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频道的人⑤｜钱佳楠：身为局外人，能看到美国梦掩盖着什么

85后作家钱佳楠出生、成长于上海。据她说，自己不喜欢学校，却偏偏擅长应试与学术。佳楠的履历闪现着“学霸”的光辉：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短暂留学，后赴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获得艺术硕士。近期，钱佳楠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即将转攻南加州大学的文学与创作博士。她从上海出发，足迹遍及伦敦、爱荷华、圣路易斯、洛杉矶。

凭借辗转上海、伦敦、洛杉矶等地相似的经历，我想在这位文学新秀的身上找到几缕可以互相对照的线索来回答这些问题：为何我们要“放弃”上海？我们的“迁移”足迹是否总是指向心中的梦想？

对话钱佳楠

当下，她身处美国，但“美国梦”一词却在不断展现其脆弱的一面。佳楠如是说：“你或许不信，我是个很现实的人——我没有梦想，我也清楚很多东西只是梦。我的生活方式并非心无旁骛，这种（坚持纯文学创作）生活里面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就是我未来要如何照顾我的父母，所以我总是先解决经济的基本层面。”

“很多人说我‘有勇气’，大概是指不留恋物质生活。比如我在上海有不错的工作，我必须辞职，重新做个穷学生。我从小家境清寒，不太在乎吃穿，我所做的选择一直是我认为对的事情。四年前，离开上海来爱荷华，那是因为我明白自己的写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我必须看到更广阔的生活，接到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橄榄枝是我的荣幸。而南加州大学的文学与创作博士是目前全美该领域最好的博士项目，我最钦佩的作家比如阮清越、玛吉·纳尔逊（Maggie Nelson）等都在那里任教。我这样做谈不上什么勇气，只是接受机遇和挑战。”

85后作家钱佳楠。  本文图片除特别说明外均由钱佳楠提供

最近，佳楠正为在洛杉矶找房而头疼，关于“梦想”也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洛杉矶非常贵，贵到我必须放弃一些基本的生活需求。于是我想，大城市，尤其是美国的大城市，物价这么高，治安情况堪忧，人心相对复杂，为什么年轻人还要涌过去？美国的法律体制（指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层面）腐败严重，各种社会问题频发，为什么全世界的年轻人还是会被‘美国梦’吸引？”

佳楠说，“写作的人，理应生活在哪里都无所谓——康德的生活就是理想的，每天像钟摆一样工作和思考，外界的人觉得他的生活无趣、呆板、一成不变，但他却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由驰骋。但是，我相信多数人受不了这种十年如一日的生活，或许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精神力量不足，需要不断寻找外界的刺激和灵感。大城市与小城相比，有着造梦的能力，它兜售一种幻觉，让身处其中的人觉得自己是某个宏大工程的一部分，他们把这种幻觉视作希望，但它也可能只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所说的，是‘让我们分心的事物，阻隔我们通往真正的自由。’”

对于佳楠来说，前几年离开都市对她的启发很大。在爱荷华时，有一回，她需要扫描一幅画作，于是先去了一家艺术用品商店，发现需要花费十美元，店员见她面有难色，便善意地小声建议她去公共图书馆，在那里可以免费使用最好的扫描仪。来到图书馆，工作人员热情地帮助佳楠开通会员，随后带她进入数码实验室，还告诉她在实验室开放期间可以随时使用。这段经历令佳楠感到，虽然当代生活似乎趋于同质化，人文学科呈现边缘化，可一旦离开商业环境，会发现世界很大——“都市其实是闭塞的。我没有觉得我放弃了什么，反而收获了很多。”

钱佳楠的手绘作品：《盘古银行》 。

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后，佳楠不得不取消了许多旅行计划，令她一度感到抑郁。但对于原本就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写作和阅读上的她来说，适应“新常态”的生活倒也不是难事。

这段时间，佳楠常与美国的作家探讨疫情的影响，不久前，她采访乔纳森·弗兰岑（美国小说家，Jonathan Franzen）时，对方提到，疫情期间，人们比以往愈加体会到自己所处社区的价值，而这正应了中国人常说的：远亲不如近邻。佳楠也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让社区继续运转的是在地的超市及邻里的互相帮助。

“我在疫情期间去了一趟芝加哥，回来后就进行了两周的居家隔离，我的同学和邻居知道后，几乎天天有人上门，送自己做的面包、甜点、食物。此外，我还有社工学院的同学在组织扶助当地小微企业的活动，包括募集善款，联系法务和帮助他们进行线上商务活动等等。”

