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七十年，二十九军官兵在卢沟桥最后一次集结

1. 卢沟桥事变的历史印记

纵观历史长河，“七七事变”作为战争在某个阶段的爆发，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标记。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通过卢沟桥）

北平虽然于1937年7月底沦陷了，但人民的反抗斗争却从未停止过。二十九军是最先抵抗日军的中国军队之一。抵抗，是指在卢沟桥的作战。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二十九军（后改编成其他番号）官兵在抗战各个战场上一直前赴后继、英勇作战。宋哲元、赵登禹、佟麟阁和张自忠将军等二十九军抗日将领的故事家喻户晓、世代相传。

七十年过去了，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卢沟桥上见到亲历当年战争的二十九军官兵。

七十年过去了，在世的二十九军官兵本人最大的愿望也是重聚卢沟桥、面对历史长河！

二十九军老兵为什么想去呢？他们多数人一生甚至连一块纪念抗战胜利的徽章都没有。

人民群众为什么希望二十九军老兵们去卢沟桥亮相呢？他们认可曾经在抗日战争中为了国家的利益同侵华日军血战过的英雄们。

2007年是“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本人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中以抗战为主题写报告文学的人，专门邀请在中国大陆境内的，亲历七十年前“七七事变”的九位二十九军老兵重聚卢沟桥。在各界朋友的帮助之下，实在没有想到，这个梦想已经成为了现实！

2. 二十九军老兵时隔七十年重聚卢沟桥

老兵最早到北京卢沟桥饭店入住的是河南来的崔金品和赵金典。在河南摄影家张国通的带领下，这两家人共二十余口子，老的老、小的小，浩浩荡荡从河南项城出发了。因为是事隔七十年再没有到过北京，所以，他们老少四代人都来了！

根据张国通的感叹我才知道，在郑州火车站，由于老人走不动，所有的人都同意“放弃进京”了！但在火车站当人们听说七十年前的二十九军老兵去卢沟桥，都感到天方夜谭就展现在眼前了！不但史无前例，而且闻所未闻！所以，大家一路帮助、鼓励二十九军祖孙四代完成这一伟大的壮举。

在北京西客站，尹超和我去接站。尹超准备了三辆汽车。

我按照国威集团的安排，事先买好两把轮椅。

在站台上，问题接踵而至。九十岁的崔金品和八十八岁的赵金典老人的夫人，都过了九十岁！都是小脚！她们也是行动不便！难呀！一般人从西客站出站都气喘吁吁，更何况古稀老人。

我背了赵金典的老伴儿。她年龄九十，体重大概有只六十五斤。

（赵金典由尹超、张国通推着，笔者背着赵金典老伴儿出站）

更让我惊讶的是，我第二天早晨去看九十岁的崔金品和八十八岁的赵金典，发现赵金典一家（赵金典、老伴儿和六十七岁的儿子）居然不会使用卫生洁具！他们的粪便都在恭桶里留着！气味冲天。我告诉老赵一家，恭桶上有个按钮，只要是按一下，干净的水“哗”的一声冲洗，一切就都干净了。

老实巴交的赵金典是中国抗日战争参战军人的典型代表。他因为在七十年前没有给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跪下，而是选择拿起刀枪，所以他到今天都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赵金典说，七十年前他守卫颐和园，他所在的部队是二十九军手枪营，他们当时一人一把二十九军大片刀，一人一个德国产二十响驳壳枪。赵金典对我说，七十年来，他再没有来过北京。

赵金典的家属说：“从来没有进过城，上县里也只住一晚收三元钱的车马店。”

我了解到，七十年来，赵金典没有享受任何国家补贴，没有领到任何相关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章，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记者采访过他，地方政府的领导没有看过他一次，地方小学的学生们完全不知道他值得尊重，而在路边给他采一枝野花。今天，花前月下幸福的恋爱者，享受现代丰厚物质财富的人们，不用恐惧战火灾难的幸运人群，更不可能想起他，这个连卫生洁具都没有见过的二十九军老兵！

