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经典之作《局外人》是如何诞生的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以来，阿尔贝·加缪的小说《鼠疫》骤然热销。毫无疑问，加缪是世界上最知名的法国现代主义作家之一，这不仅因为他定义了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的经典形象，或是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人们热爱阅读加缪，更多还是源于作品本身蕴藏的巨大的爱、责任与勇气。正如著名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所言：“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鼠疫》虽是加缪的代表作，可真正为加缪第一次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作品则是1942年出版的《局外人》。《局外人》讲述了主人公默尔索在一个荒谬世界里的种种荒诞经历和体验，从参加母亲葬礼到偶然成为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尔索似乎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而孤独地存在着。正是由于这部小说，加缪才获得了“存在主义作家”的称号，受到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萨特的关注和评论，一举奠定其在法国文坛的地位。

时至今日，《局外人》早已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必读书目，被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和评论者奉为经典。不过，其中却很少有人了解加缪写作《局外人》的具体过程，以及这部不朽名著在“二战”期间艰难出版的故事。美国耶鲁大学法语教授爱丽丝·卡普兰（Alice Kaplan）无比钟情于加缪，她通过阅读加缪的手记、书信等文献资料，如侦探般揭示出《局外人》的整个创作过程，用《寻找<局外人>：加缪与一部文学经典的命运》一书还原了这部经典作品背后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素材积累

加缪1913年生于已经沦为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父亲在“一战”中阵亡后，他跟随母亲在贝尔库的平民区里长大，饱尝生活艰辛。加缪早期从事文学创作受到他的中学兼大学老师让·格勒尼埃的强烈影响，在格勒尼埃开设的美学研究课上，加缪得以接触到尼采、叔本华、伯格森、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的思想。格勒尼埃本人除了教书之外，还长年为巴黎最优秀的文学期刊撰稿，并向加缪源源不断地推荐新的文学作品。

《局外人》正式出版之前，加缪已经在阿尔及尔当地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反与正》和《婚礼集》。尽管如此，这位来自“法国海外省”阿尔及利亚的年轻人仍然籍籍无名。

在阿尔及尔大学读本科期间，加缪结识了他后来的第一任妻子西蒙娜·依艾。1934年结婚后不久，加缪就开始在笔记本上随手记下自己的想法，后人从这些保存下来的手记中，就能窥见包括《局外人》在内的诸多作品的源头和动机。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这是堪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相媲美的《局外人》的著名开篇，其实加缪早在1938年8月的手记中就已写好，后来决定把这几句话用在小说开头，一字未改。

1935年，加缪加入法国共产党阿尔及尔支部，开始从事戏剧活动，写剧本、当演员、办剧团之余，他着手创作一部名为《快乐的死》的长篇小说，灵感来自他的文学偶像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的命运》。《快乐的死》完成后，加缪把它寄给了老师格勒尼埃，却得到了老师的严厉批评，这令加缪十分沮丧，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写作。

就在加缪反复修改《快乐的死》的时候，另一部小说《局外人》的故事框架慢慢在他脑海中形成。1937年7月，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去马赛度假，随后又去了巴黎，在游玩间隙写下这样一条手记：“一个男人，在人们通常视为人生大事的地方（婚姻、社会地位等等）寻找人生，然后某天在翻阅一本时装目录的时候，突然醒悟他对于他自己的人生是怎样的一个局外人……”这正是《局外人》这部新小说的内容核心。

当《局外人》的构想慢慢浮出水面之时，加缪获得了一份新的记者工作，这段经历也对《局外人》的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1938年，新闻人帕斯卡·皮亚从巴黎来到阿尔及尔创办反法西斯、反殖民主义立场的《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由于没有经费，皮亚只能雇佣缺少专业经验的新人记者，加缪就这样被皮亚招致麾下成为一名现场特派记者。在新闻的世界里，加缪发现自己能做的不只是叙述，有时还能够影响司法判决，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

在报道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加缪见证了许多阿尔及利亚社会种族冲突，特别是大量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发生矛盾的案件，法庭上的陈述和辩论为加缪构思《局外人》的情节提供了生动的素材，促使加缪安排新小说中的主人公杀死一名阿拉伯人。

