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在底片上的北京80年代 | 张兆增访谈（上）

小编语

在历史上，关于“摄影是否属于艺术”“摄影如何属于艺术”这些论题，曾有颇多前辈耗费数十年时间论证与实践，而当时间走到无人再对其产生疑问的现在，大众化摄影行为的盛行，又使得原本清晰明确的答案蒙上一层疑云。

对一些人来说，摄影当然是属于艺术的。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历经万水千山得来的影像，从观念灵感到工艺流程，无一不闪耀着创作者独树一帜的智慧结晶。但是最近，我却在重新思考摄影与艺术的关系：假若一味将当代艺术的思考与实践方式代入摄影行为中，我们是否会因此而失去某些东西？

黑色的尼龙健美裤，露臂的白色针织衫，柔软的体操鞋……60、70年代，全民参与的健身运动除了几套广播体操外，别无选择。到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追求也同步增长，集艺术美感和健身锻炼的韵律操应运而生，成为各单位工会、共青团组织活动的必备项目，并普及推广到整个社会。

摄影当然无法展现原本的真实，但是，摄影可以留下最贴近现实的生动细节，这也是我在观看摄影家张兆增整理发布的80年代北京影像时的切实感受。

这里的摄影与当代语境下的艺术毫无关系，也无需产生关系。这些影像将一个时代、一个城市、一个普通市民所经历的生活本真，以现实副本的形式定格下来。那些街道和店铺、民警和孩童，那些生活中的琐碎和凝重、欢笑和悲伤，它们都以原本的样貌停留在某刻，其中蕴含的故事与思绪在不知不觉中贯通于画面内外，与此同时，也连接着时间的两端——过去与未来。

2019年11月，张兆增“北京十年1980—1990”摄影展暨画册首发式在举行，笔者与摄影家进行了对话，本期推送为访谈内容的上半部分。

改革开放，从被禁锢多年的牢笼中挣脱出来，人们渴望读书的激情迸发出来了。著书的、售书的、读书的，在那个年代异常火爆，各种书店也雨后春笋般在京城大小街道和胡同中诞生。图片中这家“新知书店”的招牌很小，房子是碎砖头盖的，面积不大，也很破旧，屋内灯光昏暗。但是，这里的图书种类很多，吸引人的魔力大，有政论读物、文学经典、名人传记、武侠小说、儿童书籍、典籍工具书、时尚书刊，还有高考复习大纲、英语辅导教材，各种挂历、贺卡等。

我所经历的80年代

这次展览集中展示了您在80年代拍摄的北京，为什么选出了这十年？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很独特的一个阶段，是时代巨变的开始。改革的萌动，开放的探路，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北京的面貌。农民进城卖菜，电视、冰箱、洗衣机被搬进低矮的大杂院，青年男女可以手拉手跳舞，可以烫头染发……

其实，我们这一代摄影人大多走的路都一样，一开始都是拍沙龙式的照片，为了打比赛，为了获奖。2000年以后，我摄影的思路完全变了。当年那些获奖的照片，现在看起来什么都不是，但当我翻出这些以前看不上的照片后，曾经的历史画面突然间在眼前活了起来，我越看越喜欢，就开始着手整理。

80年代初没有“搬家公司”，要搬家大多是找亲朋好友、单位同事、街坊邻里来帮忙。当时谁家的家具总共也没几件，大多数家庭还不具备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大型家电，所以搬家这样的大事一上午就基本搞定。亲朋好友来帮助搬完家后，照例是参观主人的新家，帮助主人设计家具的摆放。腾出手的主人则到新厨房炒上几个菜，大家围在桌前喝上几杯酒，这就算庆贺乔迁之喜了。

80年代初，跳交谊舞是被列为“封资修”的东西而禁止的，许多公园门口都张贴着“禁止跳舞”的告示。专职负责驱赶跳舞者的公园管理人员需要骑着自行车在园内巡查，遇见跳舞者就要训斥一番。

