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评《难民》︱另一群人的美国故事

在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美围绕族裔的社会动荡之际，加州奥克兰兰利学院（Laney College）的一桩社会新闻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近期，该校的一名数学系教授要求一名越南裔学生改名，理由是这名学生“原来名字的英语发音不雅”。这名叫Phuc Bui Diem Nguyen的美籍越南裔女生随即向校方投诉，而那位教授也被“停职”并表达了歉意。兰利学院公开表示：“校方不会容忍任何种族主义、歧视和压迫。”相较于赤裸裸的暴力对待，美国亚裔群体往往承受着类似的“异样眼光”。当亚裔小心翼翼地扮演美国主流社会心目中“模范移民”的角色时，一切似乎都还好，“恰到好处”的异国风情似乎还颇受欢迎。然而，若一旦流露出带有故土痕迹的“异样”特征，那就很容易遭受或硬或软的歧视，有可能是你故土的乡音，当然也可能是你的名字。

想起美籍越南裔作家阮清越在短篇小说集《难民》开篇的第一个故事《黑眸女人》中，将主角身份设定为一个靠着当“代笔人”谋生的越南难民后代，尽管可以如“母语般”用英语替人写“传记”，但自己的名字却不能出现在任何一本书上。这个小说中的虚构情节仿佛是最近兰利学院这则新闻的一种文学隐喻。另一位越南裔作家阮碧铭（Bich Minh Nguyen）在回忆自己童年时也有过类似感悟：“我从小就知道，想在这个国家立足并获得成功，那就必须完全掌握英语。”以至于她从小被奥斯丁、狄更斯与福克纳的作品包围。而越南裔的美籍文艺评论家敏哈（Trinh T. Minhha）曾非常尖锐地指出：在如今的美国，亚裔作家似乎被鼓励表达差异性，而这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们并不想听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来发表对第一世界的看法，而是来听那些不同于我们生活的经验”。换言之，这依旧是一种对异国风情的猎奇，尽管经过了“政治正确”抑或“多元文化”的包装。如果想要叙述美国故事，移民作家们的写作反而未必是受欢迎的。

相较于《同情者》，阮清越在《难民》中所写的故事便将视角留在了美国，着力于讲述如他自己这样的“难民”的美国故事。比阮清越正好大十岁的越南裔作家蓝高（Lan Cao）在她的成名作《猴子桥》（Monkey Bridge）中也选取过类似的角度，希望凸显这批难民及其后代在美国本土所遭遇的各种困境，其中有跨文化、代际的冲突，但更多还是一种深植心中的身份焦虑与不安。阮清越、蓝高、阮碧铭都属于所谓“一点五代”越南裔美国人。阮清越自我评价是“生于越南，美国制造”（Born in Vietnam but made in America）。换句话说，他们大多出生在越南，童年时代开始了流亡生涯并在美国接受了主要的教育。这批人既没有初代移民那种背井离乡的决绝感，又无法像之后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出生在美国的移民那样，卸下故土的历史包袱。正如阮清越在《黑眸女人》中所描写的“鬼故事”那样，关于越南的记忆在诉说、倾听之间，终将伴随他们的一生。用阮清越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世界，一半留在越南，另一半离开了越南。”在抵达美国后，又像他笔下人物所烦闷的那样：“我们不属于这里，没人保护我们。”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政府有计划地将越南难民分散到全美各地，避免出现一个较大的越南裔聚集区，希望借此让他们更快地“美国化”。像阮碧铭一家就被安置在密歇根的一座小城，“几乎清一色都是白人”。经过数十年，当前美国的越南裔族群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早在2010年时，全美越南裔人口就已突破一百七十万人，这也使越南语成为美国境内的第七大语言。而包括越南裔在内的亚裔美国人在全美人口比例也接近百分之七。从统计上来看，亚裔在美国教育体系中的优异表现有目共睹，而亚裔整体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包括白人在内的其他族群。阮清越也同样津津乐道于他哥哥在美国的求学经历，并坦承书中难民取得成功的原型便是来自他：“来到美国后，不到七年，他便进入哈佛大学。”而阮清越作为毕业于加州伯克利的高级知识分子、屡获殊荣的知名作家，当然也是“美国梦”的典型代表。在美国围绕种族问题的论争中，不少白人常将亚裔社群的“成功”挂在嘴上，并以此来反证“非裔”或“拉美裔”社群的落后完全是自身原因所造成的，而不是制度性歧视或偏见的结果。似乎他们只要停止抱怨，辛勤努力，也就能和亚裔一样“成功”。

