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关键词｜为什么党的五大要设立监察委员会？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继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首度开设“政治关键词”专栏、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二度推出“政治关键词”专栏后，澎湃新闻继续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政治学会联合开启“四史”关键词。

今天刊发“四史”关键词第六篇，关键词是监察委员会。      

党设立监察委员会是革命形势使然

1927年，党的五大设立了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设立的党内最高监督机关，也可以说是今天中纪委的前身。

当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增设“监察委员会”一章，并明确提出：“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党的自身建设与党纪党法的权威第一次有了组织保障。

党的五大选举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委员包括王荷波、杨匏安、张佐臣、许白昊、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其中，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为候补委员。王荷波任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

那么，为何在当时要设立党的监察机构？

在党的四大之前，由中央局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地方党组织直接负责处理党员的不廉行为和违纪行为。随着革命事业发展，尤其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环境不断恶化，成立专门管理与监督党员和党组织的机关，有了极强的现实需求。

首先，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党的队伍蓬勃发展，“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全家或全村入党的现象。”到五大前，全国党员人数由994人迅速发展壮大为57967人。党员队伍迅速发展，难免良莠不齐。一些党组织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忽视了对申请入党人员的考察和教育，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突击发展党员的现象。一些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而一些掌握财权、物权的共产党员，由于缺少组织监督，违反党纪甚至贪污腐化等问题也时有发生。尽管是少数，但问题的严重性不容忽视。特别是，“中山舰事件”后，少数立场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为留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放弃共产党党籍。因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刻不容缓。

其次，党组织作风建设的需要。从一大至三大，党中央组织主要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下设的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等部门。一大至四大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年只有两三个委员在工作，其他委员都被分派各地。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只有一个中央委员在工作，发号施令。在五大报告中，陈独秀明确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因此，在当时设立监察机构，是维护中央权威与组织权威的需要。

再次，设立监察委员会有现实基础。这一方面是借鉴俄共（布）的经验。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另一方面，在国内，1926年4月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关——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该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对纯洁党的组织起了很大作用。最有代表性的是，广东区委将脱离党组织、与党对立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开除出党。

党的监察委员会组织体系的建立

中共五大闭幕第二天，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对监察委员进行工作分工。同时，地方上相继成立监察机构并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

1927年9月，四川地区，由程志筠、刘远翔、刘宗沛为委员，何若嘘为候补委员的中共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在成都成立。10月，在东北地区，建立了由刘相益、王立功等任监察委员，张任光等任候补监察委员的中共满洲省监察委员会。12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由陈春和、陈国梁、关学参为监察委员，汪鄂门、万家才为候补监察委员的中共湖北省监察委员会。新成立的各省监察委员会在改善党的组织、整顿党的纪律方面履行职责。

中央监察委员会只运行了一年

由于五大后革命形势更加艰难，中央监察委员会履行职责十分困难。1927年12月31日发布的《中央通报第二十六号——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问题》中总结说：“五次大会后，因为国民党在各地背叛革命，我们整个的党转入地底秘密工作的地位，同时各地党部因为种种关系有监察委员会组织者极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因为委员散在各地……至今未能行使职权……”

在大革命失败后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就有6名牺牲，到最后仅剩下2名。1人失踪，只有1人见证新中国成立，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为后来的纪检监察队伍忠诚担当树立了光辉榜样。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北京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他先后组织冀东玉田暴动，组织筹建北京市总工会，后来由于叛徒出卖，1927年11月被捕后英勇就义。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杨匏安，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过国民党中央常委和代理组织部长，1931年因叛徒出卖被捕。由于他曾担任过国民党高官，蒋介石几次派人劝说，都遭严词拒绝。蒋介石写信劝降，他收到信件后直接撕碎；打电话到狱中，他一听到蒋的声音，就愤然摔掉电话。1931年8月，杨匏安被秘密杀害。1927年5月，候补委员萧石月在战斗中，“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在敌众我寡、突围无望的情况下，萧石月挥舞双枪击倒了几个妄图活捉自己的敌兵，在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时，掉转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膛。”1928年2月，委员许白昊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中，英勇不屈，痛斥敌人。他在家书中说：“决当做中国有用之人。”6月6日，他在上海龙华监狱壮烈牺牲。1928年10月25日，委员蔡以忱在湖南澧县组织武装暴动工作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澧县县城小南门壮烈牺牲。就义前他赋绝笔诗：申鸣大义臣，仗剑扫烟尘；横刀眉梢笑，忠贞掩昆仑。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的光辉革命生涯，是早期党的纪律建设的缩影。因1928年党的六大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代之以中央审查委员会。这个从成立到废止仅一年的纪律监察机构，是党的纪律与组织管理的重要探索。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