7月4日开始，老兵们陆续来北京卢沟桥饭店报到。

7月6日，我还和香港电视台主持人李家文一起，采访了从河南来的八十八岁的赵新立老人。赵新立老人没有领到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的纪念章，但是，他带来了他一生全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奖章，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帽徽和大尉军衔肩章。赵新立1935年参加二十九军，亲历“七七事变”相关军事战役。他在国民政府军当到上尉军衔的军官。1948年，他的部队起义以后，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一路当到大尉军官。

在香港电视台的镜头前，我和李家文记者轮流向他提问。

“今天，来了这么多位二十九军老兵，您作何感想？”她问。

八十八岁的赵新立老人，他说：“事隔七十年，经历枪林弹雨还能活到今天，不敢想。今天，我还能看见当年为了祖国浴血奋战的战友，心情激动，似乎年轻了几十岁。”

我问赵新立老人：“你当过国军的上尉军官，也当过共军的大尉军官，你自己认为当什么样的军官最光荣？”

我一边提问，一边把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他的大尉肩章给他戴上。

赵新立老人迟疑了一下，他回答：“国难当头，我打日本最光荣！”

（现年八十八岁当过原二十九军上尉军官、解放军大尉军官的赵新立）

九名二十九军老兵，最大的年龄九十四岁，最小的八十八岁。他们其中的一半人物我采访过，这次通过简单的接触，我最大的感受是：人生途径以知识划分。也就是知识，才能决定人生的命运，左右心路历程，大致在暗中操纵了人的一生。——拿赵新立举例，他在部队是军医，他所学习的知识就左右了他从“卢沟桥事变”以后七十年的人生道路，还有健康。

八十八岁的马步先、九十四岁的吴江平、八十八岁的沈甸之、九十三岁的孙敬生、八十八岁的李鸿斌是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文明之中。而九十岁的崔金品、八十八岁的赵金典享受着乡村最清洁的空气，迎接清晨最早的曙光，吃田地采摘的最新鲜的蔬菜、瓜果和粮食，沉浸在乡村最朴实的田园风光中。

只有八十八岁的张可宗，他两头儿都不沾，他左脚在城市，右脚在乡村，每月只有二百一十元的城市贫困人口补助款。

7月6日晚，我在卢沟桥饭店给二十九军老兵明天登卢沟桥彩排。

为了体现军人的风采，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敬礼都是少不了的。

在卢沟桥宾馆的大厅里，我招呼老兵们训练。事隔七十年，这些老人听到我的口令后仍然是精神为之一振，稍息、立正、敬礼是没有问题了。有问题的是报数，崔金品、赵金典都用拐棍，而且，他们的耳朵很聋。报数时只要报到他们那里，就要停下来。

彩排还有一个问题，我对二十九军老兵们说：“明天，境外媒体包括日本记者会来不少，他们一定会问关于战争的问题。”

二十九军老兵回答几乎一致：“我们亲历过残酷的战争，我们希望中日之间不再有战争。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子孙再拿起刀枪，走进战火纷飞的战场。当然，外国侵略者再闯入我们的土地烧杀抢掠，那就另当别论。”

七十年前的“七七事变”中，二十九军的血是为中华民族流的。

二十九军的爱国精神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并存。

3. “七七事变”百年时最有价值的照片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上空阴霾。从那一天起，中国就开始陷入战争的灾难中，炮声，枪声，士兵们血肉相拼的格斗声，声声震撼着无数母亲的心弦！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无数生灵涂炭！那时留下的照片满目疮痍，一片萧条景象。

2007年7月7日，阳光明媚，空气湿润，八百里华北平原碧绿尽收眼底，连风都是和平的，群鸟的歌唱都充满自由的喜悦，晴朗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亲历七十年前“七七事变”的二十九军老兵们在人流的簇拥下，现身卢沟桥了！

我把二十九军老兵集合在卢沟桥东端桥头。

我对二十九军老兵大声喊道：“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老兵们一个个挺胸抬头，目光坚定。老兵们表现的是一种热爱祖国的精神。