《亚裔美国人成功的悖论》（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一书的作者珍妮弗·李、周敏就指出亚裔美国人的“成功”或者“模范移民”形象并不意味着没有歧视，而恰恰是证明了歧视的存在。亚裔在数理化、自然科学、医学或者IT领域的成就，很大程度源于这些领域都有非常清晰、客观的衡量标准，亚裔倾向于在这些领域发展正是为了规避可能遭受的歧视。在公共事务尤其是政治领域，“竹子天花板”无处不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亚裔政府部长诺曼·峰田在1971年成功当选圣何塞市长的第二天，自家车库的门上就被人喷上了“我们不需要‘小日本’”的标语。曾参与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的杨安泽，也常沦为被嘲笑的对象。

Jennifer Lee / Min Zhou: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5

在相当多美国白人眼中，包含华裔、日裔、韩裔、越南裔等族群的亚裔似乎都可以统一贴上一个“身份标签”，甚至成为彼此替代的牺牲品。阮清越在自己作品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亚裔身份的模糊感及其背后的社会意涵。在《移植》的故事中，就描绘那种典型的美国白人对亚裔各族群的认知，“所有亚洲人看似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他笔下某位白人主角则根本“没花心思推测夫妇俩是韩国人，甚或是日本人。要辨识亚洲人来自哪国，这样的问题让他头疼。他干脆将亚洲人一律划归一个国家”。这就像越南人又或是任何亚裔的名字，让人无法顺利念出一样令人懊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车大量倾销美国，导致大量美国车企裁员降薪。1982年6月，一位二十七岁的华裔青年陈果仁在底特律被一对在美国车企上班的白人父子用棒球棒殴死，只因为他们把陈果仁误认为是日本人。事后，这对凶手不仅未被处以重罪，反而得到了缓刑。此判决激起底特律当地亚裔社区的极大愤慨，华裔、日裔、韩裔以及越南裔团结成立相关组织进行抗争，要求推翻原判。围绕此案件的斗争持续了数年且结果多次反复。最终，1987年7月，辛辛那提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认定这对白人父子无罪，否认对陈果仁的袭击有种族仇恨动机。两年后，又有一位年仅二十三岁，名叫Jim （Ming Hai） Loo的华裔美国人在北卡罗来纳州被两位白人枪杀。凶手动机竟然只是误将他当作是越南人，所以要其为“在越战中死去的美军偿命”。

这种对亚裔的认知如此顽固，即便是非裔也往往保持这种“面对他者”的极端态度。6月24日，阮清越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对斯派克·李最新电影《誓血五人组》（Da 5 Bloods）的影评。在他看来，这部以非裔士兵为主角的越战怀旧电影与过往好莱坞主流的越战电影叙述大同小异，只是把主角从白人换成了黑人，而片中的越南人无一例外还是以导游、被拯救者、妓女、乞丐或狰狞的敌人形象出现，都是一群个人面目模糊的“他者”符号。当《誓血五人组》尝试从非裔士兵角度来审视越战中的种族主义时，却并未意识到“这场战争的种族主义是双向的，既针对美国黑人，也同样针对越南人”。

这种无意识的忽视与偏见，或许就像阮清越小说中所写的那样：“我可不知道。我懒得管你是哪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