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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乌台诗案始末

李一冰

2020-07-29 15:30

来源：《苏东坡新传》

∙ 私家历史 >

始作俑者——沈括

沈括，字存中，浙江钱塘人，博学善文词，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不通晓，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有张衡后，他是第二个正史有传的科学家。

虽然是科学史上成就极大的学者，但在那个时代，士非从政，即无其他出路，而他在现实政治里所表现的角色，却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这与他才能卓越而早年甚不得意有极大的关系。沈括家贫，迟至三十一岁才中进士，自入仕途，即被冠盖荣华所眩惑，使他热衷利禄，竭力营谋进用。

熙宁之初，王安石变法，沈括也曾参与过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当时，王安石权势正盛，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拥护新法，安石初亦相当器重他的才能，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保甲法将行时，神宗有意委任沈括专主其事，而安石对曰：“沈括壬（小）人，不可亲近。”熙宁六年（1073），沈括才开始得意起来，先是入馆阁，为集贤校理，奉诏详定三司令敕，继复被派为两浙路察访使，口衔天宪，出为钦差大臣了。

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交往论旧，非常热络。将去，要求苏轼手录近作诗一通，留为纪念，这也是朋友间的常事，苏轼也不疑有他，就写了送他。

王安石

其实，沈括心里非常嫉妒苏轼，神宗的殿论，对他是一个强烈的刺激，而他又知道安石甚恶苏轼，所以回京后，除了极口赞扬青苗、助役诸法，绝无不便于民之外，随即将苏轼的近诗，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里，签贴进呈，告他“词皆讪怼”。

神宗置之不问，但是满朝的人，都已知道有此一事，自然有人告诉苏轼。苏轼认为这种捕风捉影的忌谤之言，英明的皇上不会信他，并不放在心上，倒在写给刘恕的信上，自嘲道：“不忧进了也。”意思是不愁没有人把我的作品进呈御览了。

这出把戏，经过五六年，一直没事。不料元丰二年，李定、舒亶等人媒孽诬害，所用的手段，就完全是从沈括学的。苏辙为兄下狱所上书中提到：“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指的就是他，所以说，乌台诗狱案的始作俑者，实是沈括。

王安石二次罢相，举吴充自代。这时候，沈括官已升至掌理全国财政的三司使，他要走新相国的门路，又看出吴充的作风，事事欲与荆公为异，就秘密条陈常平役法不便诸端，献与吴充，吴便袖在衣筒里，密呈神宗。

疏入，神宗甚恶沈括的反复无常，落翰林学士，以本官贬宣州。

被台谏围剿

宋朝的谏官制度，与唐代不同。唐代的谏官，隶于门下省，辖属宰相，所以常为宰相执言，谏诤的对象是皇帝。宋初，为防大臣专擅，产生侵主的权臣，所以定制谏官皆由皇帝亲自选擢，不得由宰相荐举，于是台谏的地位，就超然独立，越出执政之外，同时畀以重权，不但有权纠绳大臣，并且可以随时弹劾执政。

朝廷更许谏臣“风闻言事”，说错话可以不负言责，这固然是皇帝欲依谏官为耳目口舌，鼓励言论的方法，但使台谏的权势，变成毫无统驭的野马。苏轼从前上皇帝书中，就曾说过：“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不料今日，竟然身被其祸。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台谏官的人选，就非常重要，必须个个都是公忠体国之士，否则，如轻付小人以凌驾执政的地位和权力，他如滥用权力，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神宗确然是个勇于有为的英王，后世史家批评他尚义而好名，本来这也不是大缺点，问题出在他只知要维护尊重舆论的立场，而不深察言事官党争的私心和奔竞利禄的私欲。他接受了台谏们的“控”状，还以为不过找苏轼来问个明白而已，并不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后来才觉察到台谏们是有计划的结伙陷害，而苏轼实陷冤诬，再图救赎，但这场出死入生的文字狱，却已如火如荼地烧了起来。

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台谏官，他们之所以要兴起这场诗狱，目的在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势力，摧毁他们重登政坛的机会，借以巩固王安石去位后，力量已显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政权，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当时的情况是，专政十余年的王安石已经黯然离京，吕惠卿阴谋败露，一时决难再起；帝以吴充为相，不过地位中立；王珪是个乡愿式的老官僚，虽然竭诚拥护新政，依附安石，但其政治上的声望地位，实不足以领导群伦，能力上也不太能够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他们虽然接下了荆公所遗的重担，但却显得十分吃力。

