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那些善终的梁山好汉

《水浒传》在描述方腊行刑后有诗为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果报观念，可以说是前近代中国民众的普遍认识。而一部小说，在决定人物命运上，往往体现着创作意图。读罢《水浒传》，掩卷深思，发现众多角色不得善终，但若干好汉却享天年。死生事大，其中的择别与取舍也许隐含着作者的理想寄寓与价值判断。《水浒传》虽由施耐庵定稿，却是宋元之际众多说话人与书会才人参与的集体创作。他们附丽在善终好汉身上的理想与价值，折射出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构成另类思想史的素材与底色（尽管说到底，有的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百回本《水浒传》里，直到征方腊前，梁山好汉仍全伙在世，其后与方腊对垒时却接二连三地损兵折将。及至平了方腊，从杭州准备班师时，除此前回蓟州的公孙胜与留用京师的五人，还有三十六位好汉。在这四十二名中，宋江喝了御赐药酒，自知不久人世，唯恐李逵再反，将其骗来同饮，一起鸩死；吴用、花荣寻梦蓼儿洼，在宋江墓前双双自缢；卢俊义饮下钦赐毒酒，水银坠入肾脏，酒醉站脚不稳，淹死在淮河。这类俱非善终的下场，不仅宣告了“替天行道”梁山梦的幻灭，而且反映了小民百姓对污浊朝政的彻底绝望，同时传达了统治阶级主流思想，即绝不容许造反领袖与骨干有好下场。

班师前夕，鲁智深在六和寺听到钱塘潮信，应了“听潮而圆，见信而寂”的偈语，坐化圆寂。武松也随即出家寺中，他在睦州决战时断了左臂，尽管已成废人，小说却说他“至八十善终”。作为一种善终的类型，小说表彰于武松与鲁智深的，无疑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止杀向善观念。成为对照，刚要启程，杨雄发背疮，时迁生搅肠痧，相继而死。林冲也患风病瘫，不能痊愈，留寺由武松照看，“半载而亡”，都不宜入善终之列。

刚离杭州，燕青就劝旧主卢俊义“纳还原受官诰，私去隐迹埋名，寻个僻净去处，以终天年”，卢俊义自以为没有半点异心，执迷于衣锦还乡与封妻荫子，对昔日小厮“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的忠告置诸脑后。燕青不告而别，遗书宋江说：“自思命薄身微，不堪国家任用，情愿退居山野，为一闲人。”他未雨绸缪，早有李师师代为讨得的赦书，终于遂其所愿，“洒脱风尘过此生”。燕青之得善终，小说称赞他“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也寄托了普通民众对洞达知性的向往追求。

到苏州城外，李俊佯装中风，请求留下童威、童猛照看，表示一俟痊愈即赴朝觐。获准以后，他与二童赶往榆柳庄。在征方腊途中，李俊路过此地，与当地费保等四人太湖小结义，烛见到“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的前景，约定“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这次会合，他们不负旧约，造船出海，“自投化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这一笔“谁知天海阔，别有一家人”的交代，转化为明清之际《水浒后传》的引子，但陈忱的续作把未死的好汉全拉进来，虽别有寄兴，却自作主张。《水浒传》只说李俊他们“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一善终类型，不仅是普通百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生存智慧的具体表现，而且与《诗经·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适彼乐土，爰得我所”，与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理念一脉相承，你也不妨说他们在追求虚无缥缈的理想国或乌托邦。《水浒传》以诗句点赞他们：“知几君子事，明哲迈夷伦。重结义中义，更全身外身。”在小说作者看来，李俊与燕青在行事方式上虽有不同，但都属于“知几明哲”的典型。

据百回本《水浒传》，征辽回京后，公孙胜请宋公明兑现前诺，放他归山，从师学道，侍养老母，宋江只得让他回蓟州跟罗真人学道去了。小说结末交代，神机军师朱武与混世魔王樊瑞后来同为全真先生，云游江湖，也去投奔公孙胜出家，三人都“以终天年”。这一善终类型旨在弘扬道教，即小说作者借罗真人之口说的“俗缘日短，道行日长”，“远绝尘俗，正当其理”。与公孙胜类似的还有戴宗，他夜梦道教神崔府君的勾唤，发了善心，交出官诰，赴泰安州岳庙，陪堂出家，虔诚礼敬。数月之后，与道伴作别，“大笑而终”。公孙胜、戴宗为代表的以道化人式的善终，与鲁智深、武松那样立地成佛式的善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也可以掂量出佛道两教在民间的分量。

