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社区·融合｜疫情下，非洲难民如何“自救”

当地时间7月6日，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宣布，解除自3月底开始的新冠限制令，首都内罗毕的进出禁令于7月7日凌晨4时解除，7月15日起，国内航班将逐步恢复。但接下来的三周仍是观察期，如果疫情恶化，政府可能再次“封城”。

截至7月7日，肯尼亚累计确诊新冠患者8250例，累计死亡167例。肯雅塔称肯尼亚身陷“两难”，一面是疫情，一面经济亟需重启。

肯尼亚内罗毕生活着8万多难民，他们面临同样危机。

疫情下的难民，营外的流离失所者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的报告，肯尼亚共有494585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其中首都内罗毕有81024名。内罗毕难民的主要来源国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人们为了躲避战乱和暴力冲突涌入这里。

肯尼亚政府不允许难民离开难民营，只有获得工作许可，难民才能合法打工。但实际颁发的工作许可极为有限，为寻求生计，许多难民选择住在难民营之外。城区的难民大多生活在贫民窟，从事的是非正规经济，摆摊或沿街叫卖，售卖商品包括衣物、茶叶、小吃、手机卡等。

难民及寻求庇护者在肯尼亚的分布及构成。图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报告

受新冠影响，内罗毕大区于4月6日起封城。对于本地低收入者，肯尼亚政府提出了一些纾困措施，比如税收减免，向老人、孤儿和社会弱势群体及城市贫民拨款。

对于难民和尚未获得难民资格的流离失所者，他们属于“他者”，特别是面对疫情这种特殊事件，一些国家的资金和医疗资源本就严重紧缺，难民很难获得及时援助。难民聚居区往往基础设施薄弱，居住密度高，有的难以保证清洁水源、消毒和社交距离，这又会增加病毒感染和传播的风险。

乌干达政府曾表示，疫情期间，“非国民无法获得食物援助”，在受到多方抨击后改口。联合国难民署表示，乌干达首都坎帕拉（Kampala）的难民急需援助，但食品和医疗物资都很难保证供应。

生计危机

但更大的威胁是“次生灾害”，受宵禁和封城令影响，难民的收入严重收缩。

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IRC）对新冠下的内罗毕难民进行了一次调查。在1331名受访者中，36%表示完全失去了收入来源。

许多难民会在就业、创业时遭遇各种困难，这是长期问题。IRC的顾问Samer Saliba在世界银行“疫情下的前线城市”论坛中发言表示，曾有刚果难民尝试在肯尼亚贷款购买摩托车，希望“跑运输”，但贷款机构表示，没有渠道了解难民背景，无法评估其偿贷能力，拒绝放贷。

牛津大学难民研究中心长期关注东非地区难民的经济方式。通常，内罗毕政府并不允许小贩沿街叫卖，他们会利用下午5点至晚上8点巡逻队的“下班时间”做生意。但疫情期间，街道变空了。难民家庭少有存款，依靠日结工资过活，手停意味着口停。

该中心副教授小俣直彦（Naohiko Omata）撰文分析，侨汇的减少让难民的生活更为糟糕。2017年，他们曾进行过调查，43%的索马里难民依靠侨汇维持家用。疫情期间，他们在海外的亲友也面临收入缩水或失业。

内罗毕的刚果难民群体中，一些牧师组织筹款和分发免费食物。但小俣直彦表示，更多人担心，这些基于善意的捐助还能持续多久。

难民自组织

疫情期间，难民所在国往往自顾不暇，一些由难民自发形成的自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负责防疫宣传、科普辟谣，在居住区内进行日常消毒清洁，以及发起一些小型项目，让难民获得暂时性收入。

Wakati基金会位于乌干达，由刚果难民Alex Mango于2013年创办，Wakati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时间的流逝”。疫情期间，他们组织人手，利用布料手工缝制了一批口罩，分配给有需要的难民。

在疫情前，Mango就关注一些更具“生产性”的项目，而非单纯的物资援助。他们曾在刚果难民聚居区发起过一系列小型工程项目，如公共厕所、运动设施，或为一些障碍人士建造房屋。工人就在社群内招募，他们还会定期举办技能培训课程。据统计，其每年的培训和招聘预算约为7.5万美元（约合52.5万人民币）。

Mango曾表示，最早看到很多年轻的刚果难民因为无法就业，沉溺于酒精和毒品，他们有技能，却无处发挥。新冠疫情期间，他也组织了消毒清洁队，负责分发食物、肥皂等。

Young African Refugees for Integral Development（YARID，编者译：非洲青年难民综合发展会）是2007年成立于乌干达坎帕拉的非政府组织，疫情期间他们向难民社群内部派发了免费的面粉、肥皂、豆类和食用油等。

而在内罗毕，长期关注青年难民的非营利机构Youth United for Social Mobilization（YUSOM，编者译：社会动员青年联合会）与其他机构合作，发起了一个新冠疫情公共信息平台。

牛津大学难民研究中心前主任Alexander Betts教授表示，正是基于多年服务社区形成的社区网络，相较于政府或国际援助机构，这些由难民发起、自我运营的机构更能精准触达难民。近些年，他们在技能培训、儿童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受全球航空停摆影响，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机构的人力难以赶往一线。而绝大多数的人道主义救援往往集中于“合法”的难民营，比如通过筹款为难民营配备或改造升级基础设施，分发肥皂、食物等基本物资。但他们很难触及那些难民营以外的流民。

许多自组织的发起者已经成长为社群领袖，小俣直彦称他们为牛津大学的“研究助理”，他们像是转译者，帮助研究者认识难民群体，也承接外部的资金和资源。

但面对疫情，难民自组织的能力仍然有限，他们可以获得的资金和物资并不足够，不少正在尝试的生计项目也很难覆盖大部分人群。

4月10日，内罗毕就发生了一起踩踏事件，在基贝拉贫民窟，大量贫民涌入食物分发点，争抢中出现撕打和踩踏。

从资金来源上看，这些小型的难民自组织很难直接接收一些援助国政府的捐赠，因为后者往往设置了问责制和考核指标，其中一大原则是援助对象（难民）和第三方（人道主义救援机构）应有明确区分，捐赠方委托第三方接收资金或物资，对难民进行救援，以免有“自肥”之疑。

Betts教授表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难民仍被当成是一个单向度被救助的对象，很少鼓励难民参与地方事务，提出多样化的需求，或自行寻求解决方式。

2018年，IRC曾发布报告，希望能推动“更具包容性的社区”，Saliba表示，要实现这一点需要从三方面着手：

一、在城市规划层面上考虑到服务人群，难民如何与本地人同处一城

二、公共政策及公共服务的具体对象需要扩展

三、需要承认并支持难民的多样化需求

但近些年保守主义上升，疫情之后，“我们”和“他者”之间，界限被打破了吗？还是更为森严了？

关于“后疫情社区”

2019年，“社区更新观察团”走进上海5个社区，听社区实践者分享在地经验，与关注社区议题的人，一起漫步、观察和讨论。2020年，社区成为了抗击疫情的一线，后疫情社区将有哪些变化？社区治理会有哪些转向？我们将在“融合”、“治理”和“数据”三个主题下，继续观察，探讨社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