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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魔声学创始人谢冠宏:我的富士康10年

2020-07-10 15:5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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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真的是血汗工厂吗?富士康真的只能做代工吗?

曾在富士康工作10年的谢冠宏并不这么认为,“我在富士康看到的完全不是这样的。”

万魔声学创始人兼董事长谢冠宏,曾是郭台铭身边最年轻的事业群级总经理,在富士康主导过 Apple iPod、Amazon Kindle 等名品的设计生产,是的,他就是江湖传闻的那个为富士康抢到苹果订单的人。

谢冠宏2013年创立中国音频界民族品牌万魔声学(1MORE),万魔是国内唯一一家在全球消费市场具备影响力的TWS耳机品牌厂商,多次获选中国十大耳机品牌第一名,市场封其为“苹果无线耳机杀手”,也是既大疆无人机后,第二个从海外红回来的中国制造。

借着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的谈话,谢冠宏首度讲述了他的富士康10年,回忆了他亲历的深圳龙华工业园激荡着大时代风云的一幕幕——

富士康凭什么拿下苹果订单?

乔布斯靠谁真正改变了苹果未来?

研发Kindle为什么是一群疯子才能做的事?

液晶之父夏普怎么被富士康收购了?

曾经非常专注的贾跃亭为什么失败?

他们的命运都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写下注脚。

相比富士康大院里演绎的这部浩浩荡荡的世界工业变迁史,谢冠宏更感念这幅时代画卷的缔造者、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

“这10年,郭董对我非常宽容,没有富士康的经历,我不可能敢出来创业。”

谢先生的10年富士康故事,从富士康大门口的一幅对联开始。

谢冠宏 / 口述

胸怀千万里,心思细如丝。

17年前,我进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看到大门口贴着一副对联写着这10个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10个字,如血液般融进了我的富士康10年,也融进了我此后的创业人生。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我很幸运和深圳一起走过其中近二分之一的时光,我来深圳工作创业17年了,最初是因为富士康才来深圳工作的,2002年年底我进富士康,一直到2012年年底离开富士康自行创业,在深圳龙华那个超级工业园里,我度过我的富士康10年。

在这10年里,我看到DELL、IBM、苹果、亚马逊、Moto、LG等等这些工业巨头物换星移,此消彼长;在这10年里,我除了做显示器,更主导了苹果ipod、亚马逊Kindle等等当时不被祝福此后风靡世界的电子产品的设计生产;在这10年里,我练就了执行力,眼光,以及吃苦耐劳。

江湖流传,少林寺有一种特别阵法,为防止弟子下山被人击败,辱及少林声名而设十八铜人阵,我在富士康10年基本功的历练,也让我过了创业前的十八铜人阵。

如果没有这段富士康的经历,没有郭台铭郭董的挑战和教导,我不可能敢出来创业,就算创业也做不出很大的格局。

前富士康时光

我为什么2002年年底进富士康工作?

因为那段时间我在台湾做显示器,刚好富士康跟深圳市政府成立了群创光电,群创光电是2003年1月4日成立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做显示器的公司,所以郭董需要招人,把光电产业做起来,我因为显示器专长,就被招来作为新创立的群创显示器的中层干部。

在进富士康之前,我在台湾曾是美格科技MAG的联合创办人,这个公司在显示器圈子也做到了TOP,美格后来也在台湾上市了,我主要负责技术这部分,再后来我离开美格,二度创业不太顺利。

那时我自己做了一个类似江南春分众传媒那样的广告显示屏,但那是20年前,我做的东西太先进,广告看板虚拟现实,可以跟画面对话互动,可以空中点选互动,可以像今天AR这样虚拟实景体验,听起来很牛,太先进了!