小说结尾也交代了征方腊前留京五人的结局：神医安道全在太医院继续做他的御用医官；紫髯伯皇甫端擅长相马，做了御马监大使；玉臂匠金大坚工于治印，在内府御宝监任职；圣手书生萧让在蔡京府中做门馆先生；铁叫子乐和在驸马王都尉府中做清客，“尽老清闲，终身快乐”。这五人之俱得善终，都有赖于怀揣一技之长。与他们相似的还有震天雷凌振，他作为炮手出色非凡，仍受火药局御营任用。民谚向来有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一招鲜，吃遍天”，只要有独门技艺，到哪儿都吃香，归宿也不会差。这一善终类型凸显的正是一般民众对专业人才的由衷推重。

《水浒传》末回说，小遮拦穆春回到揭阳镇乡中，“复为良民”。这就构成了善终好汉中的顺从良民类型，为数也最多。铁扇子宋清虽受了官爵，却只在乡中务农，奉祀宗亲香火，经营宋家庄院，将多余钱财，散惠给下民。原来出身贵族的柴进也归入这种类型。他怕有人纠缠自己做过方腊的驸马，“自识时务”，纳还官诰，求闲为农，回沧州横海郡为民，自在过话，“无疾而终”。扑天雕李应受他启悟，也缴了官诰，返回故乡独龙冈村过活，与杜兴一起成为富豪，“俱得善终”。阮小七穿方腊皇袍事发，褫夺官诰，复为庶民，他却内心自喜，重返石碣村，依旧打鱼为生，奉养老母，“寿至六十而亡”，也算得上善终。一枝花蔡庆仍归北京大名府，未操押狱的老行当，而是“为民”。神算子蒋敬思念故乡，回潭州“为民”，却不知是否靠摆弄算子精于计算糊口谋生。独角龙邹润也不愿为官，“回登云山去了”，也是一般平民。综观这类善终的好汉，实际身份大有差异，宋清、柴进、李应与杜兴应属于富民阶层，相比之下，穆春、蔡庆、蒋敬与邹润的财力地位似乎略逊，但仍明显优越于渔民身份的阮小七。小说传达的主流理念十分明确：不管哪个阶层，只有做朝廷的顺民与良民，才有好果子吃。反过来说，朝廷如能给人一个过安生日子的天下，别说乡绅富民，即便阮小七那样的贫穷小民，也决不会揭竿而起的。

报效朝廷是梁山好汉善终的另一类型。美髯公朱仝先在保定府管军，后来大破金军，做到太平军节度使。镇三山黄信仍做他的青州兵马都监。病尉迟孙立带着妻小与兄弟孙新、顾大嫂夫妇，也回登州依旧做兵马提辖。铁面孔目裴宣与锦豹子杨林“受职求闲”，仍归饮马川。所谓“求闲”，即只受虚衔，却不赴任，宋代官制里确有这样的特许。如果说这种“受职求闲”还算善终特例，那关胜与呼延灼却另当别论了。还朝以后，关胜在大名府任兵马总管，甚得军心，但小说写他操练回来，醉酒落马，得病身亡，仍没让他善终。至于呼延灼以御营指挥使领军抗金，虽大破金兀朮，最后却阵亡淮西，虽死于抗金大业，也难算善终。这两位赚上梁山的朝廷命将，虽受了招安，再归顺朝廷，之所以仍不得善终，书会才人与说书人也许隐然在其中贯彻了忠君报国的价值观。其原因或是他俩身份远较前几位下层武人为高，而覆案朱仝、黄信、孙立与裴宣等上梁山的经历也多有被逼与裹挟的因素，于是，在君臣纲常层面上，对关胜与呼延灼的道德审判也就来得更严峻，更苛刻。这与宋代新儒学砥砺忠义名节之风深入民间，深刻感染到这些俗文化的创作者也许是不无关系的。

总之，《水浒传》里得以善终的好汉，大略可分知几明哲型、佛道化人型、专业人才型、顺从良民型与效力朝廷型。前三种类型较多包蕴了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后两种类型则更多掺杂进了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质诸高明，以为然否？

（本文摘自虞云国著《水浒寻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