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时代丨“流动基础设施”内部不断演变，出国务工容易了吗

出国务工近年来的发展缓慢。

与出国旅游、留学的规模之大和目的地之多元相比，出国务工近年来的发展十分缓慢。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9年全年我国派出的劳务人员约40万，10年后的2019年，这一数据也只是达到50万，即使年末在外的总人数也不到100万。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真正出国务工的人数并不多、可选择的国家也非常有限，多集中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工人的跨国流动并不是一件自然的事，人类学家项飙和Johan Lindquist指出，工人不是自己流动的，而是国家、中介、技术、社会网络等“流动基础设施（migration infrastructure）”在帮助工人流动。在亚洲，不仅国家之间有经过仔细设计的劳务合作协议，具有外派劳务资质的公司还要能够利用层层中介链条和社会网络招到并送出工人。国家是鼓励工人跨国流动的，因为可以解决就业、促进经济；中介为了盈利也同样希望更多人出国，但现实中，国家、中介、老乡网络这些帮助工人流动的基础设施之间时而合作，时而竞争，基础设施之间具体的关系往往会影响工人的流动能力。

最近几年，跨国流动的一些新变化正在悄悄重塑基础设施之间原有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展现这些新的互动，它们有的成功促进了工人的跨国流动，有的未能实现既定目标，有的则探索出了跨国流动的新图景。被悬置的中介：赴韩务工从“研修制”到 “雇佣制”

2017年夏天，准备去韩国打工的张亮第一次参加全国统一的韩语能力考试。考试前，地方劳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按照惯例，满分200分，只要考上80就可以进入韩国雇主选人的名薄。但考完试，他突然听说韩方将录用分数线提高到了120分，后来又听说提到了112分，直到最后确认是116分。张亮不清楚为什么韩国突然提分，猜测可能是中韩关系因为萨德导弹事件受到了影响，原以为能低分通过就行的他无奈先在上海的饭店随便工作了半年，随后又回到县城的培训中心，准备“二战”。在2017年的考试中，全国像张亮一样怀抱希望报名的人有1169人，受“提分”的影响，只有402人达到分数线，而最终成功被韩国雇主选中的人更少，只有287人。

张亮参加的韩语考试是“中韩雇佣许可制（下文简称“雇佣制”）”的一部分。“雇佣制”是中韩两国政府经多年谈判达成的帮助中国劳工正式进入韩国工作的渠道，和被国际社会诟病为现代奴隶制的“产业研修生制（下文简称“研修制”）”不同之处在于，“雇佣制”保障了外籍工人能在韩国享受当地薪资标准和权益，被认为是更讲人道主义的进步之举。在1993年到2007年的“研修制”时期，中国工人长年占韩国所有外籍劳工中的最大份额，达到25%左右。但雇佣制实行后，前往韩国打工的人数连年减少，由于每年成功派遣人数太少，韩国又进一步减少了第二年中国劳工的配额，去年，前往韩国工作的人数更是下降到百人规模，远远落后于同样施行“雇佣制”、派遣规模上万的越南、菲律宾、泰国等地。与韩国计划每年从16个国家引进56000名劳工的总量相比，中国劳工所占的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从“雇佣制”到“研修制”，两国历经了数年的谈判、重新精细设计了劳动力输送的流程，然而大费周折的改进，最终事与愿违。解释这背后的原因，需要思考这种精心设计下的跨国流动究竟如何发生。

从派遣流程上看，“雇佣制”和“研修制”非常不同。“研修制”时期，因为担心劳工外逃做黑工或逾期滞留不归，中国政府通过认定资质公司的方式来管理劳动力的流动，只有具有外派资质的企业才可以将工人派往他国。这些资质企业通常位于大城市，不直接向下招募工人，而是通过地方的代理找到有意向出国的工人，经过语言培训和选拔，成功出国的工人需要支付给中介的服务费有时高达五万元，这在十几年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有工人试图在离境后违约，政府就可以通过地方中介这个“抓手”，以没收担保金、惩罚担保人等“土政策”向工人施压。中介依靠自己发达的社会关系从乡间找到工人而获得利益，政府则依靠中介维护了人口的有序流动。研究东北劳务输出的人类学家项飙指出，政府自身发展了监管性基础设施，同时利用商业性的中介加强管理能力。政府有意识地通过商业性基础设施管理流动，把中介公司变成政府的一只手。换言之，国家和中介之间互相依靠，谁也离不开谁。

