讨论。整体而言，四位老师均对这场运动持同情理解的立场，这一点我非常赞同；但对话中的一些具体论述及其背后的思维框架，在我看来仍有可议之处，因此不揣冒昧，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由于未能现场聆听此次对谈，我的回应只能以事后整理的对谈文字整理稿为依据，如有误解几位老师观点之处，这里先行致歉。

本文的商榷，集中于整场对谈始终依托着的“（反）政治正确”论述框架。西方的“政治正确”是近年中文互联网讨论中常见的一个概念；近两个月来，诸如HBO暂时下线《乱世佳人》、《老友记》制片人对演员族裔多元性不足表示后悔、南方邦联将军雕像被抗议者推倒等事件，也被一些评论者作为“抗议运动已经进入扩大化、‘政治正确’化阶段”的证据。此次对谈中，许纪霖老师作为主持人，同样选择从“政治正确”这一角度切入议题、设定了随后讨论的框架（framing）。

作为回应，其它三位与谈者并没有去挑战这一框架本身，而是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让步式的论述，来委婉地为被反对者指为“政治正确扩大化”的反种族主义运动辩解。比如白彤东老师的论述策略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可能有点走过头了，但有些言论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等“政治不正确”盛行，本身亟需“政治正确”观念的矫正。刘擎老师的论述策略是：“政治正确”意识中蕴含着文明的底线，与现代自由平等尊重的进步主义事业密不可分，所以不能完全放弃“政治正确”，只需注意在追求“政治正确”的过程中把握住分寸感。吴冠军老师的论述策略是：“政治正确”确实会让有些人不敢说话，但是美国黑人整日遭受警察暴力与系统性歧视而性命堪忧，是比言论自由更为急迫的问题，此时心平气和的公共讨论空间早已丧失，“政治正确”问题自然也可以暂时搁置不谈。

三位老师虽然因此对这些被指为“政治正确”的事件抱有理解的态度，但整场讨论仍未能摆脱“（反）政治正确”这一话术本身所设下的论述框架和思维陷阱。其实，“（反）政治正确”这个说法，本质上是一种修辞或话术，旨在通过偷梁换柱的方式混淆问题的焦点、转移公共讨论的注意力；一旦我们接受了“政治正确”这一词汇对语言的污染，在其设定的框架下讨论“‘政治正确’的尺度在哪里”，便已是陷入到了一个扭曲的话语体系中，从而容易忽视真正问题所在。

注意，说“‘（反）政治正确’是一种话术”，并不是说（美国的）“社会文化力量压制言论自由”的可能性不存在，也并不是否认许多人在使用“政治正确”一词时，对“社会文化力量是否会（或者是否已经在）压制言论自由”这个问题抱有真实的关切与焦虑。恰恰相反，指出“（反）政治正确”的话术性质，正是为了摈除修辞的喧嚣，完整呈现出那些被其掩蔽与扭曲的值得关切的议题，从而提高相关公共讨论的深度与质量。

那么，“（反）政治正确”为何是一种话术，这种话术又如何设下思维陷阱、污染公共语言呢？要回答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想一想，当我们在说某个事件构成“政治正确”、或者某种表达遭到“政治正确”打压时，我们所指的、所关心的究竟是什么？使用“（反）政治正确”这个词，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我们去恰当地澄清、分析、理解和评判相关的现象？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反）政治正确”这个论述框架因为两方面原因而有碍于公共讨论的有效展开，一是其在概念上过分笼统，二是其选择性的聚焦与失明。

一、“政治正确”概念的笼统性

先说笼统性。在西方世界，当许多人在说“政治正确”时，其所指的现象大致可以这样定义：某个群体出于某些政治上或者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将有违于特定政治偏好或意识形态偏好的表达（可能是因为表达的内容，也可能是因为表达的方式）排斥在某些言论平台之外。

可以看到，一旦我们给出了这样一个相对详细的定义之后，许多原本笼统归纳在“政治正确”这个语焉不详的词语之下的现象，其性质上的差别就得以显现出来，使得我们能够更细致地去辨析哪些现象合理、哪些现象不合理。比如，采取排斥行动的主体是谁，遭到排斥的是什么类型的言论，发生排斥的是什么性质的平台，排斥的具体方式如何，对被排斥者造成什么样的个人影响，用来为排斥辩护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考虑有哪些，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具体事件的合理性造成影响。