经历过80年代的人都认为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在您眼中，80年代是怎样的？

在我眼里，80年代是个焕然一新的世界。我是1957年生人，出生就赶上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一直到参加工作，几乎没有断过。但突然间，改革开放了，在街上能看见有人提着板砖一样的录音机放邓丽君歌曲，看到带蛤蟆镜、穿喇叭裤的年轻人，那些景象让人感到特别兴奋。

那时，我们这代人几乎没怎么受过正经教育，所有人都在学习。我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工作，地点就在张自忠路上的段祺瑞大院里，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把不同报纸上的内容，分门别类地剪裁、汇总起来，以便做发行和统计。

当时，单位还专门给我们请了一个英语老师，每天晚上下班后补习英语，还有很多人在准备考大学，方方面面的新东西就像雨后春笋般出现。

1977年9月，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恢复了，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恢复高考制度，为被耽搁十多年宝贵光阴的无数青年打开了一扇理想的窗户，温暖了他们的心。但是，长期没有正规和系统的学习，让这些已步入青年的人们顿感知识的匮乏和焦虑，抓紧补习初、高中知识，成为他们最急迫的事情。

您当时已经开始拍照片了吗？

对，但那时候还只是业余爱好。现在看到的这些80年代的照片，都是我每天利用上下班和周日的闲暇时间（当时还是每周单休），背着照相机满街转时拍到的。夏天天亮的早，我早晨六点多钟就骑车出门，在街头、公园看见有意思的场景就拍，到九点钟再去单位上班。

那会儿的经济条件不好，每个月工资才30多块，用的照相机是我攒了很多年买的。胶卷用的是简装的处理胶卷，每卷两毛钱，用黑纸包着，到家后在暗袋里缠到135暗盒里。

每天拍摄完，晚上到家都要把当天拍摄的胶卷冲洗出来，有特别满意的就用剪刀剪下来，装到底片夹里，没有满意的就整卷卷起来放到抽屉里。

童年的快乐时光就是玩儿，而玩儿的差别很大。有条件的孩子学习琴棋书画，条件差的就在胡同拍元宝、弹玻璃球、跳皮筋。同样都是冰上运动，有钱的孩子买冰鞋滑冰，没钱的孩子坐爸爸给做的简易冰车，也有的在棉鞋上绑根铁条滑，还有的穿双塑料底的棉布鞋在冰上出溜着玩儿。

您刚才说，一开始不认为这些照片是有价值的，那当时拍下这些画面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这是有点矛盾的。即使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些照片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大部分还是属于有点正能量的。比如，马路上农民的车子倒了，水果撒一地，会有警察帮着捡，很多照片都像是这种好人好事。也是因为这样，当时拍这些照片，还是有一些想要拿去参加比赛的。

另外还有一些照片，就是和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密切联系的，比如排队买煤油。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是烧煤球炉，就像我们家；条件略微好一点，就是烧煤油炉；特别有关系的才能用上煤气罐。那时候，我每天回家都要生火做饭，所以对“买煤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

当时，用煤油炉做饭便捷、省事，被越来越多的居民所认可。但在我的印象中，北京城里销售煤油的商店仅有寥寥几家：平安里一家、地安门一家、北新桥一家。每天早起，都会有很多人拿着塑料大桶排队买煤油，这已经成为当时京城市民生活的一景了。

还有一些场景，既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也有想要拍下来参加比赛的因素，比如学雷锋做好事。80年代学雷锋，每个年龄段似乎都有各自的主题，尤其小学生更为显著。学校倡导大家做雷锋式的好少年，做好事不留名。

当年小学生作文的内容，经常出现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在一个下雨天，有人拉着一车货物艰难地行走，遇到上坡，拉车人十分吃力，偶尔路过的同学小明跑上前去帮助推车。车爬上陡坡后，小明高兴地消失在雨幕中，只留下一句话：“我叫红领巾……”