2008年推进“雇佣制”后，国家和中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基于政府间合作的公益性原则，政府禁止一层又一层中介向工人收取高额的服务费用。想要前往韩国的中国工人直接在政府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工人出国开销被严格限定在五千元以内。在一些贫困县，工人更是可以不花一分钱就参加培训。中介不再依靠自己发达的社会关系获利，只能偶尔在培训环节参与其中，赚取金额不大的培训费。缺少了利润驱动，参与中韩之间劳工输送的商业性中介链条的确如政府所愿缩短了，或者说，被彻底悬置了。

然而，劳动力终究是不能自行跨国流动的，商业性中介退出后，政府不得不从幕后监管走向台前运作。在中央层面，“雇佣制”由商务部的投资促进事务局负责执行，到地方层面，国家又指定了四个省份的地方政府公共机构进行工人的招募和培训。当“提分事件”发生时，不是两国的中介对接，而是地方政府负责劳务合作的人联系北京的商务部，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再向韩国劳动部发出询问。因为国家全权负责，第二年“再战”韩语考试的张亮相信，如果今年录取再出现问题，“国家肯定不会不管，一定会给我们个说法。”

但国家间的谈判非常正式，具体运作未必能比中介间的交流灵活。针对提分事件，韩方给出的理由是往年中国工人堆积，需要暂停一年招募，中方经过协商，才最终以提高分数线减少录取的形式保留了当年的招募。类似的谈判在雇佣制实施后并不少见，例如针对“雇佣制派遣人数过少”而进行的谈判中，中方商务部以韩国对我国存在贸易顺差要求韩国增加录取名额，而韩方劳动部则以政府无权干涉雇主选择为由拒绝，两国的谈判近年来经常陷入僵局。辛苦推进的雇佣制最终派不出工人怎么行？这些年，中方采取增加考试频次、推进地方政府与韩国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联系韩国地方机构向雇主推介中国工人等办法来提高中国工人在韩国雇主前的“曝光量”，甚至希望再次发挥“土政策”的力量，动用地方政府的行政手段来处罚成功录取最后却放弃出境机会、浪费配额的工人。

绕开中介展开国家间劳务合作的趋势将原本下放给中介的权力，譬如招生、推广和协商，重新集中到政府一侧。国家的力量被强化，中介的力量则被削弱，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是：本应凭借工资待遇和权益吸引更多工人的“雇佣制”未能带来更多中国工人的流动，工人流动的能力事实上被减弱了。相似的是，中日两国近年也在谈判签署劳务谅解备忘录，这是因为随着国际社会对劳动力跨国流动在人道主义方面的推进，保障外籍工人与本地工人同工同酬的“雇佣制”被认为将会是国家间劳务合作的新主流。但日本“研修制”在中国转型的过程阻力重重，尤其遭到了资质公司的反抗。很多资质公司在当年韩国转型时并不认为“雇佣制”将会改变劳务派遣的运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被这种运作模式所排斥了。一名在资质公司工作的员工向我透露，双边谈判难以促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是中国政府不愿推进，而是部分资质公司向政府施压，不愿意让自己的日本业务在转型后变得无利可图，国家长期依赖商业性中介监管流动的格局决定了国家亦不能无视中介的诉求。这是如今的日本“研修制“、曾经的韩国“研修制“的背景，想要打破这种国家和中介之间互相依赖的格局并不容易。中韩之间的实践打破了这种关系，但讽刺的是，新的格局下中介被很大程度上挤出了工人流动的过程，工人出国的经济成本虽然降低了，但流动的规模却减小了。

“资质公司”的招工广告

打破控制关系：作为出国打工新渠道的“留学”

孩子四岁后，熊海觉得生活上有些紧张，经朋友介绍后在县城里找了一家中介，花费26万为自己和老婆办理了前往澳大利亚的旅游签证。出国前，熊海是一名建筑工，老婆则在服装厂打工，两人工作存的钱加上父母大半辈子的积蓄，勉强凑够了给中介的费用。熊海并不打算拿旅游签“黑”在澳洲，而是打算先拿旅游签入境，再利用旅游签证三个月的有效期在澳洲境内申请技工学校，自己拿到留学签证后，再为老婆申请家属陪读签证。熊海已经29岁，按照中介的经验，超过25岁直接在中国办理留学签证拒签率高，而先进入澳洲，万一留学签证被拒，在境内上诉还可以得到一年合法工作的时间，他们便听从了中介的建议”曲线救国”。因为原先工作性质的原因，两人在国内没有稳定的银行流水，原本不容易办好旅游签证，但好在结婚时在老家的县城买好了房和车，又赶上“中澳旅游年”签证政策宽松，给中介交完钱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拿到了旅游签证。到达墨尔本后，熊海通过中介临时找了一个贴地砖的工作，每小时工资只有12澳元，老婆则找了一份家庭保洁的工作，工资略高，每小时20澳元，但也都不到法定工资。好在两个月后，中介成功帮熊海申请到了墨尔本的一所技能学校，半年后，他找到了30澳元一小时的工作。熊海的妹妹熊丽也想前往澳洲打工，高中毕业后她先是前往日本打工，做了三年的农业研修生，存下了20万，回国后的她在国内多个城市辗转从事地产销售，但按照她的说法，“折腾了一圈，什么也没折腾出来，年纪越来越大”，就打算再出国看看。认识的中介介绍她再回日本，“走留学”对她来说并不难，花销也不高，但她并不想，“日本已经是最好的小国家了，别的小国家没有意思，就想去大国看看。美国不好办，澳洲好办一些。”