另一方面，天下所瞩目的“真相”，却在洛阳，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时雨，是妇孺皆知的司马光。

万一有一天，神宗觉得无人能为国家做事，念头一转，真让司马复出的话，以他那种只一不二的脾气，这批由王安石选拔出来的“新进”，连现有的禄位都不保了，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可言？

何况王珪侥幸登上相位，急需干部，所以李定等人就攘臂而起，愿为打手。

但是司马光远居洛阳，闭户著书，绝口不谈国事，没有办法议论他；而王安石公开指责过苏轼是司马光反对新政的幕后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讥讪朝政”的老药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杀鸡儆猴。于是，倒霉的苏轼，祸从天降，就做了新旧政争中的“代罪羔羊”。

他们又以集体围剿的方式，使尚义而好名的神宗无法回护。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由权监察御史里行的何正臣首先发难，上札论苏轼到湖州任谢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市者进呈。”

继起者，亦为监察御史里行的舒亶，进札子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提拔出来的新政派，初欲引为谏官，被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后又被人检举不服生母仇氏之丧，台谏给舍，纷纷论其不孝，司马光诋之为“禽兽不如”。此事原不重大，但竟掀起政海风波，无他，借李定以攻击王安石，他做了党争的箭靶而已。

苏轼与李定初无个人嫌怨，有人以为轼作贺朱寿昌得母诗，有“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句，是暗讽李定，今为报复。其实，以当时朝士作诗称美寿昌者之多，岂仅苏轼一人，即此一言，亦非“必欲置之死地”的深仇，而今李定如此狠毒，无他，以苏轼为党争的箭靶，意在司马光而已。

御史台奉到圣旨后，请求皇上选官参治，诏派“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这张璪，原名张琥，与苏轼是进士同年。轼任凤翔签判时，张已先在凤翔为法曹，曾为同事，当他离职时，苏轼还作过一篇《稼说》赠行，与共勖勉。

谁知这位同年，素性奸邪，往往以危机陷人。这些年来，在京城十分活跃，初奉王安石，旋附吕惠卿，又与舒亶深交，数兴大狱。轼案发生时，他已位居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甚得右相王珪的倚重。奉派这个差使，正是他表功的机会，遂与李定联手，杂治狱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了。

于是，就派了太常博士皇甫僎（遵）驰驿赶往湖州，逮捕苏轼到案。

追捕

苏轼到湖州任，是五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即被御史台所派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在任不过两个月又八天。

七月初七那一天，秋阳杲杲，天朗气清，苏轼趁此大太阳，在家曝晒书画，无意间看到亡友文同送他的那幅双钩着色的“偃竹图”，追念昔游，忽尔人天永隔，不禁悲从中来，废卷而失声痛哭。殊不知这两个月间，京中群小已经编织好一重天罗地网，即将迎头罩来，此日之悲，也许就是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灾祸的先谶。

苏轼

御史台将要派人赴湖州逮捕苏轼，在京的王诜最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派一干仆赴南都通知苏辙，苏辙即派人往湖州告知老兄，让他有个准备。不料皇甫僎带了一个儿子，两个台卒，倍道疾驰，其行如飞，追赶不及。幸而到润州时，他的儿子病了，求医诊治，耽搁了半天，苏辙派的人才能比他先到一步。但只为此，王诜在本案中落了一个“泄漏密命”的罪名，成了仅次于苏轼的第二号人犯，他若不是驸马，恐亦难免牢狱之灾了。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僎带了两个台卒，突然闯进州衙来了。是日，苏轼先已在告（假），通判祖无颇权代州事。皇甫僎径入州厅，穿着靴袍，秉笏立于庭下，两个台卒左右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全衙人心惶恐，以为将有不测的大祸，立刻就要爆发。

苏轼是个书生，从未见过这等阵仗，惶恐不敢出见，与祖无颇商量，该怎么办。无颇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苏轼问：“该当穿什么衣服出见？”自以为既已得罪，不可再穿朝服。无颇说：“现在还未知是什么罪名，当然仍穿官服出见。”