但那个时候事情做得太超前,没人买单,太超前的东西,永远死在沙滩上。

我后来见过江南春,他是我很敬佩的企业家,和他见面已经很多年很多年后,他还是一个看板插一个记忆卡,放广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粗暴,就这么成功。

从那一次创业不成功,我才意识到,产品定义和时机配套很重要,资本运作也很重要,你有好创意,资本运作不好也没有用。

那次创业也让我意识到中国大陆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我应该到这个最大的市场来找机会。

所以我进富士康,是因为之前有段时间,我创立智能看板不成功,就认命,希望回到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来学习。

没想到,这一学习就是10年。

在富士康天马行步的日子

富士康十年,我真的学习到很多,在这里练就的基本功,对我后来的创业帮助很大。

比如前面说的富士康大门口那两排对联,胸怀千万里,心思细如丝,这几句话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富士康是一个很特殊的团体,大家看什么好像都用望远镜,要能够看得很远,看到整个产业的动态趋势,看到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执行的时候,心思细如丝,就是魔鬼在细节中,一分一毫都不能放过,每一个该测试的东西都要测试,每一点每一个风险都有防止。

富士康厂房上的标语“胸怀千万里,心思细如丝”

其实在富士康这个很精密的代工业、很强调纪律的集团里,我是一个比较创新比较破格做事的人,当初郭董招我是做显示器,但事实上我在富士康做了更多非主流的事业——比如ipod、Kindle、电子相框、数字电视等等。

我在富士康,除了显示器这个部分是按照集团的方向以外,其他都是根据我自己的想法画一条线来规划。

显示器做起来后,对不起,不再做显示器,交给别人,然后我开始做电子音乐,从音乐播放器开始,做电子书,做电子相框,做数字电视,blablabla……画一条线。

这10年,郭董对我非常的宽容,要是别人总是搞跟集团战略不一样的东西,早就被fire几次了。

郭董是直性子,经常骂人,但骂归骂,挑战归挑战,还是支持我一直做下去。

我进富士康没多久就从郭台铭的特助成为事业群总经理,我们鸿海富士康分10个事业群,我当时在富士康的事业群有一个很特殊的名字——天马行步。

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叫天马行步?

因为最早我那个显示器部门做起来,交出去后,我画了条线,将来要做互联网连接数字内容的产品。

现在看起来,对啊,今天这些都实现了。

但当时,17年前,市场上还是HP,DELL,IBM这些大公司独大,苹果还是小公司,然后我画一条线要做这个做那个,郭董忍不住骂我一句,天马行空,想太多了,想太远了。

后来这几个东西,运气很好,iPod 这条线很成功,富士康的几个有名的部门是从我开始创立的,其中一个是iPod部门,从iPod mini开始做到iPod nano ,iPod Touch,这部门后来又做了iPad、iPhone。

最早苹果的生意不是和富士康合作,是我把苹果这个客户跑下来,当然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富士康整个大平台的影响力,我从iPod开始做 ,还做了iPod的EarPods,第三代第四代iPod的耳机也是我们做的。

亚马逊Kindle电子书这部分,我们也是从零开始做,也算成功,后面数位相框,数字电视慢慢都做出来了。

所以郭董就给我改变这个称号,叫天马行步,就是代表我有眼光有远见,同时有细节的执行力,所以叫天马行步。

后来我的一生,都是把这四个字作为他对我的期许,当做我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目标。

天马行步,有远见,有执行力。

苹果为什么转单给富士康

中国有句古话,严师出高徒,我不敢讲我是高徒,但郭董一定是严师。

当初我要去做iPod 的时候,他就问我,iPod有量吗?这东西行吗?

那还是17年前,2003年,那时的iPod很大,量不大。

iPod一代

2001年10月iPod一代上市

我去美国好不容易接到iPod订单,觉得蛮光荣的,心想应该会受到很多奖励,结果当天下午开会,郭董迎面抛过来一堆问题,一堆挑战——跟客户的关系掌握了吗?量多大?IC(集成电路)在哪边投片?一个月投多少?要证明关系真的好,真的有量。

那个下午就这样被骂骂骂,我不得不当时就打电话到美国客户那里,那时是美国的半夜,我临时把客户叫醒,问他一堆问题,IC在哪边投片?一个月投多少?等等等等。

类似这样的教导场景还有很多,你跟客户的关系到底扎实到什么程度?量到底多少?这是他经常敲打的问题。

等这些落实了,他会说,接到单子,没什么好高兴的,做不好就把集团的形象搞砸了。

再接着,他又抛过来一个新的任务——你们回去准备列Q100,就是100问,列100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和风险,如何去防止这些问题和风险,预先防止,做好预案。