熊海和熊丽所说的“走留学”，是最近五年才在国内兴起的“半工半读”项目，即中介以留学的名义为想出国打工的年轻工人办理学生签证，工人从而得到在发达国家（尤其是亚洲以外的发达国家）合法打工的机会，即保障了合法工资，亦不用担心被遣返。工人们出国后也不需要真的“留学”，有些中介会直接跟技能学校合作，介绍一个工人，学校就可以拿到一定比例的提成，甚至由中介来完成作业，并保证学生签证要求的最低出勤率，工人一年也不需要出现在学校几次。对于接受国来说，诸如此类的“半工半读”项目既能缓解本国的用工荒，又不用打破发达国家不开放低端劳务工作签证的基本移民政策。

国内薪资水平上涨和传统劳务输入国薪资水平的停滞是“半工半读”项目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传统出国劳务渠道通常指的是前往日、韩、新加坡、中东，或者是跟随国有企业前往东南亚、非洲参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月工资在八千到一万块左右，和沿海一线工厂的熟练工薪资差距并不大。官方统计数据中记录的每年50万出国务工人员，主要就是这一类项目送出的工人。但如今，传统项目吸引不到工人，中介无法赚钱，包括资质公司在内的中介越来越有动力开发“半工半读”或者是“中高端劳务”业务，后者以欧洲中餐厨师、日本的养老介护等最为流行，对工人在技术上要求较高。目前，通过此类新渠道出国的工人数量没有官方的统计，山东一家资质公司的员工估计，在2019年公司有6%的工人没有通过传统劳务渠道出国，可以估测整体规模也并不多，毕竟新的渠道无法像过去的劳务输出项目一样大批量、成规模地输送工人，只能一个单子一个单子的操作。但是，这些新的渠道毫无疑问拓宽了工人的流动边界，让很多以往不能去，或者只能以旅游签前往再非法滞留打黑工的国家成为可能的合法打工之地。

“半工半读”一类新渠道虽然能够帮助工人出国打工，但其模棱两可的性质又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两国之间正式的劳务合作项目。一位办理“半工半读”项目的中介告诉我，这些项目不可能也没必要去商务管理部门备案，因为绝大多数由“留学中介”操作，而不是“劳务中介”——国家对前者资质的管理门槛远低于后者。于是，当留学中介参与劳务项目时，国家和中介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层级内部中介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新的变化。

过去，因为资质公司的垄断地位，所有出国项目最后都必需经过它们才能办理。这种设计保证了当有劳务纠纷出现时，国家能够秉持“谁派出，谁负责”的原则问责资质公司，资质公司为了最大可能避免这种情况，有时会向下面的代理中介施压（比如收取担保金），代理中介由此再向工人施压。在这一系列的控制关系中，中介链条层级固化严重。但对于“以劳务为导向的留学”来说，单子最后不再需要经过资质公司，资质公司的垄断性地位被削弱，国家对资质公司的控制、资质公司对代理公司的控制也就不再成立了。

赴韩职高班教材

互联网跨国人力招聘平台：是技术，是商业，是监管

疫情期间，曾在资质公司工作的高星加大在网络上直播的频率。他的直播间里，观众人数多则三四百，少则六七十，他们有的是想要出国的工人，有的则是想要承接二手订单的个人代理。虽然高星为每天直播准备了不同的话题，但无论话题是什么，观众询问度最高的还是“怎么鉴定骗子公司”。面对观众的需求，高星从不拒绝。他交给工人的多是大的分辨原则，譬如，声称自己做很多国家项目的中介更可能是骗子，新加坡的骗子项目很少，资质公司也不是百分百可信，河北保定、衡水地区的骗子中介多，不要雅思成绩就拿澳洲新西兰工作签证的都是骗子……这些原则通常对工人和代理来说是够用的，但遇到一些冷门的出国项目，高星就会教个人代理怎么通过检查中介提供的文件能否形成链条来辨别。这些个人代理通常有别的职业，他们可能是村里的“能人”，只是因为刚好能够深入乡间帮上游的中介找到想要出国的人才愿意干这一行，由于“代理的学历水平普遍很低，很多人连雅思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时高星就建议代理直接就交给“平台”来识别。高星所说的平台，就是他直播时使用的互联网招聘平台。