于是，苏轼也穿了靴袍，秉笏与皇甫僎对立庭下，祖无颇及职官都戴小帻，列于苏轼身后。

看到这两个台卒的衣服里面，有物隆起，像是藏有匕首，皇甫僎又装模作样，许久，都不开口说话，人心更加疑惧，逼得苏轼只好开口问道：“轼自来惹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至此，皇甫僎才说：“不至如此。”无颇走上一步，揖道：“太博必有被受文字（指逮捕状）？”皇甫僎问：“你是什么人？”

“无颇是权州。”

皇甫乃命台卒从怀中取出，原来只是“台牒”，交给了祖无颇。

打开台牒来看，不过是寻常的追摄行遣而已，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样威吓他们。

随即催促苏轼速行，两个台卒走过来，将苏轼扎了绳子，即时出门。

一说：“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疑是僎字）管押，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厅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郡人为涕泣。”b

不论哪一说对，祖无颇所目击的，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王夫人得讯，急忙追赶出来，家人号泣相随，苏轼无话可说，突然想起前在洛阳，听李简夫讲过一个故事：从前真宗东封还都，沿途访寻天下隐士，知有杞人杨朴，就请他来朝相见。上问曰：“卿临行，有人赠诗否？”朴对曰：“只有臣妻一首：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皇上大笑，放他还山。这故事，王夫人是听说过的，所以轼就顾谓老妻道：“你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吗？”

王夫人凄然失笑，苏轼就此快步出门，只有长子苏迈一人，徒步相随。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皆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始入台狱。

勘问

苏轼在御史台狱，被关在“知杂南庑”一个独居的囚房里。这囚房，非常狭窄而且阴暗，据他自己记述，住在里面，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上阴湿粗硬的墙壁，仰起头来，屋顶上开的一个天窗，还不到一片席子大，整个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这个名满天下的诗人，就蜷缩在这个不见天日的井底，死生莫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待别人宰割。

苏轼八月十八入狱，二十日开始问案，苏轼初供：“除《山村五绝》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

勘状指责他“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于是御史台就移文有关地方的政府机构，向各关系人问证。在如此严厉的情况下，还有何人敢于隐讳，即使片言只纸，也都一一缴纳。兹就勘状中所说的，举二事为例。

关于王诜部分，据说苏轼曾将“开运盐河诗”寄与王诜，起初隐讳不答，于是他们就委任其他人员向王诜问证，王诜不敢隐瞒，就将此诗缴出，为此一诗，苏轼于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间，被足足问了五天，“方具实招”。如寄黄庭坚诗、书信及祭文同文，问官根据目录查询，认为苏轼口供，“其间有隐讳未尽”，就行文北京留守司向黄庭坚取问、根验，弄到苏轼手书原件，当堂叫苏轼自认，然后轼方“尽行供认”。诗中苏轼自比为道旁苦李，以无用自全。祭文中“道之难行，哀我无徒。岂无友朋，逝莫告予”。都被勘证是谤讪朝政的证据。

以苏轼写作的丰富，像这样一字一句、追根究底地勘问，为日不足，继以夜审，只差当时还没有的探照灯外，简直就是“疲劳审问”，任你铜筋铁骨，到头来只有一概招认，苏轼能不精神崩溃，还幸是天赋独厚！

而且，这批忠贞无比的台官们，技不止此，你若不认，他们还要大声辱骂，甚至扑打，用来逼供。这是苏颂传说下来的。

在此酷虐的勘问阶段，李定是奉诏的主审之一，以为像苏轼这样的人物，今也落入我手，不禁气焰万丈，飞扬跋扈起来，盈廷朝士，都不敢问及此案，也没有人敢和他说话。李奉世告诉王巩道：有一天，李定在崇政殿的殿门外，大伙儿一起等候早朝，李定忽然跟同列的官员道：“苏轼确是奇才！”

别人不知其意何在，不敢搭腔，他自言自语道：“一二十年前所作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此非奇才而何？”

语毕，他独自叹息久之，空气非常凝重，众皆默不作声。

御史台根勘所就其两个月间酷烈的勘问后，作成“勘状”，性质类似现在司法检察机关的起诉书。首先记录苏轼的五代和仕历，历官的举主。再记述苏轼任凤翔签判日，为中元节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任杭州通判日，不举驳王文敏盗官钱，官员公按，罚铜八斤等两次过失记录外，别无前科。