当时，每到学雷锋日或“六一”儿童节、暑假课外活动的时候，在班干部带领下做好事的同学就会系上红领巾，走向街头，帮扶老人过马路；走进社区，帮助军烈属、残疾人扫地、擦玻璃。其中，擦交通警察的执勤岗楼是其中的首选。

“不想做一本纯图像的画册”

对于这些选出来的照片，您很难得地给每一张都写了很长的文字说明，对此您是怎么想的？

我从上千张照片里选出200张，又从其中精选了100张做展览和画册。但是，假如出一本画册，每张照片都只用几个字的标题或说明，我觉得不足以代表自己对80年代的强烈感受。后来，我们报纸给我做了两个整版的摄影，编辑想让我给每张照片写点文字说明。因为对这些照片里的每一个场景，都有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一口答应，这才开始写。

举个例子，比如买大衣柜的那张照片。80年代初，全北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国营家具店，这张照片里拍的西四家具店就是其中之一。这里每天人流熙攘，生意兴隆，是青年男女结婚置办家具的首选店。尽管家具款式选择余地不大，但也不是谁都能买，像大衣柜、写字台这种大家具，只能凭票购买。

80年代初，全北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国营家具店，西四家具店算是旗舰店了。它位于西城区西四丁字路口西南，始建于1954年，面积1200多平方米。这里因销售的家具款式新而多闻名（其实也就那几个款式），是居住在城里的青年结婚置办家具的首选店。

一般来说，清晨8点是家具厂派送家具到店的时间，两辆装满家具的北京130卡车开到西四家具店门前，排了半夜队的人们一拥而上，将卡车团团围住。工人刚卸下家具，顾客就按自家所需立马抓住不撒手了。货少人多，根本没有挑选的余地，稍一犹豫，心仪的家具就有可能被别人搬走。

最终，我挑了100张照片，写了100个故事，一共写了四个半月。刚开始还下不去手，但越写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我发现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我特别不愿意拿出一本纯图像的画册。

不管是写故事也好，写回忆也好，这个思路确实是对的。因为您的照片更多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记录，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文献价值，而这些文字完全补充了照片本身没有体现出来的信息。

对，就像你说的。现在更开放了，大家对摄影的要求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很强调文献摄影，所以多种因素都在促使我来写。我不敢说自己的照片属于文献，但是每一张确实都在讲述那个时代比较真实、生动的细节。

80年代初，北京的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慢悠悠行驶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偶尔，拉货、送菜的马车还会与汽车并驾齐驱。那时进城马车的牲口屁股后面都必须佩带一个白色布兜，形状呈斗状，一头挂在马屁股上，一头拴在车辕上，以便接住牲口粪便，保证道路卫生和市容。没有粪兜的马车是被禁止进城的。

在看这些80年代的照片时，我发现您好像很喜欢拍群像，这是您有意识去记录的吗？

没有。这可能是因为那些照片展现的都是我当时在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大多数都是一些大场面。比如刚才提到的买煤油的场景，我也拍过一两个人的特写，但是不如一群人的画面更震撼。

您最早开始拍照片是在什么时候？

最早只是去公园游玩的时候拍纪念照，真正开始用相机创作是70年代末到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室工作以后。我们单位楼上就是人大的图书馆，里面的书摆得像山似的，从那会儿我就经常去翻各种摄影资料，比如苏联的《大众摄影》，很厚的一本，还有中国摄影家协会早期出的《中国摄影》，我都特爱看，边看边拿笔抄显影配方。

从那时起，我才发现，摄影不只是拍拍纪念照，还能搞创作。可以说，到人大书报资料室工作，是我摄影的一个开始。

1957年生于北京，80年代末进入媒体从事摄影，曾任《安全生产报》（原《中国煤炭报》）摄影记者，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煤矿摄影家协会主席；

有上百幅作品在国际、国内摄影比赛、影展上获奖，曾获中国摄影金像奖（2016）、中国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荣誉会员（2003）、“富士杯”全国摄影十杰（1989）、第13届全国摄影艺术展银牌奖（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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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沉睡在底片上的北京80年代【张兆增访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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