动笔写作

1939年“二战”爆发，加缪供职的《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由于纸张短缺，改版更名为《共和党人晚报》，变成了一份在只在阿尔及尔街头报摊零售的仅有两页的小报。不过到了1940年1月，当局就勒令《共和党人晚报》停办，帕斯卡·皮亚搬回巴黎工作，加缪则留在阿尔及尔另谋出路。由于被政府列入黑名单，加缪一时间找不到新的工作，于是搬到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奥兰居住。

奥兰是加缪新的伴侣芙兰辛的故乡，也是一个迷人的海港城市。相比阿尔及尔，奥兰的欧洲化程度极高，在1936年，76%的人口是欧洲裔（包括犹太人），只有14%是穆斯林。在这里，加缪靠做哲学和历史课家教维持生活，同时也依赖芙兰辛家庭的接济。每当生活或写作遇到困顿的时候，加缪就会到海边去，对大海敞开心扉，《局外人》亦逐渐成形。

如前所述，加缪在小说开头原封不动地使用了自己两年前在手记里写下的那几句话，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他借用詹姆斯·M·凯恩在《邮差总按两遍铃》里的叙事方法，在小说开始部分成功地将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混杂在一起，营造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神秘氛围。很快，《局外人》的第一章完成，加缪终于找到了属于他的写作节奏。

随后，老同事帕斯卡·皮亚介绍加缪去他所在的《巴黎晚报》工作，并把加缪安排在蒙马特高地的一间宾馆里，这间宾馆对面就是著名的现代艺术圣地“洗濯船”，毕加索等一批艺术家都曾在此地生活和创作。不过加缪并没有迅速融入巴黎这座“世界之都”，反而加深了“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受，他在手记里写道：

“怎么会突然醒来——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还有那些一下子变得不相干的城市噪音？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不相干，一切，没有任何存在是属于我的，没有一个可以让这个伤口愈合的地方。我在这里做什么，那些举动、那些笑容的用意何在？我并不在这里——也不在别处。而这个世界不过是一片陌生的风景，我的心在里面再也找不到支点。局外人，谁能够明白这个词的含义。”

《局外人》的第二章在巴黎推进顺利，加缪还让芙兰辛把他《快乐的死》的手稿从奥兰寄到巴黎，并在新小说里使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1940年4月，帕斯卡·皮亚带加缪参加了安德烈·马尔罗为自己刚刚完成的电影而举办的私人放映会，加缪终于有机会正式结识自己的文学偶像。事实证明，马尔罗日后对《局外人》的修改意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艰难出版

1940年的五一劳动节，《局外人》完稿，加缪时年26岁，继续为《巴黎晚报》工作。几天以后，纳粹德国就开始进攻法国，加缪不得不带着《局外人》的手稿辗转于多个城市，最终落脚于《巴黎晚报》在德军占领期间的分社所在地里昂。但到了年底，加缪即被解聘，他于是再次回到第二任妻子芙兰辛的故乡奥兰。

在奥兰，加缪将《局外人》的手稿复写本分别寄给了两位最信任的朋友——老师格勒尼埃和前同事帕斯卡·皮亚，结果两人的反应截然不同。格勒尼埃比加缪年长15岁，之前就批评过加缪《快乐的死》那部小说，这次针对《局外人》的评论同样令加缪倍感失望。格勒尼埃指出，《局外人》是一部成功的小说，但却没有摆脱卡夫卡的影响，是在步伟大作家后尘。格勒尼埃还向加缪暗示，老师才是关于“冷漠”这个主题的专家，学生应该再次阅读老师的作品。

相比之下，帕斯卡·皮亚的回信则让加缪欣慰鼓舞：“非常坦率地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过如此高质量的东西了。我非常确信，《局外人》早晚会找到它的位置，那就是——最顶尖的。”如今看来，皮亚的判断无疑才是正确的。皮亚还帮忙牵线搭桥，将《局外人》的手稿交给安德烈·马尔罗。马尔罗读完之后，非常细心地为小说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比如改变句子结构、在海滩谋杀时强调强烈的阳光和阿拉伯人的刀子等等，这些意见很多都被加缪采纳，从而为《局外人》的成功添加砝码。