所以那天,我以为我接了苹果的大单回来,郭董应该是请我吃牛排喝红酒,结果这些都没有,得到的奖赏是,晚上不要睡觉,回去做100问,第二天一大早再报告,如何防止可能的风险。

苹果的订单为什么给了富士康?这里面也有很多故事。

那个时候还是HP、DELL、IBM几家独大,不管是2001年出来的iPod还是2007年问世的Kindle,都是不被祝福的产品。

我就是觉得数字产品有前途,那时候做苹果iPod,我们部门只有两三个人,把原来显示器不要的人带出来,装了一个自己觉得很棒的iPod,从芯片厂自己做一个小样品。

然后我就很不要脸地把这个样品带到美国,去找苹果iPod部门负责人托尼·法德尔(Tony Fadell),我和他说,音乐播放器应该是这样,我做得比你的好。

托尼·法德尔

他一开始肯定是拒绝的,因为iPod原来的订单已经合作了一个公司,台湾的英业达,从第一代的iPod就开始合作,所以没有完全的把握,他是不会转单的。

没有机会就制造机会,为了偶遇托尼·法德尔,我开始每天中午去苹果员工餐厅,买一份午餐坐在那里吃,和每个人say hi 打招呼,吃完继续去公司大堂蹲点,和看到的每个人say hi,终于见到托尼·法德尔,要求他给我15分钟,让我展示一下我们做的音乐播放器。

他只好说,好吧好吧,15分钟,看你们这么有诚意。

结果相谈甚欢,15分钟变成两个小时,最后他对我们的评语是,很有热情,也蛮专业,但是,订单还是不一定给你们,试试看。

最后他给我一个考试,这是什么考试呢?他扔了一台旧的iPod给我,什么资料都没有,自己去画线路图分析,自己去演练测试,自己去排生产线。

在富士康,这个经验对我很重要,总结两个字就是决心。

我有时候去北大光华上分享课都会说,很多痛苦最后都变成美好的经验。

第一,就是要有决心,不要脸地去展示自己的热情和专业。

第二,当时没有做过这个产品,所以我体会到没有经验,有时候也是一个优势,没有经验,你都不知道天花板在哪里,不知道哪些是不能做的,没有束缚,有时候老师傅江湖走久了,胆子小,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没经验,不知道天花板,胆子比谁都大。

第三,没有经验,又要做大事,很谦虚,赶快去找半导体专家,赶快去找业界专家,赶快去请教这个请教那个,到处去问到处去学,快速吸收,到处请教,到处找厉害的人,就不容易失败。

最后一点,因为没经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没有经验,很怕出问题,就像郭董要我列的Q100一样,因为没经验,所以要列很完整很周全的测试计划,每一件事都小心翼翼。

所以我总结,没有经验也是优势,因为没有经验,总是小心翼翼,因为没有经验,到处请教高手,因为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天花板在哪。

我对iPod的设计迭代几十次后,提出大幅减少元器件体积,我为此写了10张纸的设计改善建议,和托尼·法德尔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写了10页建议交上去。

身边每个人都说,你看苹果这样专业臭屁的公司,不能乱批评啊,完蛋了,你这个建议交上去,这个单子没了。

结果恰恰相反,这个10页建议和产线规划、测试计划一起交上去后,托尼·法德尔看了很满意,给我A+

iPod二代

iPod二代

iPod三代

iPod四代

托尼·法德尔还是很有心胸的,我很感谢他,一般人看了这样的建议,可能真的会翻脸,很多客户都是希望你说yes sir,拼命做就好了,少废话。

就这样,从iPod 开始,苹果和富士康开始合作,后面iPad 、iPhone水到渠成,富士康成了苹果全球最大的代工厂。

从当初不被祝福的产品,到风靡全球的电子消费品,我有幸参与这个历史进程。

iPod mini第一代(2004年)

iPod Nono第一代(2005年)

iPod Touch第一代(2007年)

心胸的故事

事实上,iPod不仅开启了富士康和苹果的合作,也撬动了整个苹果王国。

苹果整个生产线其实就是从iPod 开始的,因为有iPod,才有 iPod touch ,才有iPhone ,iPad,原来苹果不是对外开放的系统,iTunes APP Store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把苹果带入全新和开放架构。