宋制，一般罪犯，只问三代，而苏轼一进台狱，首即讯问五代，并问有无誓书铁券，只有死囚才如此问法，他们显然是故意恐吓。换句现代话来说，则是替他安上了一个“写作并传播反国谋叛的语言文字”的罪名，其责不轻。

其次，列举与苏轼相识的张方平、王诜、司马光、范镇等二十四人，认为“其人等与轼意相同，是与朝廷新法时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进用之人，轼所以将讥讽文字寄与”。而这些人收受苏轼的讥讽文字，又不申缴有司官署，也该一并问罪。

苏轼在狱中，日被群小肆意虐侮，又遭那么残酷的勘问，自问决不能堪。一说，他曾将常服的青金丹，埋藏土内，以备有一天必须死时，则一次服下，足可自杀。

有一狱卒，叫梁成，极富仁心，苏轼日常生活，他都非常帮忙。苏轼有寝前洗脚的习惯，梁成每天夜里都为苏轼烧壶热水。苏轼看他诚恳，托他道：“轼必死，有老弟在外，我写成两诗，托你送给他，以当诀别。”梁成安慰他道：“学士必不致如此。”轼说：“假使我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能送到，则死不瞑目矣。”

梁成就慨然接了下来。

苏轼入狱后，杭州父老感念这个好官，为作解厄道场，祈祷神灵保佑他平安无事。苏轼深受感动，自以为生不能再至杭州，希望死后能够葬在西湖山上。

梁成将此二诗，秘藏枕内，到苏轼出狱时，送还说：“还学士此诗。”苏轼抱头伏案，自不忍读。

苏轼在台狱，受尽折磨，熬过两个月，总算勘问审理完毕，御史台于十月上旬，撰成勘状，奏请皇帝批示。

论救

苏轼被逮赴狱，苏辙即上书皇帝，乞纳在身官以赎兄罪，通篇文字，非常谨慎，但情实融会，很能使人感动，真是《栾城集》中上乘之作。

在京的朋友，以吏部侍郎致仕的范镇，得讯最早，御史台也知道他和苏轼之间关系非常亲密，以为必可从他那里得到许多资料，首先向他索取往来文字。来势汹汹，急如星火，景仁不顾一切，上书皇帝论救，他家子弟怕这老人会被连累，竭力劝止，他都不肯，可惜书稿没有留传。

当时的情势是言官代表舆论，媒孽于下，皇上要做个尊重舆论的明主，不敢置之不理，只好诏令勘问。案狱既兴，就险不可测，凡与苏轼平日交好的朋友，个个都怀着“株连入案”的恐惧。除了退休的范镇、张方平外，谁还敢出头讲话？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士大夫中到底还有“仗义执言”的少数，当朝的左相吴充，即是其一。

据传，有一天，吴充问皇上说：“魏武帝何如人？”皇上曰：“何足道。”

“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其宜也。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神宗惊曰：“朕无他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而已，行将放出也。”

吴充这番话，说得非常有技巧。名士，代表一个国家知识文化的巅峰，倘如皇帝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放言高论也不能容忍，竟至滥使政治权力而杀士的话，则后世的批评将是如何，不言可喻。这顶帽子比“尊重舆论”还要大，难怪神宗要大吃一惊了。

王安石的几个弟弟，都是很有学问的。安礼，字和甫，为人非常豪爽，也稍有点玩世不恭，从来不怕什么。苏轼祸作时，他为值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官，日与皇上接近，李定就怕他说话，先曾警告他道：“苏轼那么锐利地讥议新法，反对的是你家大哥，你可别说话。”安礼根本不理睬他，一日，对神宗非常率直地进谏道：

“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苏轼以才自奋，以为爵禄可以立取，但自来碌碌如此，心里不免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帝曰：“朕本来不欲深谴，将为卿赦之。但去，勿泄漏此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官们要为此加害于你。”

此外，苏轼的最大救星，是神宗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曹氏。

苏轼陷狱之初，太皇太后已在病中，接连几日，看到皇上神色颇不愉快的样子，便问：“官家何事数日不怿？”

“更张数事，皆未能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甚至形于文字。”

“莫非就是轼、辙兄弟？吾尝记仁宗皇帝当年策试完毕后，回到宫来，喜道：朕今日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虽我老矣，已不及用，朕将留遗后人。”

