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观察丨疫情下的加纳大选：从加纳悖论到“与病毒共存”

从加纳海港城市特马沿着Accra-Tema Motorway开往阿克拉的路边右侧，竖立了两块广告牌，第一块上左侧是加纳现任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Nana Akufo-Addo）的头像，右侧则是他的发言“保护你们是我的工作，而我会尽全力做到”（It is my job to protect you, and I am determined to do just that）。

据加纳官方统计，截至到2020年7月1日，加纳新冠感染病例上升至17741例，其中13268人已经康复，死亡人数为112人，活跃病例为4316例，是非洲大陆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第四多的国家。

而今年12月7日加纳即将新一届的总统，前任总统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John Dramani Mahama）将作为最大在野党全国民主大会党（NDC）的参选者，与执政党新爱国党（NPP）的代表现任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Nana Akufo-Addo）竞争新一届加纳政府的掌控者。这是马哈马与阿多在总统竞选舞台的第三次交锋，2012年马哈马赢得选举，2016年则反过来，这次谁会取得胜利，一切都还是未知。

加纳政治体制

这两个政党通过不同的意识形态来定义自己，NDC主张社会民主，而NPP则主张自由民主。两个主导政党在地理支持的基础上也有所不同。阿散蒂地区是NPP的据点，而沃尔塔和北部地区则坚定的支持NDC。阿克拉大都市区以及中部和西部地区通常是摇摆地区。政党还试图通过吹捧“能力”、过去的记录以及其领导的性格（诚实，腐败，感召力和谦虚）来区分自己。

在1992年加纳第四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加纳政坛一直由全国民主大会党和新爱国党交替掌控，一次两个任期八年时间，然后交替到下一个党，这一格局延续到现在，今年的大选是否能够改变这一模式，当政的新爱国党对这次新冠疫情的处理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加纳的选举结果是“赢家通吃”，获胜的一方拥有以下特权：任命政府各部门部长、总统府职员、所有半国营公司的经理和董事会成员以及最重要的授予合同的权利。

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党会在这几个方面制定措施以赢得选民的选票，包括承诺特定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公共服务的价格，恢复各种各样的津贴，支付欠款，以及免除各种费用如学费等。加纳劳工（工会，贸易协会和个体经营者）和其他社会经济团体在事关钱包的问题上不吝惜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历届政府都会采取诸如调整工资、上涨收购可可的价格、降低石油价格等措施来安抚选民。

NPP政府于2020年2月推出了一个网站，www.delivery.gov.gh，以监控其所作的承诺，并且宣称政府已经实现了388项承诺的78%。作为应对，NDC则启动了一个网站www.nppfailedpromises.com，以跟踪NPP政府的失败承诺，表示在NPP政府做出的631项宣言承诺中，只实现了86项。

执政党会避免制定一些对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尤其是有组织的劳工群体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由于采取这种策略，政府几乎总是选择间接性收税，而不是通过直接征税来获得资金来源，因此税收占GDP的比例非常低，而土地租金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对一些基础建设，主要筹集资金的方式包括外国（主权）贷款，政府债券发行和私人-公共伙伴关系（PPP）等。

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使得执政党在制定政策时非常谨慎。加纳政府也不吝于展示其经济成就，从采矿业获得的大量租金也被用于投资。但是由于很多合同都会被政府授予与执政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和企业，这里面的利益纠葛无疑减缓了经济增长，同时加剧了低效率，也不利于广泛性的基础层面的发展。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很少有承包商（例如工程和建筑公司）在执政党八年任期结束后，还能在下一个执政党手下继续生存，因此一个可靠和充满活力的国家私营企业很难生存。当前任执政党授予的合同被取消或者被强制性进行重新谈判时，不是导致企业破产，就是产生大量的债务。

政党之间和政党内部对基础设施项目的管理权的争夺有时会让人十分失望，反对党很少支持由执政党发起的项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NDC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谈判的30亿美元基础设施贷款。尽管这一项目对当时新生的石油和天然气部门，铁路，渔业和农业至关重要，但当时的反对党（NPP）对其非常敌视。更加不堪的是，NDC内部领导人也为了中国的承包商争得头破血流，结果就是在该项目中那些授予的合同很少经过有意义的招标竞争，而由于NDC党内部的争执，一些计划中的项目轻易就被放弃了。