乔布斯最早做苹果并不成功,他出去自己创立NEXT公司也不成功,1997年,乔布斯重返苹果,iPod是第一个燃点,iPod 2001年上市,最初几乎无人问津,两年后就为苹果贡献了50%的营收,后来相继延伸出 iPod touch 、iPad、iPhone ,苹果才迸发出改变世界的力量。

这个真正改变乔布斯命运,改变苹果命运的人,就是 ipod之父托尼·法德尔。

《时代》2005年刊登的一张苹果团队图片,左一是托尼·法德尔,右二是史蒂夫·乔布斯

托尼·法德尔其实并不是苹果的人,他原来是飞利浦公司的,托尼·法德尔在上世纪90年代首次设想了一款基于硬盘的数字音乐播放器,他根据设想做了一个播放器,一个盒子,拿给飞利浦的老板说,未来的音乐是从互联网下载的,在这边储存就可以直接播放,不用收音机,不用录音带,什么都不用。

结果他得到的答复是,你神经病吧,脑子坏掉了,他被解雇了,他就没工作了。

然后他跑去找苹果乔布斯,和乔布斯说,未来音乐播放器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个时候乔布斯就对索尼的walkman挺有兴趣的,买给他女儿,他也意识到数字音乐是未来,就对托尼·法德尔说,看起来靠谱,但太丑了,重新做。

这句重新做,让法德尔在2001年进入苹果iPod部门,成为iPod硬件研发团队的第一人,也是这句重新做,此后让苹果的命运重新书写。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外来的因素很重要,外来基因的一点点变异,会让整个集团基因变异,最后引发翻天覆地的生态变化。

所以,接纳托尼·法德尔研制iPod,改变苹果命运,是乔布斯的心胸。

把ipod生产订单转交给富士康,进入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全球最大市场,是托尼·法德尔的心胸。

让我去谈判iPod订单,研发进一步优化iPod,继而富士康再拿下iPad、iPhone等订单,成为苹果全球最大的代工厂,是郭台铭郭董的心胸。

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回忆起我第一次走进富士康大门看到贴在大门口的那十个字——胸怀千万里,心思细如丝。

摔不碎的Kindle和外面的富士康

相比iPod,我做Kindle的过程更疯狂。

因为那时候苹果在富士康已经做得比较大了,苹果叫我去做那个iPad平板电脑,第一次谈判也是我去跟苹果谈的,后来我觉得那个东西对小孩眼睛不是那么好,刚好这个时候Kindle出现了。

全球最大的网上书店为什么要做本电子书把自己干掉?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奇怪。

为这个事情我又被严师郭董大骂了一顿,他说,现在苹果越做越大,你不做苹果,跑去做Kindle干嘛,他很不理解。

这个时候苹果也找富士康告状,我做得好好的,突然不做了,让他们很不高兴,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他们,原来他们去富士康总部投诉我,郭董也很不高兴。

郭董以前投资过电子纸,很容易碎,而且当时的电子纸速度很慢,他觉得这东西风险很大,他和我说,你就把苹果好好做好算了,非常不赞成我做Kindle。

第一款Kindle是2007年上市的,在当时的电子产品里要做到3G上WIFI,一个月充电一次,可以一直用,在沙滩在海边都可以看,阳光下也可以看,网上还有几百万本书可供下载,电子书怎么做到摔不碎,金刚不坏,从当时的科技来讲,实现起来很困难。

Kindle一代

我做Kindle整整做了两年,在富士康如果做一个事业,两年没有什么收入,基本上就是犯罪,但是我当时也有做一些别的产业,所以公司对我还是很宽容。

后来我做了一个Kindle样品,书的内容自己扫描,按键以及LCD铝镁边框这些当时最新的技术都无疯不成魔地用到新产品上,然后拿去给郭董看,和他说我还是想做这个生意。

你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吗?

