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我不喝茶就讲不好英文”——印象中的吴以义先生

【栏前语】

记得是数年前，我把一位当代法国哲学家为其著作的中译本所撰写的序言，还有我自己追忆在吉林大学哲学系求学经历的一篇文字，一起投寄给沪上的一家哲学杂志，刊物的主编给我回信说：“其实我更喜欢你自己的那篇文字，虽然我们中国人一般不习惯于议论活人”。

于情于理，我们都不应该把这种“不议论活人”的“传统”归之于自由主义对于公私领域的“僵硬”区分，因为很显然，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日常诲谕似乎更能解释上述这种现象。但是事实上，无论是浸润于广义自由主义精神和文化中的英法小品文传统，还是中国古代品藻人物的流风余韵，都提供了“不议论活人”之外的另类选项。就此而言，努力恢复和接续这种传统，就不但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更是一种有当下指向的文本试验。至于这种实践本该具有的振拔提撕士林风气的作用，则实非区区所敢在此引颈而望者也。

因了个人交游和见识的局囿，虽然“默默”“经营”有年，我的此类实验肯定不无可议之处，甚或大有其改进空间，尽管如此，知我罪我，一任诸君——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2007年去普林斯顿访问之前，我并不知有吴以义先生其人，是一位亦师亦友的可敬的准前辈把我介绍给他的；在认识吴以义先生之前，我并不知有《科学文化评论》这本杂志，是在一次聊天中，以义先生起身取出这份他定期收到的杂志，并送了几册给我翻阅。我现在找不出这些杂志了，虽然我当时未必能够甚至肯定不会把它们带回国，但人的记忆有时候很奇怪，我竟完全想不起把它们遗落在哪里了，正如那时从普大学生活动中心淘到的赫希曼的小书《跨越边界》也神秘地不知所终了。

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脑海中纽瓦克机场上空的夕阳也早已淡漠了，只依稀记得是以义先生把我从机场载到了普镇上事先联系好的房东家里。从那以后，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异国他乡生活就开始了。

以义先生对我最大的指点是让我在纽约找到了Strand，那可谓我那次访问的“主战场”；还在普镇上请我共餐时告诉我在那个Shopping Mall中有一家我后来擅自命名的“半元书店”，那可谓我淘书经历中最神奇的一页——不过这些都已经约略记述在我的访书记中了。

坐车从普镇到纽约很方便，当天逛书店来回也全无问题。但有一天，以义先生忽然邀我去他家，说是第二天我可以搭他的车进城，逛完书店再搭他的书回普镇。让我印象很深的是，那天晚上我睡在他的书房，书房里有些西方名著，记得他对我说，你要什么书就拿走好了，当然我并没有拿他的书。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吃完他做的早餐后，天还未亮我们就上车出发了。原来他和一位同事拼车，中间还要稍绕道去接他的同事一起走。不料半途下起雪来，而他的同事住在一个崎岖的山谷中。一路上，以义先生都很紧张，雪雾中他的神色，还有我们三个人在车内偶尔用沪语做交谈，这些都让我至今难忘。后来以义先生告诉我，他的同事的先生手握好几项专利，可以靠专利生活，所以能遗世独立地过活。

以义先生是当代科学史大家，可惜我于此是外行，可谓当面错过。但他的智慧处处呈现，让我在闲聊中也很受益。我们曾聊到余英时先生，以义先生无保留地对我发表了他对余先生的印象，以及特殊时期在普林斯顿的“功业”，这些一时无法言其详。有一次，我在进城借住的哥大公寓遇到一位南方报系的记者，告诉我他与余先生聊了几天几夜。我听了既意外又羡慕，就对以义先生说了这事儿，他几乎头也未抬，淡然曰：余先生退休在家，有的是时间啊！又有一次，我和他谈到对华人读经活动的观感，以义先生听了吐槽，那和“文革”时工厂里面读“毛选”一模一样啊！

我私下以为，某种意义上，以义先生有点儿“怀才不遇”——这也有机运关系：他从普大博士毕业时，适逢历史事变，回国的路断了；后来蹉跎到纽约华美协进社上班。用他自嘲的话来说，奔走衣食而已。他给我讲过一个职场段子：他的美国上司不喜欢他喝茶，说是茶水容易打湿文件；似乎是被逼急了，以义先生就说：我不喝茶就讲不好英文，你是希望我讲不好英文，还是希望我喝茶？他的上司大概是既震慑于中国智慧，又震慑于中国茶，只好回说，那你还是喝茶吧！听完这个段子，我当场就把口中的茶水给咽了下去。

严格来说，我当然够不上和以义先生谈论学问。不过有一次，因为The Common Mind翻译中的一个问题，我曾经请教过他，记得他给了一个极雅致的答案；又有一次，我把在普大期间“唯二”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为“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丛刊”所撰写的序言“从西化到化西”发送给了他，他并未置一词。后来交谈中，我渐渐了解到他其实是一个亨廷顿意义上的文明冲突论者，至少对于中西文明之所谓融通抱极大的怀疑和悲观的态度。有一次，当他又一次开始阐发他的观点时，就先瞥了我一眼，说：应奇当然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

以义先生后来曾在复旦短期任教，他写信给我，从同事夏洞奇那里听到我的名字，但我那时忙乱，遗憾未能去沪上谒见他；是前年吧，他又来复旦，当年把我介绍给他的那位前辈做东，也邀我为陪宾，记得那次我专程从诸暨赶到上海，见到以义先生和在普大时没少照顾我的他的夫人陈介芳女士，我的内心既温暖又感动。我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更不好意思送给他我的访书记，就只好带了点儿诸暨土特产过去。他回到美国后还专程写信来表示感谢。

以义先生是一个老派的人物，精通古代典籍，尤精于中国科技史，义山诗烂熟于胸；以义先生又是一个现代的人，精研牛顿哥白尼和库恩。但我从未见过一个像以义先生那样把传统与现代集于一身，既让我有亲近感又令我有敬畏感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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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