太皇太后问这二人现在何处，皇上对以苏轼现方系狱，曹太后说：“以作诗系狱，得非受了小人中伤。攈至于诗，其过甚微，吾已病矣，不可再有冤滥，致伤中和。”说着，这病中的老太太流下泪来。

神宗天性纯孝，事两宫，晨昏定省，必恭必谨。听了太皇太后的话，心中一震，一边恭答道：“谨受教。”一边也流下泪来。

十月间，太皇太后的病势已很沉重，神宗要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求寿，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

十月十五日，皇上以太皇太后“服药”，降诏：“死罪囚流以下，一律开释。”

在狱中的苏轼听得这个消息，恍如黑室中透进一线曙光，作诗曰：“汉宫自种三生福，楚客还招九死魂。”但是，即使真能生出狱门，“纵有锄犁及田亩，已无面目见丘园”，仍是不知如何是好。

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光献曹氏崩逝，苏轼以罪人不许服丧，“欲哭则不敢，欲泣则不可”，故作挽词两首，其第二章自维身世，非常沉痛。如曰：

未报山陵国士知，绕林松柏已猗猗。一声恸哭犹无所，万世酬恩更有时。梦里天衢隘云仗，人间雨泪变彤帷。关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累臣正坐诗。

定谳

御史台勘状奏上后，十月十五日奉御批：“见勘治苏轼公事，应内外文武官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讪政事者，该取会问验看若干人，闻奏。”

但是，在此同一日，因太皇太后患病，肆赦天下的诏令也发表了，假如不问死罪，苏轼至少已无生命之忧，大家松了一口气。而中书省复奏：该案内收受苏轼有讥讽文字，不申缴入司者，计有王巩等二十九人；承受无讥讽文字者，计有章传、苏舜举等四十七人。

这时候，李定、舒亶辈功败垂成，非常着急，只有再想办法激怒神宗，要把他搞到大逆不道的死罪，就不入赦免之列。

御史舒亶则已迹近疯狂，不但认为牵连入案的王诜、王巩都罪不容诛，甚至因收受讥讽文字，不申入司的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也都该杀头，其言曰：

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人，除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周邠辈，固无足论。乃若方平、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当以君臣之义望之者，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神宗不失为一个颇有理性的人主，对于舒亶这番狂言，极抱反感，置之不理。不过，他自来听多了毁谤苏轼的话，心中不能无疑，但他相信凡人做了错事，心里总有愧疚，不免恐惧，这种内心的罪恶感，亦必将有焦躁不安、言行失常的形迹流露于外，若能一切坦然，即是问心无愧之人。他又想，一个喜欢谤讪他人的人，身陷狱中，必多怨言，所以到了这件案狱必须决定处分时，神宗就秘密派遣一个小黄门去狱中察看苏轼的动静。

小黄门来，察看某起居情状，适某熟睡，鼻息如雷，他就以所见驰报皇上，皇上顾谓左右道：‘朕知苏轼胸中无事者。’”

于是，神宗就自禁中特遣冯宗道赴御史台覆按本案，归报后，即行定谳。所为处分是：

一、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二、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勒令停职）。

……

苏轼于八月十八日入狱，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历时四个月又十二日。

据南宋诗人周必大说：元丰己未东坡所供诗案，南宋时已经有印本行世，题为《乌台诗案》。原供真迹，在靖康之变时台吏随驾携至扬州，张全真时为御史中丞，南渡后，取而藏之于家。

全真死，其子乞张丞相德远撰写墓志，割其半赠与德远为润笔。全真家余存的一半，周必大曾借来观看，全部都是苏轼亲笔所写，凡有涂改，皆一一画押于下，而每页纸幅上端，都盖有御史台的大印，是正式的公文档卷。

历时千年，此一档卷真迹，当然早已泯灭，即印本的《乌台诗案》，亦不易得见，而施（元之）注苏诗，逐一系于诗下注中，可以寻绎，但是宋人喜欢穿凿附会，其间杂说甚多，不见得都是真实。

不过，此案本身，原是基于曲解和罗织，故入人罪，所以如何取证，如何判断等，也就并不重要了。

元祐时，苏轼为避谤乞外，状奏平生，溯述此事的前因后果，则非常鲜明平实，引以为结。

……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议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