面对种族歧视事件，亚裔也应当站出来

钱佳楠在圣路易斯参加游行时拍摄的照片。

“我把自己视作这个社区的一环，所以最近我在圣路易斯参加了反种族歧视的游行。我在这次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中了解到，美国长久存在的体制性种族问题。在美国，如果白人警察出了这种事，最惯常的解决方法是让他们去城市的郊区受审，城郊多为中产阶层白人居民，他们很容易遇到全白人的陪审团，最后得到轻判甚至无罪释放。这样令人震怒的种族歧视问题在美国从来没有解决过，或许因为是局外人，我看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晰。”

佳楠描述，当天近万的游行群众中，以白人和非裔居多。跟随游行队伍经过市中心时，她望见一座大楼的窗户里，四五个非裔小孩向她挥手致意，而其他窗口也不断有人鼓掌，吹肥皂泡，为游行群众打气。“我希望自己是为社会公义发声的人，而且希望自己的亚裔面孔出现在游行之中，让大家看到，亚裔留学生不是旁观者。”佳楠说。

钱佳楠在圣路易斯参加游行时拍摄的照片。

对于网络上一些关于“亚裔和非裔谁更受歧视，谁更需要维权”的争议，佳楠如此认为：“亚裔受歧视最深层的原因还是这个体制性的种族问题从来没有解决。拿美国举例，虽然我们说美国讲求多文化、多种族并存，但实质上一说‘美国人’，大家脑海中显现的图景还是美国白人，也就是说：非白人通常被排除在这个定义之外。那么一旦发生任何负面事件，政府就可以寻找少数族裔移民作为替罪羊。所以我认为，有任何涉及种族事件的抗议爆发，不同族裔都应当发声，因为弗洛伊德事件不仅是非裔族群的事件，也关乎亚裔和所有族群。”

佳楠很钦佩在南加大任教的美籍越南裔作家阮清越，他的长篇小说《同情者》于2016年获普利策奖，该小说讲述了一个潜伏于南越的北越间谍，逃难至美国的移民故事。阮清越在4岁时跟随家人来到美国，从难民到知名作家、大学教授，再到公共知识分子。在他身上，佳楠看到了作家介入公共议题的使命感。“作为局外人，作为少数族裔，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更丰富的层面，我们不会被简单化的美国梦蛊惑，我们知道美国梦这套话语之下掩盖了什么，所以这种使命感在我看来体现为——如何揭示被遮掩的部分？如何面对社会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于即将启程前往洛杉矶，佳楠似乎没有流露出多少对于这座城市的期待。她坦言，自己对洛杉矶没有好感。“这座城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它多元，但是它的种族隔离情况很严重；它在最初建造时，希望破除一个市中心的概念，让每个社区成为中心，再用高架连起来，但是因为大家都不走路，而是开车，社区与社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很少。或许我内心是个‘纽约客’，我觉得纽约那种无论你是谁，你都要在脏兮兮的地铁里和别人挤在一起的时刻很重要，有种同舟共济的意思，无论我们是谁，我们在地铁上都是‘纽约客’，但洛杉矶没有这样的感觉。”

站在张爱玲故居楼顶瞭望洛杉矶市中心。  朱晓闻 摄

我在洛杉矶时，曾去拜访张爱玲在好莱坞的一处故居，和她生前的邻居聊天，最后爬上楼顶天台，眺望不远处的好莱坞标志，想象她曾经在那里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来说，这些跨越时空的平行线索，好似将不同年代的人融入同一个社区，我们只需切换频道，就可以与对方交流；尽管这是我浪漫化的想象，可有时，这种想象比日常生活显得更为真实。

我不禁想到，正如开车的人和步行的人所感受到的洛杉矶截然不同，通过不同人的视角看世界，才会有助于我们减少对约定俗成和刻板印象的认知惰性，尤其在世界形式瞬息万变之刻——换一个环境，譬如从都市到乡野；或是换一个角度，譬如从当下到历史——我们都有可能发现，现实并不会比新闻报道更糟糕，而真正的希望永远不在于大环境的自动变好，而是我们每个人在其中如何真正地思考，具体地行动。

自认没有梦想的人只是较早地看清了现实的严酷，他们往往比沉浸于梦想的人更善于付诸实践，这就好比一个梦想家总在幻想突然发现理想国，“融入进”向往的社区中，而一个实践者却总在与现实默默地交涉、打磨，最终“塑造出”令自己更具归属感的社区。

关于往后的生活，佳楠说：“我希望可以多写点东西，多赚点钱。希望洛杉矶的作家社群能够带给我很多启示。我总是在寻找某个故事，某个有趣的人物，某个有典故的地方，而后在写作中‘忘我’。这大概就是我的理想图景了，不断有值得写的东西，不断书写，希望写出来的东西有人读。”

 （作者朱晓闻系艺术家、写作者，现居德国柏林。她的个人网站是www.zhuxiaowen.com，微信公众号为Salvia_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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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道的人”专栏聚焦疫情之下，一群具有跨文化、跨界生活方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