我记得那时他在二楼的那个VIP接待室见我,他说,我叫你不要做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做不出来的,一定出大问题的,你不相信我,你那么坚持,我们来做一个约定,你这个样品给我,随便一扔就坏掉,如果摔了坏掉,你从此闭嘴回去好好做苹果,少废话,不要烦我,如果摔了不坏,我让你继续做。

好吧,你摔吧。

一个样品,地上是瓷砖,你知道他怎么摔了,他是丢到天花板再掉下来,啪一声,我当时心都碎了。

然后他拿起来,弄一弄翻一翻,发现真的没坏。

他还是很讲信用的,说既然摔了不会坏,算你狗屎运,但我有个条件,因为你这样得罪了苹果,你就搬到工厂外面去做。

那时我就搬到富士康东门外一个小园区,所以大家叫我外面的富士康,Kindle就是在“外面的富士康”研发设计出来的,你看郭董对我还是很宽容。

我就这样一路,从Kindle第一代到Kindle第五代,在“外面的富士康”呆了四五年。

Kindle五代

不一样的贾跃亭

我在富士康做显示器,也做了一件疯子才做的事。

16年前,中国大陆的显示屏是没人敢买的,都是国外的显示屏,台湾显示屏,我们做的显示屏卖不出去。

既然卖不出去,我决定做成显示器卖给夏普。

日本的夏普最早推进电视机进入液晶时代,直到现在在显示屏里还是全世界最牛的公司。

我真的接受挑战,去找夏普,然后把我们生产的显示屏做成显示器,克服了夏普的标准,甚至超过他的标准。

日本人的细心和耐力,对产品要求的完美和精细是难以想象的,你拿10个样机给他,他能每个都挑出50个毛病来,找你开会,能从早上八点钟一直讲到晚上十二点。

后来夏普真的接受了我们做的显示器,夏普接受了,戴尔,hp,IBM也都接受了,这次经历也让我总结一点——做事,要从最艰难的部分做起,这样克服困难才有意义。

中国大陆的显示屏别人都不要,你还拿去卖给夏普,这是很难的事情,一旦克服了,后面一路都顺畅。

所以我从夏普的显示器做到夏普的空气净化器,夏普的LED灯,BLABLABLA,一直做,一路顺畅。

再后来,郭董和我带团一起去日本谈判收购夏普,所以现在日本的夏普是属于富士康的。 

除了显示器,电子相框也是蛮成功的,当初柯达、LG,飞利浦,这些品牌的电子相框都是我做的,第一年就变成世界第一。

一开始格局对,执行力对,其实很多事情做起来很快。

我的富士康生涯里,唯一比较遗憾就是第一代的乐视,第一代的乐视其实也是我做的,就是超级电视。

当时的贾跃亭先生是非常谦虚,非常专注,如果他一直专注,其实会非常成功的。

我们第一次超级电视60寸电视机出来,就非常成功,因为以前国内用的都是比较小屏幕的电视,如果贾跃亭先生当时一直很专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么今天乐视和美国Netflix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公司。

为什么六七年来我只做耳机,其他事情都不做,这中间也有很多有吸引力的领域和方向,我们都没有做,就是集中做耳机,集中在声学领域。

专注,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尤为重要。

富士康真的不是血汗工厂

这些年,很多人可能对富士康理解不够。

一提到富士康大家就认为那是一个大工厂,好像一个劳工营,我们在里面与世隔绝,但事实上,我在富士康10年看到的完全不是这样的。

首先,富士康真的不是外界传的血汗工厂。

富士康对所有员工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给员工的待遇都没有克扣过,员工宿舍都是大楼,有热水,有洗手间,大楼里面的设施比我们几个高管都要好,工厂的环境也很注重人体工学和办公自动化。

国际客户给富士康的评价是很高的,如果是血汗工厂,这些客户不会把订单交给富士康。

苹果CEO库克和富士康女工

其次,富士康完全不是大家想象中只会做代工,事实上,我看到的富士康,是一个科技的富士康,一个站在工业经济最前沿的富士康。

我在富士康的10年,这个大平台资源很丰富,精密模具,自动化,各式工业工程,里面的科技含量很高,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技术,要接全世界科技产品的订单,接不到,也根本赚不到钱,富士康的科技含量比我们想象得高很多很多。