最近五年，瞄准海外就业的信息集合平台接连诞生。大大小小的中介将出国项目发布在网络平台上，平台会对中介发布的项目进行审核，有问题的项目会被下架，想要出国的工人通过平台和中介沟通和交易，工人原本交给中介的钱由平台暂时管理。一旦遇到纠纷，平台就会介入来保证工人的权益。高星觉得网络平台的出现是好事，解决了“出国劳务前期最难的信任问题。就像第三方支付宝一样，钱在平台上工人会觉得出事不至于费用没了。”虽然他不敢保证现在的平台会不会发生像ofo小黄车一样的事情，拿了工人的押金就“跑路”，但在他看来，“平台化”仍将是未来这个行业的趋势。

互联网招聘平台首先是一种明显的技术类基础设施。像廉价航空的出现能够增加工人的流动能力一样，招聘平台上的信息量增加了工人的选择范围。在以往，多数工人只知道身边的中介有何种出国的业务，但在网络平台成千上万的项目中，工人可选择的中介和范围大大都增加了。据高星观察，他在直播平台接触下来，有30%-40%的年轻工人会非常熟悉各种出国业务，有时候甚至比下面的代理都清楚，工人在直播和粉丝群里问出来的问题十分专业，“像抢我饭碗的”。不过，绝大多数工人目前在平台上也更多是观望，了解信息居多，真到了签合同时，还是会选择“摸得着“的线下门店，“以前的工人可能只在县城或本市的范围内寻找，但现在只要在平台上了解到一个项目，哪怕走远一点到临省的中介，工人也愿意接受。”

其次，平台又是商业性的基础设施。它目前的盈利模式是，中介将自己的出国项目挂在平台上，平台每年收取一定的平台管理费，同时每经过平台成交一单，平台也有一定比例的提成。一名中介将互联网平台扮演的角色称为“中介的中介”。在过去中介和工人沟通时，需要个人代理，这些个人代理通常是工人的熟人，工人信任的不是最终签合同的中介，而是出问题自己能够抓住的个人代理，而另一边，当中介需要催款但不方面自己出面的时候，就可以拜托个人代理来催款。在如今平台的交易中，平台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中介和工人之间的值得信赖的中间人，当工人和中介之间有异议时，平台就会出面解决。

最后，它还是监管性的基础设施。为了让平台上的项目更加可靠，平台希望能够制定自己的“白名单”——就像政府认定过去的资质公司一样。理论上讲，每一个有资质输送劳工的企业都可以在商务部网站查到，不需要第三方来制定一个白名单，但正如上一节介绍的，由于越来越多的出国劳务项目不必经过资质公司，资质公司不再成为正规、合法的唯一标志。“工人是可以查到备案的，直接给商务局打电话就可以问到，但是但凡能了解到这个程度的工人，他们基本对备案项目看不上眼。他们已经‘被’中介把眼看花了，觉得每个月挣万八千块钱没意思，”高星分析道。由于越来越多的工人并不满足于那些能找到备案记录的传统出国渠道，平台因而就有动力开发一套有别于商务部资质名单的“白名单”来指导工人选择可靠的出国项目，以技术性的、商业性的力量监管跨国流动，甚至部分地抗衡、替代作为监管性基础设施的国家。国家是否乐意承认平台的监管功能？把其当成新的“抓手”？目前看来，国家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互联网平台能够促进工人的流动和就业，国家当然是鼓励的，但另一方面，平台和其认定的“白名单”又无法简单地被国家承认、纳入正式的商业和监管性基础设施……互联网跨境人力平台在未来如何发展，它和国家、其他中介会形成怎样的互动关系？种种疑问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雇佣制”这样的新政策、“半工半读”这样的新渠道、互联网招聘这样的新平台正在改变流动基础设施的内部关系，无论它们起到的是监管、商业、还是技术的作用。在这些基础设施之间的新互动中，有时中介的力量被弱化，有时又是国家的力量被弱化，有时在中介和国家之间，又有新的力量试图进入。项飙和Johan Lindquist将过去三十年的跨国流动只见“基础设施”本身愈加复杂，却没能实实在在帮助更多的人前往更多的国家的现象总结为“基础设施的内卷化（infrastructural involution）”。造成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基础设施之间的互动在向内加深，而没有向外扩散。近年新的内部关系和互动或许让中介兴奋，但流动的基础设施是否能走出“内卷化”的怪圈，还要看其是否能真的让工人依靠它自由地流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