“七七事变”七十年纪念日当天，二十九军到卢沟桥的幸存老兵有：

八十八岁的李鸿斌，现居江苏南京。1936年年底参加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淮海战役时随部队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一员。

八十八岁的张可宗，现居重庆。1934年5月参加二十九军一三二师特务团工兵营。1949年6月，张可宗从国民党军队退役后辗转到重庆定居。

九十三岁的孙敬生，现居天津市河西区。1935年参加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七团机枪连，淮海战役中，随队伍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后来到天津市工作。

八十八岁的马步先，现居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十七岁时参加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七七事变”时曾在卢沟桥上与日寇展开激战。1949年脱离国民党军队，后在北京工作。

八十八岁的沈甸之，祖籍河南郾城，现居北京。1935年参加二十九军学兵连，后脱离二十九军，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夏县抗日游击队，1983年5月以副军职离休。

九十四岁的吴江平，祖籍山东，现居北京。1936年参加二十九军军训团特种兵三大队，1938年奔赴延安，解放后曾在国家体委等单位工作。

九十岁的崔金品，现居河南项城。1935年加入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特务团，淮海战役时随部队投诚起义，后因腿伤返乡务农。

八十八岁的赵金典，现居河南西平。1935年参加了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特务团，1944年回乡务农。

八十八岁的赵新立，现居住于河南许昌。1935年参加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二十八团，任军医。

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参加活动的二十九军老兵有：

九十岁的马玉槐，现居北京。1935年参加二十九军一○九旅二一七团，二十九军撤退平津后留在冀中地区抗战，后参加解放军，解放后在北京工作。

九十二岁的李昌，现在居住北京三里屯北八楼。1937年参加二十九军，在二十九军任军需官。

九十岁的魏国柱，现居河南郑州。1931年参加二十九军一三二师，曾任冯玉祥的警卫员、上尉军需官等职。

九十四岁的宋振恒，现居河南郑州。十四岁时进入开封通讯学校，后任二十九军军部通讯组组长、电视台台长等职。

八十八岁的王德修，现居河南商丘。1936年参加二十九军，曾任吉星文团长的警卫员。

八十四岁的陈岸锦，现居河南信阳。1936年参加二十九军，在三九四团任通信兵，解放战争时期返乡。

九十一岁的降金宝，现居张家口怀安县才沟堡镇三街。降先生身体健康，现在还可以骑车。降先生是原二十九军骑兵师的骑兵，“七七事变”时还在永定河旁挖过战壕。

八十九岁的李明喜，现居河南沈丘县。十八岁时参加二十九军，解放战争时期时返乡。

九十三岁的霍双印，现居美国。“七七事变”时在二十九军是中尉军官，在台湾退役时是中将军衔。现在美国成立有“霍双印基金会”，专门资助中国国内的教育事业和抗战历史的研究。

九十三岁，黑龙江鹤岗市的王景曦先生，“七七事变”时是二十九军少尉。解放战争时期他的部队起义，解放以后，他在鹤岗市某小学当领导。

九十二岁，北京丰台军队某干休所里的容相颐，“七七事变”时在二十九军已经是中尉军官。以后，参加八路军。解放以后一直在部队工作，军衔曾经是少将。

由于镜头里不能出现我，所以我在一边拢起双手，向二十九军老兵们大声喊道：“向，在抗日战争中，为了祖国而牺牲的军人们，——敬礼！”

二十九军老兵们在一百多镜头前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向祖国、人民、历史敬礼！

（人民把鲜花献给七十年前在卢沟桥同日军作战的二十九军老兵们）

我安排二十九军老兵讲话。首先，是八十八岁的沈甸之发言。他拿出自己七十年前作的诗，激动地朗诵了起来：“民族兴旺的命运，正担在我们的肩上，挥舞二十九军的大刀，冲杀到侵略者面前！报了民族仇，偿了我的愿，死有何憾，死有何怨！”