以“行动主体的性质”为例：国家暴力机器以法律手段限制或禁止某一言论表达，与（不具有垄断地位的）某个企业出于迎合其目标客户群体的考量而拒绝特定表达，二者之间恐怕存在天壤之别。比如HBO对《乱世佳人》增加“种族主义历史背景介绍”后重新上架，但想要看“无背景介绍”版《乱世佳人》的观众仍然可以自由选择去Amazon Prime等其它视频网站；这和假如美国政府哪天宣布《乱世佳人》为禁片、任何人不得播放或观看，显然是两码事。这个区别对于那些主张“市场自由”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如果你认为企业有权为了利润而迎合消费者的偏好，那么理当接受企业为了利润而迎合消费者的政治偏好（包括将遭到目标消费群体反感的产品下架），而不是批评它们“向政治正确低头”；将消费者自身的“政治正确”观念（而非国家暴力机器强加的“政治正确”）视为对市场秩序的干扰，显然是自相矛盾且讽刺的。当然，特定情况下国家是否有权干涉企业的某些表达（比如种族主义餐馆老板拒绝让某些种族的顾客进门消费），以及当某个企业形成垄断地位之后，其“为了追求利润而拒绝特定表达”的权利应当受到怎样的限制，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议题；但恰恰是跳出了“政治正确”这个语焉不详的框架，切换到上述详细列出各个因素的定义，这种进一步的讨论才能有效进行下去。

同理，被排斥言论本身的性质、排斥方式、排斥造成的个人影响等等，都是评判具体案例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总之，即便我们要讨论“政治正确是否过火”的问题，也要首先把“政治正确”这个词拆解成更详细的定义，才能基于具体案例中的各个因素有效地加以分析；只笼统地说“（反）政治正确”，其实是拒绝正视具体案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如果只是笼统，倒也罢了；“（反）政治正确”这个说法的更大问题，在于它会导致整个公共讨论对同一范畴内不同现象的选择性聚焦与选择性失明。这种选择性具体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政治正确”这个说法在冷战晚期以来西方内部左右翼“文化战争”语境中的党派针对性，由此造成思维上的“党派盲区”；二是这个论述框架本身对现状的自然化与正常化，由此造成思维上的“现状盲区”。

二、“政治正确”话术的党派盲区

刘擎老师在对谈中提到了“政治正确”在西方语境下从早期左翼内部的自黑，转变为保守派攻击进步派的修辞武器的历史；这一点我在2018年的讲座《“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中也有提及。在西方世界，从八十年代开始，对“政治正确”一词的使用开始带有明确的党派针对性，由保守主义右派用于指控左派，声称后者试图在高校内部以及公共舆论场域中打压右派的言论自由；反过来，对于右派打压左派言论自由的种种行径，则并没有人用“政治正确”来指称。如此一来，跟着使用起“（反）政治正确”一词的人，也就不知不觉间跟着接受了这种说法所附带的刻板印象（“政治正确”是左派专属现象），进而注意力受到其引导，在思考与讨论时聚焦于左派的相关言行，而忽略掉与此同时发生在右派一方或主流社会里的、笼统而言本来同样可以称为“政治正确”的、而且性质往往更加严重的钳制言论事件。

比如现在有许多人指责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大搞政治正确”；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真要说“政治正确”的话，BLM运动的支持者才是美国右翼势力及主流社会“政治正确”的受害者。2016年，全美橄榄球大联盟球员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在赛前演奏美国国歌时单膝下跪（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时曾经做过的动作），以此表达对警察暴力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抗议、唤醒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这一行为迅速遭到了部分媒体的围攻，指责他胆敢对国歌不敬；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也公开叫嚣说橄榄球大联盟必须开除卡佩尼克。联盟在这些压力下迅速抛弃了卡佩尼克，后者从此失业，直到今年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发又一波BLM运动，卡佩尼克的遭遇才被媒体重新提起。卡佩尼克事件无疑是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那些口口声声担忧“政治正确过火”的人，没有一个想过要把此事纳入“政治正确过火”的范畴来思考和讨论；其中一些人或许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事件，另一些人甚至可能转头就会为联盟开除卡佩尼克的做法辩护（比如“国歌就是不容玷污”、“体育不该卷入政治”之类）。