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政治和经济过程导致了被加纳学界称之为“加纳悖论”（Ghanaian paradox）的结果。近二十年来加纳的经济表现十分活跃，尽管增长率与原始产业联系紧密，但是其增长率一直是可观甚至是惊人的，也经历了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适度的通货膨胀、稳定的汇率、下降的利率以及持续增加的公共部门工资。

与此同时，经济遭受了沉重的债务和失业之苦。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巨大，大部分人口越来越贫穷。社会紧张局势的加剧也造成了民众对未兑现的诺言的怨言，执政党每八年一换的节奏看起来是无法避免的。

疫情对选举的影响

疫情的发展无疑影响了执政党今年的竞选计划，过去四年，总统阿多采取了诸多政策促进加纳经济的发展，这让他在今年大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疫情导致的全球贸易和其他经济以及生产活动的放慢以及停滞，预计今年加纳经济可能会不增反降。仅仅疫情初期就造成加纳经济损失达到近95亿塞地，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5%。

现任总统所要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解决宏观经济萎缩的问题，还有疫情下怎么保证加纳社会的稳定以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这些更加棘手的问题。

疫情初期，总统下令封锁阿克拉和库马西都市圈的部分地区两周，在两周之后又延长一周后，总统迫于压力宣布封城解除，继续延长公众集会禁令。这一决定在反对党和一些专家引起很大争议，认为这一决定不是基于科学数据，而是抱有纯粹政治性的目的，目的就是吸收大阿克拉地区这个摇摆选区的选民选票。

总统则声明做出解封的选择是基于加纳大学野口医学研究纪念中心（NMCMR）对加纳感染人群病毒的测序，他们发现加纳94%的冠状病毒病例是轻症，或者感染者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在加纳，病毒从感染到严重甚至死亡的现象的速度相比欧洲和美国缓许多。同时参与数据分析的加纳科学家也认为加纳人口相对年轻，因此在建立更好的群体免疫系统上更加具有优势。

医疗资源的匮乏同样是总统必须面对的考验，医院少，病床特别是重症监护室（ICU）更少，测试病毒的试剂同样缺少，医护人员因为是受感染的重灾区，也十分紧张。总统采取了几项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采用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5月27日更新的COVID-19临床管理临时指南，无症状感染者即那些测试后呈阳性，但在14天后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的人，不太可能具有传染性，因此在6月20日公布的数据，接近六千名感染者被归纳成康复病例，使得活跃病例一下子减少到只有不到四千人。这无疑缓解了医院的压力，但同时给了反对党以口柄，很多在加纳生活的外国人不安全感更甚。

同样由于检测试剂不足，总统宣布不再进行大范围的病毒测试，建议加纳国民学会“与病毒共存”，并且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政策，在公共场合未带口罩的人将构成犯罪，可判处4至10年徒刑或罚款12000赛地至60000赛地或两者兼施。这一措施遭到了大多数加纳人的无视，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依然把口罩移到下巴下面，对他们来说，口罩似乎只是一个摆设。

对于执政党的批评不限于疫情的处理，加纳依赖于以其原始形式出口的三种来自上帝的天然礼物——石油和天然气、可可和贵金属或宝石。由于这些都不是人为制造的，这使得经济容易受到冲击。加纳的主要出口细目显示，宝石约占总出口的35.64%，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约占30.61%，可可约占19.01%。这种经济结构使得其容易受到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这也证明执政党这四年取得的成效并没有经济结构上根本性的改变。

与此同时，总统还需要面对疫情时期的社会动荡问题，从疫情开始初期，谋杀，偷盗，抢劫和强奸女性这些事件屡屡见诸加纳的各种新闻网站，人们的不安全感逐渐增加。在我调查的深能安所固电厂，为了应对有可能出现的暴动，公司组织了一支十人组成的防暴队，配霰弹枪和盾牌，由特警出生的安保部部长每天晚上进行特训。

