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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之眼｜关于“我们”的思考

刘佳

2020-07-14 13:29

来源：澎湃新闻

∙ 城市漫步 >

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亚历山大·图切克基金会。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并提供

6月，我给自己安排了去慕尼黑的一日观展之旅，犒劳一下近一个季度为保持健康所做的“牺牲”，重拾正常时期的观展日常。

亚历山大·图切克基金会闹中取静，坐落在慕尼黑西城一栋青年风格的三层别墅里。摄影展《关于我们》原定于三月开幕，但因疫情，六月初才开始对公众开放。虽说是公共空间，进门还是需要按门铃的。我再三确认没有误按了法娜·图切克女士的私宅门铃后，轻轻按下基金会门牌边的按钮。不久，策展人热情地出来迎我进门，感觉就像拜访私人居所。

亚历山大·图切克基金会再度聚焦中国摄影

《关于我们·来自中国的青年摄影》（About Us. Young Photography from China）是亚历山大·图切克基金会（Alexander Tutsek-Stiftung）的最新群展，集合了14位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从不同维度，呈现了过去30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迁及人们的心理状态。展品由基金会主席伊娃·玛丽亚·法尔纳·图切克博士（Dr. Eva-Maria Fahrner-Tutsek）2019年于中国采风期间新收藏的部分作品组成。

法尔纳·图切克女士对中国影像的关注持续多年。相比去年基金会展出的罗伯特·劳申伯格的中国摄影系列《〈中国夏宫〉研究》（Study for Chinese Summerhall），《关于我们》虽然仍以德国策展人的视角探讨中国形象与国人身份，讲述者已经变成了中国艺术家。

作为中国历史的亲历者，摄影艺术家在群体和人际关系中找寻自己的位置，通过感知空间环境的变化来确定自我存在和时间的意义。他们既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试探自我表达的可能边界。从中我看到了在很多系统性问题以外，不分国别的人类共同的困惑。即便是不了解中国历史的西方观众，也很有可能就作品中呈现的共同话题快速产生共鸣。

很多年轻摄影师的摄影对象是自己的家人、朋友或同学。他们一起生活，以摄影为媒介游戏，扮演角色，也表达自己。在看任航、陈维、良秀和陈荣辉的作品时，我会明显感受到一种自然放松的状态。这种状态，在我理解中，很大程度源自自我的完全袒露和释放时的轻松自在。私密的环境和人迹罕至的地方为这些青年的实验和娱乐提供了不被打扰和躲过审查的空间，免于他人的偏见和指指点点。

相比九十年代北京城郊东村的实验艺术团体，现在的青年一代艺术家已经有能力支配供自己创作的小天地，不必东躲西藏。但是对艺术家关心的和想要表达的问题，人们的包容度还没有明显的改观。

展览现场，任航的作品。

展览现场，任航拍摄的自己和朋友们。

展览现场，中间两幅为陈维的《舞厅》系列。

展览现场，陈荣辉的《北地凛冬》系列。

女性艺术家还是展览中的少数群体，而女性的表演尺度依旧是敏感话题。良秀是14位参展摄影人中唯一一名女性。良秀生于山东，少年辍学，不一样的成长路径并没有限制她的想象力和表达欲望。她认为在不恶意伤害他人的情况下，任何嗜好行为和生活方式，及至特殊群体，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不该为此受人歧视和欺压。尽管没有美术教育背景，这并不影响她的作品获得2017年三影堂摄影大奖并走出国门。这是鼓舞人心的事情，除了学院派之路，尚有其他可能。

展览现场，良秀的作品。《边缘》系列是良秀2017年的获奖作品，和干草一起被捆绑这张图像中，视线的阻隔和植物接触身体带来的刺痛感，组合非常巧妙。

回忆中的某一天

“我们”是一个集体概念，也包涵了个体间的关联和与之相关的群体记忆。王宁德、蔡东东和张晓的作品在构图上的相似之处是最为吸引我的地方。相似的视觉元素反映了怎样的文化历史影响？

展览现场，王宁德作品《某一天》 (1999-2009)

1972年出生自辽宁的王宁德从1999至2009年间，以《某一天》为主题，拍摄了系列黑白照片。基金会展出的几幅可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反复出现一位身着中山装的男性形象，以不同身份出现在作品里。在两幅竖排照片里，男人的双腿被放置在取景框外，人物处于构图正中央，肩上站着另一个人的双腿，而双腿以上也被相片裁掉了。两张相似构图的照片上下排列，若不是相框横亘中间，两张照片合在一起正好构成一个人踩人搭建起来的通天梯子。垂直尺幅和画框都在不断加剧画面的垂直线条带来的紧张感。

与之对应的是一组男孩站在木棍上的照片，男孩脚下的支撑物时刻都有折断的危险。在虚幻之境里，人物机械地叠加在一起，像那些木棍一样以脆弱的关系维系着彼此的存在。照片陈列方式提示人们关注图像间的叙事关联。图像主题的无限重复延伸，既是集体对个体的同化，也是彼此间缺乏正常而牢固的关系的隐喻。

另一组是以孩子为主题的肖像。强烈的统一性和秩序感仍在继续，人物队列的排列方式被运用到孩子的集体活动照中。一张横幅照片里，五个化了妆的孩子依照身高从右到左，从高到低排队站好。孩子们手捧气球和假花，观众的视线焦点最后落在男孩手中的气球上。女孩着装统一，横条背心浅色脚蹬裤，男孩身穿横条T恤衫。人物与相片上下边缘之间预留的距离很少。他们闭目并将头一致转向左前方，闭上眼睛切断感情交流，也阻止了认知的可能。他们是在拒绝别人的警示还是处于诸如大多数人理解的梦境之中？

