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治理简史（1）：从水患之治到资源之利

文丨段棒棒（方塘智库黄河文化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

黄河安全事关黄河流域两岸百姓的幸福生活，黄河治理成为历朝历代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历史上有汉武帝亲赴一线指挥黄河堵口，有康熙帝亲自钻研水利理论进行水准测量，更有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投入到黄河治理的队伍中。谈及黄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跳不出利弊二字，而纵观黄河治理史，本质就是针对黄河实施的一系列趋利避害措施。

逻辑上讲，黄河治理有一个重心转变过程，而弄清这一转变过程对理解黄河文化在黄河流域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让我们翻看历史的画卷，走进那些治理黄河的历史人物，尝试梳理出黄河治理重心转变的历史脉络。

1、黄河治理重在水患防治

大秦帝国建立之前，黄河治理的初心和重心基本都是抵御黄河水患的侵扰，保障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由于生产条件所限，这一阶段的人们在与黄河的相处中，处于被动的惶恐依赖阶段，尚未能够主动开发利用黄河资源。

华夏治水人物首数女娲，据说她“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治水的结果是“淫水涸、冀州平”，治水取得了成功。女娲之后是以擅长治水闻名的共工，共工采用“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方法治水，即把高处的泥土、石块搬到河边低处修建土石堤埂抵挡洪水。由于共工擅长治水，被后世尊为水神，“共工”一词一度成为水利工程的官名。

共工之后部落联盟推举鲧负责治水，鲧继承以往经验仍采用筑土围子的方式治水，但由于洪水巨大且沿岸居民增多，最终导致治水失败。但鲧用堤埂把主要居住区和临近田地保护起来的方式，却形成了早期城市的雏形，由此看来，中国城市追根溯源还与黄河治理相关（对黄河边城市感兴趣的可阅读《黄河边的城市：中华文化历史变迁的容器和坐标》）。

大禹后来接替了父亲鲧的治水工作，主要采取“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的疏导方法，即疏通主干河道，导引漫溢出河床的洪水和渍水入海，由此治黄工作由消极堵塞转为积极疏导。大禹治水时由于实际操作需要而“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这些原始测量工具的发明推进了测量学的发展。

在我们看来，由于社会发展的落后，早期人们主要以抵御黄河流域的洪水为主，随着黄河沿岸居民人数的增多，居民生活部落的逐渐扩大，黄河决口引发的洪水危害也越来越大，以黄河局部视角治理洪水的堵塞方式渐渐失去了作用，于是人们不断地创造新型使用工具，开始从黄河宏观视角看待洪水治理，并摸索出疏导与固堤相结合的治水方式。

同时，由于黄河治理是大规模的集体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这也是我们研究黄河文化的重要视角之一（感兴趣的可阅读《被黄河塑造的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传统的地理和文化渊源》）。

2、黄河治理要在水利开发

防治黄河水患始终是黄河流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人们在确保黄河流域安全的前提下，开始尝试主动开发利用黄河资源，借以提高土地收入、方便物资运输，并实现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国家实力的增强。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以邻为壑，难以统一意见，对黄河进行大规模有效治理，再加上黄河治理本身就是一件劳民伤财的难事，许多国家对开发利用黄河资源都敬而远之，因此，韩国曾派奸细郑国以水工身份混入秦国，承担修建引泾灌区工程，妄图借此耗尽秦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其无暇征伐。

后来，秦国果然兴修水利10年而未完工，引得朝野上下一片议论纷纷，面对质疑，水工郑国亦坦言：“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由此可见，水工郑国虽为韩国派遣的细作，但技术出身的他经过10年兴修水利，亦难免心生大义，正如电影《英雄》中无名以社稷苍生为由，最终选择用刀把捅了秦王一样。