在疫情开始之后，加纳就关闭国境，切断了与周边国家包括布基纳法索、贝宁、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几内亚的海陆空边境，但是这些国家的难民总是有各种方式通过非法路线进出加纳。西非经济共同体区域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本来是常态，布基纳法索人经常会到加纳中部城市库马西、苏亚尼和塔其曼务工，边境关闭后，他们只能通过非常路线进入，6月1日和6月6日移民局逮捕了两批共18名非法入境的布基纳法索人。

这一方面给加纳本就脆弱的疫情控制增加了新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会增加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加纳前总统杰里·约翰·罗林斯（Jerry John Rawlings）就发文提示对加纳潜在的恐怖袭击的威胁是真实的，因为邻国科特迪瓦发生的恐怖袭击，以及布基纳法索近几年已经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中心，加纳军方和边境的公民必须对威胁保持警惕。

大选能否按时顺利进行？

根据加纳宪法的规定，加纳选举委员会（EC）原定于今年4月18号开始今年的选民登记，但是由于疫情影响，选民登记一再延期，直到六月中旬才确定于6月30号开始新的大规模选民登记。在2012年和2016年参选的9个政党和一名独立总统候选人中，以NPP为首的五个政党同意参与选民登记，以NDC为首的三个政党则仍然表示不确定，还有一个政党表示在等待选举委员会的详细计划以做决定。

反对党NDC指责选举委员会（EC）和国家身份认证局（NIA）设计手段，剥夺了约1100万加纳人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大选中投票的机会。他们认为选举委员会决定只使用加纳身份证和护照作为在该国登记为选民所需的唯一文件，这是阿库福-阿多政府为操纵即将举行的选举而精心策划的计划。而根据国家身份认证局的数据，在国家身份认证局登记记录的18岁及以上的约1730万人中，只有650万人持有加纳身份证。这意味着如果2020年大选的选民登记成为现实，将近1100万符合条件的选民将不得不通过繁琐的手续才有可能成为符合资格的选民，而许多人将无法通过所有手续获得选民登记资格。NPP则无视了反对党的指控，认为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些主张主要是因为该党担心，如果2020年选举在新选民登记册的情况下举行，该党将再次败北。

但是无论如何，当前的选民登记方案已经严重压缩了竞选时间。如果总统提名是在10月份完成，那么将进行5至6周的正式竞选活动。除了在16个地区纵横交错的后勤噩梦之外，竞选活动还必须争取时间进行关键的公众参与，听取候选人的宣言和政策建议。而这些活动很有可能会在COVID-19的持续威胁中进行，这无疑使情况更加复杂。

有可能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还可能导致选民的注册率异常低，现在开始注册意味着选民要冒着有可能感染COVID-19的环境下进行注册，从而给想要注册的公民带来恐惧感。在这种情况下，选举委员会决定进行注册，使公民在健康和投票权之间进行选择，这可能会引起法律问题，并导致进一步推迟。

在COVID-19发生之前，低投票率的风险已经成为问题。在2019年10月发布的加纳最近的第8轮选举调查中，有11％的受访者表示不打算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百分比。在2019年12月宪法修正案进行全民公投遭受失败时，包括中产阶级社交媒体圈，人们普遍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因为对当代加纳政党政治的极端党派性和二元性越来越感到沮丧，许多选民退出选举，不参与投票。

更低阶层的加纳人对政治参与的敏感度就更低了，安所固电厂的一个本地保安Prince说，他不会在今年的大选中投票，因为投哪个政党都改变不了什么，他们在执政后关注的是自己的钱包，而不是改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登记方式上的障碍、对于加纳政治体制的灰心以及担心有可能感染COVID-19，都在压低选民对参加投票的兴趣。异常低的投票人数有可能能够形成合法的选民登记册，但是可信度并不高，这也给选举带来了某些合法性上的问题。

2020年是非洲选举年，多哥、几内亚、布隆迪、马里、埃塞俄比亚、塞舌尔、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加纳、中非、尼日尔、索马里等13国将先后举行总统或议会选举。疫情无疑给非洲各国今年选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加纳两个政党互相指责和竞争当然都是为了选票，而2020年大选能不能如期举行还未知，但是另一个政党大会人民党（CPP）的一位元老Mr Robert Okyere Frimpong-Manso的一番话似乎更加让人们警醒：政治家们，不要把注意力从抗击COVID-19转移到选举上，否则人民死了就没人给你们投票了。

（作者张冲系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