1941年11月8日，马尔罗给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的创始人加斯东·伽利玛写信推荐加缪的作品：“您读过加缪的手稿了吗？要当心：以我之见，这将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伽利玛很快便答应出版这部小说。作为曾经出版过普鲁斯特、马尔罗和纪德作品的出版社，伽利玛无疑给了加缪这位新人足够的面子。

不过因为战时供应纸张匮乏，《局外人》的印刷一度遭遇停顿，加缪甚至接受请求准备从阿尔及利亚运输纸张和造纸原料到巴黎，伽利玛和马尔罗对此十分感激。伽利玛表示，如果加缪在奥兰的生活存在困难，出版社将会考虑给予加缪一定的资助。

除了纸张的问题之外，《局外人》还要经历一道被纳粹审查的步骤。彼时，法国已经被纳粹占领，《局外人》的最终出版还需要得到德国人的批准。幸运的是，德国宣传部书籍审查处头领格哈德·黑勒收到《局外人》的稿子后，连夜读完并签署了同意书，书稿因为“缺乏社会性”“与政治无关”而逃过了删节的命令。后来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西西弗神话》时就被勒令删去关于卡夫卡的那一章，理由是卡夫卡为犹太人。

铸就经典

1942年8月到1943年10月，加缪因肺结核病发作重返法国，住在芙兰辛姑母经营的一家公寓里，每周到东南部城市圣艾蒂安接受“注气法”（把一种特殊气体吹入被感染的肺）治疗。养病期间，加缪依然在坚持写作，《鼠疫》就是此时开始写作，断断续续直到1947年才完成。

《局外人》正式出版以后，赞美与批评纷至沓来。在《局外人》的传播史上，萨特对这部小说的评论是最重要的一环。萨特的《<局外人>解说》1943年2月发表于马赛的一份文学期刊《南方手册》，他如此说道 ：“《局外人》是一部经典著作，一部有序的作品，是关于荒诞和抵抗荒诞的作品。”由于萨特当时在法国知识界的地位，因此他的文章足以“将作品强行拉进了法国知识界”。

就在《局外人》广受关注的同时，加缪也逐渐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精神的代言人。继《巴黎晚报》之后，帕斯卡·皮亚又把加缪介绍到一份地下报纸《战斗报》工作，加缪用社论激励着前赴后继的祖国人民从事抵抗运动，至此，加缪已经完全从一个文坛新人成长为文学明星。

如今英语世界的《局外人》书名，通行有两种版本，英国翻译为“The Outsider”，美国翻译为“The Stranger”，文本内容相同，只是书名、排版和封面不同。这两种版本在英语世界一直并行，而且两个国家的读者也都习惯了各自的译名。这又是何原因？

《局外人》的美国版出版人是布兰奇·克诺夫。由于萨特在哈佛大学举办讲座时盛赞了加缪的新小说《鼠疫》，克诺夫决定购买《鼠疫》的版权，同时又连带购买了《局外人》的版权。另一方面，《局外人》英国版的出版人是杰米·汉密尔顿，他接受文学杂志《地平线》的编辑推荐而决定出版加缪这部小说。克诺夫和汉密尔顿一起找到詹姆斯·乔伊斯的朋友斯图尔特·吉尔伯特负责翻译，共同承担了英文的翻译费用。

1945年9月，吉尔伯特译完了英文版的《局外人》，随后将书稿分别寄给两位出版人，此时的书名为“The Stranger”。克诺夫为了这本书能赶在加缪纽约之行时问世，很快就将译稿排印出版。不料1946年1月10日，汉密尔顿向克诺夫寄去了修改后的校样，并告知对方英国版决定把书名改为“The Outsider”，原因是觉得“Outsider”比“Stranger”更引人瞩目，另外则是为了避免与最近出版的一部俄罗斯同名小说混淆。当然，此时纽约方面已经来不及将书名从“Stranger”改为“Outsider”了。就这样，纯粹出于时间安排和市场宣传考虑，英语世界的两个孪生的《局外人》版本一直发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