美国纽约持续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再举一个例子。在今年初美国国会对特朗普的弹劾表决中，共和党参议员密特·罗姆尼（也是2012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投下了赞成票，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投票支持弹劾本党总统的参议员。罗姆尼的这一行为无疑体现了巨大的勇气（也反衬出其它共和党议员的蝇营狗苟），但他也因此成为美国各路保守派势力的众矢之的，被随后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等大型活动取消参加资格、拒之门外。如果我们套用“（反）政治正确”的论述框架的话，完全可以说罗姆尼是美国保守派内部“政治正确”的受害者。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一场活动想邀请谁不想邀请谁，完全是组织者的自由；但这个辩护，对于许多被指责为“左派大搞政治正确”的案例，其实同样适用（这又回到前面说的，“政治正确”这个说法太笼统，没有办法用来区分哪些做法可以接受、哪些做法不可接受）。

总之，由于“（反）政治正确”这个话术的党派针对性，导致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很容易受其误导，而陷入一种思维定势：一方面目光紧盯当代左翼社运的一举一动，稍有不同意处便先入为主地认为是对自由表达的压制（这种先入为主既源于对冷战时代苏东阵营“左翼政权”的记忆与联想，同时“政治正确”一词的笼统性也强化了这种先入为主）；另一方面对右翼一方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或者听过便忘，低估后者的实际威胁。这样一来，“（反）政治正确”这个论述框架，就在无形中扭曲了我们对“当代欧美社会中言论自由的真正威胁来自何方”的认知。

三、“政治正确”话术的现状盲区

在西方世界，除了党派盲区之外，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政治正确”作为一种话术，本身就有碍于公众对事态的认识和对现状的挑战。“政治”一词带有一种“人为”、“不自然”的色彩；当我们贬低某些做法为“政治正确”时，实际上也是在将被这种做法挑战的现状“自然化（naturalize）”、“正常化（normalize）”，同时将被命名为“政治正确”的挑战“人为化（artificialize）”、“问题化（problematize）”，为现状罩上一层天然、正当、合理的面纱，而忽略了现状本身同样是人为建构的产物，也就忽略了主流社会对现状的维持本身就是一种更为隐蔽、更为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确”。

以中文互联网上近来热议的“CK大码模特”一事为例。内衣公司CK在一幅最新的广告中，启用了一名身材魁梧、相貌也不符合所谓“主流审美”的黑人跨性别模特，因此遭到一些网民的抨击，指责该公司“屈服于政治正确”。但是如果我们抛开“政治正确”的话术成分，反过来想一想：在这幅广告以前，内衣公司在父权社会“主流审美”的文化霸权下，在挑选模特时以满足男性凝视为先，而长期无视自身顾客的真实需求（比如现实生活中许多身材魁梧的女性，无法参考模特清一色的消瘦身材来挑选合适自己的内衣），内衣公司也因此损失了来自这部分顾客的潜在利润，这难道不才是真正需要反对的“政治正确”吗？

换句话说，当网民们指责内衣公司更换模特是“屈从于政治正确”时，他们其实是在使用“政治正确”这一话术，将“内衣广告优先满足男性凝视而非考虑女性顾客需求”这一现状及其背后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加以“正常化”，将更换模特一事对现状构成的挑战加以“问题化”，从而达到维持现状（从而继续享受凝视特权）的目的。假如我们要保留“政治正确”这个词（以及它的贬义用法）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CK换模特的做法，不但不是“屈从于（当代左翼身份政治运动的）政治正确”，而且恰恰相反，是对“（男权社会长久以来的）政治正确”的反抗与冲击；如果你真心反对“政治正确”的话，你就应该大声赞赏CK换模特的做法，而且应该积极推动其它内衣公司也把它们的模特换得更加多元、更加不受所谓“主流审美”的拘束。

再比如说，主持人许纪霖老师在对谈中声称，美国的立国之本是“从基督教内化而来的现代性文明”，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为基础和核心的“文化大熔炉”，诸如此类。先不说此类“大熔炉叙事”近几十年来不断遭到来自美国移民史等领域更深入研究的挑战、驳斥和证伪，在事实层面便站不住脚；单就其在现实中扮演的角色而言，这种“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文化大熔炉”式的自我认知，恰恰是建国两百多年来被美国主流文化奉为“政治正确”加以捍卫的观念，和用以打击“异端”与“外来者”的工具。正是通过把“真正的美国”等同于“基督教传统”和“盎格鲁撒克逊身份遗产”，主流社会才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华人（或者其它亚洲人）在种族、文化、宗教信仰上与“真正的美国人”存在根本差别为由，制定诸如1882年“排华法案”、1924年“排亚法案”等歧视性的移民法规、以及各种禁止跨种族通婚（anti-miscegenation）的法律。即便在这些法律层面上的歧视被废止之后，主流社会仍然一方面通过“大熔炉叙事”的文化压力，迫使少数族裔移民放弃原先的语言与文化认同，“融入”以美国城郊中产白人生活模式为代表的所谓“美国文化”中去，否则便会被视为“不够美国”；另一方面无论这些少数族裔移民如何努力融入，仍然因为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身份遗产（以及更广泛的白人身份）”谱系，而无法得到主流文化的完全接纳，生活中时不时会遭遇到“永远的外邦人（perpetual aliens）”的尴尬。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主流社会这种“基督教盎格鲁撒克逊基础上的大熔炉”式自我认知的挑战，恰恰是在打破既有的“政治正确”，将各个移民群体从这种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反倒是中国学者往往因为缺乏对美国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的深入了解，对隐含在主流话语中的此类“政治正确”不假思索地接受和内化，最终跟着美国右翼一起，将当代身份政治运动反思主流现状的倡议斥为“数典忘祖”。