沈甸之是知识分子，1935年他参加二十九军时是学生。1937年，他亲历“七七事变”的相关战争。1938年他去了延安，朱德的军队又送他去苏联莫斯科学习。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实行军衔制时他就是上校军衔。现在，他还是北京空军某部的顾问。

第二名讲话的是九十四岁的吴江平，他把佟麟阁将军的儿子佟兵先生介绍给大家。

第三名讲话的是八十八岁的张可宗老人。他先向前迈出一大步，庄严地向大家敬礼。他说：“外国侵略者还入侵中国的话，我还要用我的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的祖国。”

我两年前去重庆采访张可宗，他回忆：1937年，他十七岁，在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七七事变”那天，大雨。他腹部中弹，右臂又被子弹穿过。部队医生用枪刺刨开他的腹部的枪眼，用镊子夹住子弹头取出。幸亏是遥远飞来的流弹，否则，会有更大的杀伤力。用缝衣服的线缝合后，外面依旧下着大雨。腹部缠上裹腿用的布带，在大雨里接着行军。一边走，一边流血。直到现在，张可宗仍然是最健康的二十九军老兵之一。但是，他每月只能领取重庆市贫困人口的补助金二百一十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二十九军老兵们正逐渐离开人世。记录他们的故事，正是与时间赛跑。

九十七岁的邯郸二十九军老兵韩立才不久前刚刚谢世。九十一岁的牡丹江军区副司令，独腿二十九军老兵王世江，在病榻上看完我写的发表在人民网日本版上的采访报道后，说了两个字：“很好。”两周后谢世。

八十八岁的独腿老兵付锡庆曾经是二十九军机枪手。“七七事变”，他在大红门不幸身中日军机枪五弹，爬回北平市区，截肢。解放后，他一直在天津扫大街。我对他的采访发表后，天津电视台特别邀请付锡庆和我做了一期访谈节目。不久，英雄付锡庆在贫困之中谢世。

我去拜访过天津二十九军九十一岁老兵冯义田先生。解放后，他一直在天津种田。也就是“七七事变”七十周年来临的初春里，他在没有煤火的寒冷的屋里谢世了！

4. 二十九军老兵在战争故地的最后一次集结

七十年前的“七七事变”在抗日战争中，也许还算不上是什么大战役。但是，二十九军官兵在“七七事变”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人的决心。而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布的训令，更是名垂史册：“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007年7月7日，时隔七十载，在卢沟桥上，我在众人的鼎力相助下，集合二十九军官兵在卢沟桥上进行最后一次集结。

我向耳背的老兵们高声呐喊：“稍息——！立正——！报数——！”

老兵们在各国媒体前挺直胸膛，大声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然后，老兵们逐一自我介绍。在历史面前，他们声若铜钟，掷地有声。历史，就是历史。历史虽然有时是为时政需要而打扮的小姑娘，但历史也是最无情的记录者。

本篇选摘自《亲历“九一八”》，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方军执着地追赶访采访亲历抗战的“最后一批人”，多年来笔耕不辍，博客访问量已达千万之巨。其文章文笔犀利、感情充沛、图文并茂，广受网友追捧，诸多网友因读了他的采访而落泪。

除将关注目光投于抗战中共产党老兵之外，方军还将目光和笔墨着重在那些长期以来被媒体和大众忽略的国民党老兵身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同样用热血灌溉中华大地，为了保卫家国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他们一生的崎岖坎坷，同样渴望您的聆听！

本书中的英雄人物：

他们曾亲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

他们曾是飞虎队飞行员、军统机要局译电员、随军军医……

他们曾与金日成并肩抗战、从活埋坑里死里逃生……

作者简介：

方军，1954年生于北京。1970年在首钢当铆工。1973年参军，并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担任日本记者助手，继到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工作。1990年在北京某报社任记者。1991年后赴日本留学，曾在日本两所大学学习社会学和经济统计学。

1997年3月回国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同年12月出版《我认识的鬼子兵》，之后在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并出版了《最后的军统老兵》《最后的抗战老兵》等多部图书。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