不过，面对宗室大臣的强烈要求，秦王嬴政终是对国内客卿下达了逐客令，而当时来秦想要一展宏图的楚国人李斯亦在此列，幸好李斯给秦王上了道《谏逐客书》，力陈此举的弊害，秦王看罢遂取消逐客令，并派人追回李斯，而引泾工程仍由水工郑国主持，这才有了后来滋润渭北大地的郑国渠。郑国渠修成后极大地提高了秦国的粮食产量，史书提及“于是关中沃野，无凶年”，而剑走偏锋的韩国在郑国渠通水后不几年便被秦国所灭，其他国家也在接下来10年间被并入秦国版图。

汉武帝除了对外抗击匈奴，开通西域外，还对内治理黄河、大兴水利、疏导漕运，是第一位亲临黄河治理一线的皇帝。元光三年，黄河在濮阳境内瓠子向南决口，滔滔洪水泛滥16郡，初时，汉武帝曾派人主持堵口，但因水势过大而失败，此时丞相田蚡接机进言，称江河决口是天意，不可用人力去堵塞，勉强堵塞了未必符合上天的意志，汉武帝听罢遂搁置了此事。后来汉武帝到山东封禅期间，亲眼目睹了水患的惨状，遂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背柴负土去堵塞决口。

黄河决口堵塞后，汉武帝做《瓠子歌》二首，参与堵口任务的司马迁受此感染，在《史记》中创设水利专篇《河渠书》记载此事。此外，为了开漕运以济军需，汉武帝任用一批长于治水的官员在关中地区、河套地区、河东地区兴修水利，取得了巨大成功，比如司马迁评价“关中之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其富，什居其六”。

东汉时期的王景治水颇有成效，其曾先后疏浚浚仪渠（汴渠的开封段），主持大修水运交通命脉汴渠和黄河堤防，并被汉明帝提拔为河堤谒者。王景治河工程取得了很大成功，汉明帝曾颁诏说：“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即王景治河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沿岸百姓得以重建家园。史料记载，王景治理后的黄河历经80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改道，决溢次数也不多，因而有王景治河千年无患之说。

唐末以后，黄河逐渐结束了东汉以来800年相对安流的局面，进入了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北宋京城处于黄河下游，一方面黄河安全直接影响到都城安危，另一方面官府每年需要从南方漕运数百万石粮食，而南粮北运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出于这些因素的考量，宋王朝对黄河治理十分重视。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在确保黄河安全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兴修水利，以充分开发北方存在的大面积荒地。

为此，王安石在官府内设置了“提举沿汴淤田司”，“都大提举淤田司”等部门领导大规模农田放淤行动，比如他鼓励引漳水改良洺州（今河北省永年县东）的盐碱地，并作诗《送宋中道捽洺州》：“余尝怜洺民，舄卤半不治。颇觉漳可引，但为谈者嗤，商议不同俗，功成人始思。夫子到官日，勿忘吾此诗。”

在王安石的大力推动下，淤田逐步在黄河、汴水、滹沱河、酿河等河流上展开，滋养了万亩良田。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短短几年中，在河北路的黄河、滹沱河沿岸，放淤改土的面积达4万顷以上，在京东、京西两路，沿汴放淤1.77万余顷，放淤结果是大量盐碱地变为美田。

在我们看来，秦汉之前的黄河治理基本是为了防治水患，秦汉之后黄河治理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由于物资运输、耕地改善等需求，黄河治理在单纯固堤疏导确保黄河流域安全的基础上，逐渐重视黄河资源的开发利用，国家通过实施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大规模放淤等一系列计划，有效满足了沿岸百姓的生活需求，实现了国家实力的大力提升。

而如今，交通工具的便利化和多样化弱化了黄河的漕运功能，尤其是在黄河泥沙量堆积较为严重的中下游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黄河流域近现代以来商业化发展的步伐。

我们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黄河水资源和泥沙资源在未来将有非常重要的可利用空间，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王亚华，毛恩慧，徐茂森.论黄河治理战略的历史变迁[J].环境保护,2020,48(Z1):28-32.

2、鲁枢元，陈先德.黄河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