最后再举近期网上热议的“推倒雕像”风潮为例。在右翼的论述框架中，“推倒雕像”是当代左翼身份政治运动“大搞政治正确”的体现；但反过来想，大力主张某些雕像意义重大不能被推倒、以及一开始树立起某些雕像的做法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构建或维护某种更加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确”？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任何一座雕像的树立与保留，都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氛围的反映。比如如今遍布美国南部与中西部各州的“南方邦联（Confederacy）”将领雕像，集中修建于几个历史时期，包括20世纪初“第二波3K党运动”兴起期间、以及五六十年代白人至上主义者执政保守州对抗民权运动期间；修建这些雕像的目的，正是为了洗白南方各州为了维护奴隶制而发动内战的事实、同时展示白人至上主义势力反对种族平等的决心。

在树立这些雕像的同时，南方政客与文人也一直在积极地构建并传播相应的文化迷思，比如声称建立邦联雕像只是为了“纪念南方文化遗产”（倘若如此，为什么内战中站在联邦政府一边反对南方叛国的肯塔基、西弗吉尼亚等州，以及根本没有卷入内战的中西部各州，后来也纷纷竖起邦联雕像呢？），以及大力宣扬罗伯特·李的个人修养（却对其残酷对待手下奴隶的行径避而不谈，并将“败局已定下主动投降”这种理所应当的行为吹捧成“不忍苍生涂炭”与“渡尽劫波兄弟在”的典范）。邦联雕像将这些文化迷思实体化和具象化，这些文化迷思反过来又被内化为“不能拆除邦联雕像否则就是不尊重历史”的理由；二者共同构建和维持着主流社会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对内战性质的“修正派”历史叙事（“奴隶制并非内战的真正原因”、“南方人只是在保家卫国”）为基础的、同情“南方文化遗产”的“政治正确”。近年来“拆除邦联雕像”呼声的兴起，恰恰意味着美国人开始反思起弥漫在主流叙事中的这种文化迷思，开始对雕像背后的白人至上主义政治意图加以警惕与反省；换句话说，恰恰是在挑战一个多世纪以来“修正派”内战叙事对现状的“政治正确”式绑架。如果你真心反对“政治正确”，恰恰应该大力支持拆除邦联雕像才对。

对于其它非“南方邦联”的雕像，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我个人尽管并不主张拆除华盛顿的雕像；但“政治正确过火”这种论述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讨论“是否应当拆除华盛顿雕像”这个议题吗？试想，“华盛顿是国父，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拆除华盛顿雕像就等于否认整个美国历史”这样的叙事，难道不正是主流社会尊奉迄今的“政治正确”？从这个角度看，拆除华盛顿雕像，同样恰恰是在“反政治正确”，而不是在“搞政治正确”；即便你认为主张拆除华盛顿雕像的人是“无理取闹”，也应该说他们是“反政治正确反过了头”，而不是“搞政治正确搞过了头”。或者退一步说，我们既可以用“搞政治正确”去描述这件事，也可以用“反政治正确”去描述这件事；这也就意味着“政治正确”这个论述框架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剖析“是否应当拆除华盛顿雕像”的正反理由的作用，而仅仅是通过这种论述框架自带的笼统性与“现状盲区”效应，不加反思地唤起我们对挑战现状者的怀疑与反感。

正是在这些意义上说，“（反）政治正确”这个论述框架本身其实完全是一种话术。它不但无助于推动更深入的关于表达自由与身份政治等议题的公共讨论，而且通过其笼统性与选择性，让习惯了这个论述框架的人陷入思维盲区，看不到现实案例中的种种复杂性，并且下意识地在社会文化议题上采取保守姿态，拥抱现状、抗拒变革。

（整理 张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