我们在这样一个大工厂,每天接触的都是全世界最强的IT巨头,你只有拿得出比他们还要强的技术,才有可能和他们合作。

你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地方,10年里,我们看到戴尔、IBM,苹果、亚马逊,Moto等等这些工业巨头,是怎么样站在时代浪尖不断推出新品,怎样渐渐没落被市场淘汰,我们又是怎样和这些世界巨头工业领袖互动合作,在红海中求生,在蓝海中博弈。

所以我们在富士康绝对不是闷在工厂,如果只是闷在工厂,我不可能呆十年。

我们和这些工业巨头的互动,和创办人郭董和同事互相的挑战和学习,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对我以后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没有富士康这样的大平台,没有郭董这么多年的挑战和教导,没有这些大客户的带领和学习,我不可能出来创业。

富士康确实纪律很强,工作强度很大,有的人可能受不了,但在我看来,很多事情习惯就好。

那时在富士康的作息,我们叫7-11,吃喝拉撒睡都在工厂,从早七点到晚十一点,随时开会,随时战斗,基本上星期六没休息,十年总共只休了两次假期。

这样的工作强度,我习惯了,觉得很充实,也觉得是挺好的磨练,这十年来,我并没有觉得很辛苦。

有几个伙伴和我一起从富士康出来创业,我们沟通起来就很顺畅,就是有默契,我们都是一起吃苦过来的。

大家都一样的基础,你也没有特别天才,如果不是比别人更艰苦,更去克服万难,怎么可能成功。

就是任正非讲的,艰苦奋斗,是一个人成功最基本的要求。

 

意外离开

我在富士康10年只请了两次假,第二次请假是最后一次请假,这次请假直接导致我离开。

2012年10月,我因为需要到女儿学校处理事情,缺席了富士康的例行会议,我在飞机上接到郭董的电话要我回去开会,我人已经在飞机上,他说不能回来开会你就不要回来了,我当时面子过不去,就没有再回去。

所以,这是一次擦枪走火的意外,我就这样阴差阳错从富士康离了职。

事实上,郭董后来还是找我回公司开会,虽然我已经离职,但还是回富士康参加了Google和GoPro的会议。

富士康是纪律非常严明的公司,集团就是很强调纪律,对于这次意外,我一定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老板也鼓励我创业,我绝对没什么可埋怨的。

去年我还回了老东家看了看,和郭董很久没见面了,见面眼眶都红了。

现在郭董还是住在深圳龙华厂区,他很客气地叫了几个事业群的老大到我们原来住的他办公室对面,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就在董事长办公室对面,叫一声三分钟就到,我们就一起到原来住了10年的“对面”,请吃了一点东西,一起叙叙旧。

说实话,如果离开富士康在外面打拼,一点点名堂都没做出来,是不好意思回去的,现在稍微在耳机界有了一点知名度,回去看看老东家,看看老朋友,对我而言是很高兴的事。

现在郭董已经把公司业务交接给刘扬伟,也是我们当年的兄弟,我们经常保持联系,一直是很好的兄弟和伙伴。

如果没有富士康10年基本功的训练,没有那次意外的离开,我还是惯性在龙华那个庞大的工业园里转圈圈,那么,就没有今天大家看到的1MORE耳机,中国工业史很多事情也要改写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人生的机遇。

纽约时代广场的1MORE耳机

天命之年的创业

天命之年还出来创业,风险很大也很艰苦。

那时我离开富士康,也不好意思投入竞争行业,我们对于这种职业伦理是很重视的,所以所有竞争者的邀约都拒绝,也不好意思去以前我的客户那边,不好意思做在老东家做的事业,这些机会我都放弃了。

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所以选择自行创业。

出来创业,我静下心来想,下定决心专注音频产业,下定决心做年轻人不用卖肾就能买得起的产品,下定决心不做代工做一个国际品牌,我做的出来吗?我做得到吗?我行吗?

以前我走进富士康的车间,看着工人埋头在装配苹果,我很心疼,苹果是他们生产出来的,但他们却买不起苹果。

至少今天,这个遗憾得到了弥补。

不是苹果降价了,是我的耳机实现了这一点。

没有富士康的10年沉淀,就没有今天的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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