孩子们变成像机械一样僵硬的线条，一排没睁开眼睛的玩具娃娃。闭眼睛的女孩头部特写也让人困惑。如果将闭上眼睛理解为摄影师的要求，那么对视所代表的对话关系，及摄影师和拍摄者的共时性便不复存在。这个时候，相机不再是客观的记录者，而是在模拟一个窥探他人梦境的闯入者。

王宁德的相机不是“参与者”的身份，人物是依照摄影师的要求在表演，他们没有被相机激发创造力，而是依照摄影师的剧本满足了摄影师的想象。相机的作用更偏向造型的记录，采取的角度是旁观者的位置和一个不被注意的视角。

门中的档案

展览现场，蔡东东作品《两扇门》（2018）

蔡东东通过对影像资料的收集、整理并重新排列，将历史档案和摄影建立了联系。他将收集到的上千张证件照装进小塑料夹板里，然后将它们串联起来，像门帘一样挂在一起。照片按照两个时间段，被摄影师分成两组，分别是1910-1950和1950-1980。（2019年上海摄影双年展上曾展出过的第三个时间段1980-2010对应的那扇门却并没有出现在基金会的展厅里。）

民国时期的女子证件照多卷发，着旗袍，男子穿西装大褂居多。拍摄姿势很西式，即侧身不对视镜头。移步到新中国的人群证照前，最大的变化是发型，女子梳起了辫子或剪了齐耳短发，男子都穿着中山装，有个别还戴了军帽子。女子有个别侧身相，但男子都是堂堂正正的正面照，大家直视镜头，戴眼镜的青年几乎没有。每个人规规矩矩待在格子里，图像代表的人生被封存在塑料壳中，气流带动门帘微微浮动。装置的形式决定了观看的方式，眼睛聚焦一个人的时候，其他人注定模糊。目光游移，脚步变换，才可能看到更多。站在“人帘”面前，如同望向人群，感受到的是整体的面貌和精气神。

蔡东东作品《两扇门》细节

虽然大部分人表情都很愉悦自信，但是密集的排列方式总让人产生与社会身份采集、批量生产以及死亡相关的联想。这件装置作品可以理解成人间故事的集结。历史给每个人都留有一个位置，随机的排列逃脱不出秩序和系统的结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对某些人来说也是地理区域的隔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就像相片彼此之间并不遥远，然而无法触碰的距离。

方格下的人们

除了相片里的故事，摄影师其实也在通过作为介质的相片本身，来分享他们的奇思妙想。图像的内容和产生技术同等重要，因为回到摄影术原初，这个记录光影的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机械原理和化学反应，而完成这个神奇过程的正是双手的不断尝试操作。每一次尝试本身就是意义所在。正如摄影师张晓在《妈妈和邻居们》中传递的独特审美体验，让人惊喜。

张晓作品《妈妈和邻居们》（2015）

张晓将拍立得相片的化学反应层剥离、切割，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片片薄膜重新拼接在一起，边缘叠加时相互吸附粘连，最后重叠的部分形成了画面中的方格。稍稍过渡的曝光和未完全铺展开的褶皱部分减弱了相片的锐度和清晰度，但是朦胧的效果却催生了记忆的感觉。远退一步观看，方格犹如木质窗棱留下的光影，又像布料拼接的图案。想象着张晓工作的整个过程，仿佛对待心爱之物，小心翼翼，专注耐心。1981年出生自烟台的张晓，以相似的方法创作了一系列记录家乡乡村生活的作品。

张晓作品《妈妈和邻居们》局部

张晓的作品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其一，艺术家制作相片的行为意义。如果我们将艺术理解为一种劳作。张晓花费大量时间，将相片薄膜拼贴在一起的行为让人联想起重复单调，但却要求技巧细致手艺的农业劳作。影像薄膜轻薄脆弱，象征了农民生活现状。农民工作艰苦繁重，然而面对天灾危机的时候，却是最不堪一击的人群。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中，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乡村为城市输送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活资源。相反，城市的繁荣与现代化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惠及农村地区。很多关于农民题材的作品是以城市人的科普视角来记录田间地头、鱼塘果园的劳作景象，农民本身只是在不知情时成为了被消费和观看的对象。

其二，相片的网状构图特点的意义。重组过程中的网格结构是作者赋予画面的形式创意，也是对画面构图的重新分配。网格是破坏但也是弥合的痕迹。毕竟张晓让材料自动粘连调和，而非物理意义上将他们撕裂重组，这样产生的效果是，使得看不见的秩序和解构被显现。人物因为网格，位居其后，阻碍视线但也引发思考：结构下的现实究竟是怎样的？

展览现场，张晓作品《妈妈和邻居们》。

张晓将自己置于熟悉的人群之中，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反思行为背后的逻辑和成因。他与蔡东东和王宁德一样，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相似的形式语言。僵硬的线条和充满秩序感的网格让人深思，其中都是无数个相似个体的不断重复，构成了区块的整体。或许，这也是制度和集体给他们的共同印象。

观展结束，意犹未尽。疫情期间，德国媒体在对中德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过分关注之时，有意忽略了彼此间通过文化艺术增进了解的渴望。而诸如基金会，美术馆等民间机构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持续关注，正是消除误解和偏见的有效尝试。空间的阻隔无法限制艺术的旅行和文化的交流。在恢复通航的时间仍属未知的当下，能在慕尼黑看到关于中国的展览，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