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试验：当人们陷入绝望时，总想放宽道德标准

原创 GlobalMD 全球医生组织 来自专辑新冠病毒全球疫情广角报道|专辑

恐怖的事实“疫苗人体试验”

“疫苗挑战试验”将招募3万健康成年志愿者参加。然而，这项“挑战试验”和威洛布鲁克肝炎疫苗的”挑战试验“引发了同样的伦理问题：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让少数人冒健康风险、甚至生命，真的有必要或者是正确选择吗?

我们对新冠肺炎仍然没有十分把握的治疗方法或者安全有效的治疗药物。

此事不能不让人们再次回想起伦理学家凯伦·列巴克兹所说的“当人们陷入绝望时，总想放宽道德标准。”

让我们一起从更深层的人文伦理和社会道德层面看看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的举措和潜在获益吧。

60年前，一所名叫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在智障儿童身上进行了一项鲜为人知的肝炎疫苗“挑战试验”，读者可以对比一下新冠病毒疫苗“挑战试验”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

尼娜·盖伦10岁时参加了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之一的人体肝炎疫苗试验。

尼娜患有严重自闭症，她的母亲麦考特女士当时正在寻找一家机构可以特殊照顾女儿。

50多年后的今天，麦考特回忆说“自己当时无比绝望，她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因为她一直在努力应对所有的事情。"

麦考特最终选定了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这是一所在纽约斯塔顿岛上收治严重发育障碍儿童和成人之家。

为了让尼娜获得有限的医疗资源，麦考特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决定，同意让女儿成为肝炎疫苗试验参与者。麦考特说她没有其他选择了，试过很多机构，也试过不同安排，但最终都没成功，只好接受现实了。

尼娜成为了50多名5到10岁智障儿童中的一员。他们都是在克鲁格曼医生照料下生活和治疗。克鲁格曼博士是位受人尊敬的儿科医生，他想确定是否存在多种肝炎病毒株，以及是否能够研发预防肝炎病毒疾病的疫苗。

乙肝疫苗的故事

在全世界范围，病毒性肝炎疾病每年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克鲁格曼医生和他的同事贾尔斯博士在威洛布鲁克当地居民身上正在试验一种预防这种病毒感染的试验性疫苗。

1955年至1970年期间，为了研究儿童对肝炎病毒的免疫力，研究人员给参加疫苗临床试验的孩子们注射了肝炎病毒！或让他们喝下混合感染儿童粪便的巧克力牛奶。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肝炎疾病是全世界最致命的疾病之一，临床症状包括发烧、肝损伤和皮肤黄染等。这些也是希波克拉底早在公元前5世纪记录下来的疾病症状。

现在，我们已知有多种病毒性肝炎(包括甲型、乙型或丙型肝炎等)，但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只知道一种肝病，当时被称为"流行性黄疸"。

在二战期间，美国医学界急需研发一种至关重要的疫苗。当时肝炎疫情造成了5万多名士兵丧命或失去了健康。为防治这种肝病，美军卫生部们成立了肝病流行病专委会，主抓肝炎疫苗项目。

肝炎疫苗试验的丑闻学校

曾经在美军航空兵担任飞行外科医生的克鲁格曼博士向军方专委会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计划研发一种肝炎病毒疫苗，并且给出了开展临床试验的完美地点——威洛布鲁克学校。

当时的威洛布鲁克地区人满为患，疾病泛滥。在儿童身上进行疫苗试验这在当地也不算什么稀罕的事儿。

事实上，用儿童验证疫苗的做法可追溯到疫苗鼻祖爱德华·詹纳那里。18世纪末，他在一位8岁男孩身上开创性地进行了第一例天花疫苗试验。

威洛布鲁克学校开展的肝炎疫苗试验成为了“挑战试验”。之所以称之为“挑战”，是因为人体被有意安排感染已知病毒，直接挑战试验性疫苗，然后观察是否能保护参与者被感染而患病。

克鲁格曼的儿子理查德博士回忆说“父亲相信自己是在帮助孩子们避免肝炎疫情。认为在为传染病研究做贡献（理查德博士是科罗拉多州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也是美国反对虐待和忽视儿童问题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

毫无疑问，克鲁格曼医生的临床研究加速了肝炎疫苗研发，这一点是肯定的。

随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出了新冠病毒疫苗“挑战试验”，这一争论再次被揭开并且升温，健康人参与病毒疫苗试验的伦理问题又成为了焦点。

许多政界人士、医学伦理专家和医生并不以为然，而且支持这种做法，即向健康志愿者注射试验性疫苗，然后故意让他们接触SARS-CoV-2病毒，看看是否能有预防病毒感染效果。

虽然疫苗挑战试验是在健康成年志愿者中进行，但新冠病毒疫苗"挑战试验"和威洛布鲁克学校肝炎疫苗“挑战试验”引发了同样的伦理争议：

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让少数人冒生命风险，真的有必要或者说是正确选择吗?

威洛布鲁克学校被描述为“比在动物园里关动物的笼子更不舒服和令人难受”

威洛布鲁克学校始建于1947，原计划容纳4000人。多年来，居住在这里的特殊儿童和成人超过6000人。疾病和虐待随处可见，许多“居民”在这里死于未经治疗的疾病和虐待致死。

克鲁格曼医生于1955年来到位于斯塔顿岛上的威洛布鲁克校区，巨大的U型砖结构学校建筑被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环抱着。首次来这里参观的游客都会被这里的风景和温馨环境所吸引。然而，威洛布鲁克学校却是一场噩梦。

1965年，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突然访问了威洛布鲁克学校，他亲眼看到了震惊的事实。后来他在国会作证时称该所学校简直是一个“毒蛇窝”，那些关在威洛布鲁克学校里的特殊病人没有任何“自由”。

当克鲁格曼医生准备开展肝炎疫苗试验时，他们利用威洛布鲁克学校的优美环境和医疗条件招募新的家庭参加。当时的威洛布鲁克镇并没有好名声，但仍有很多严重残障儿童的家庭认为这是他们唯一选择。

克鲁格曼医生向包括尼娜·盖伦在内的几位家长提供了入校机会：如果他们的孩子自愿参加疫苗试验，就可以进入威洛布鲁克学校，还让孩子们住进更新、更干净、有更多员工的研究型病房。

尼娜的母亲，麦考特女生称确实迫于无奈，她得不到任何帮助，这是她唯一可能的机会。

克鲁格曼医生还告诉家长们，肝炎在威洛布鲁克学校已经流行了，他们的孩子有最好的机会接种预防感染的疫苗。

麦考特女士记得有人还告诉她，如果她女儿参加试验，就可以得到肝炎“解药”。当她询问为什么不在动物身上做疫苗试验时，她被告知说“使用动物太贵了”。

克鲁格曼医生明白让智障儿童感染一种可能致命病毒的后果，但他觉得这是值得冒的风险。1958年，他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描述了在威洛布鲁克学校向儿童感染肝炎病毒并非是轻率之举。

他在文章中说“威洛布鲁克校区的孩子们接种的肝炎病毒毒株引起疾病并不严重，许多孩子会被感染的，况且从人体试验中获得的知识有益于其他更多的人。他还强调”这项研究获得了纽约州卫生部和军医办公室流行病学委员会的批准”。

儿科医生奥菲特认为“给孩子们接种一种可能杀死他们的传染病病毒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

克鲁格曼医生的人体试验是建立在此前研究基础上，即向儿童注射肝炎康复患者的抗体可预防感染。

此次新冠疫情期间也在尝试这种治疗方法——血清抗体疗法，即应用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的血浆治疗其他感染患者。

人体试验还包括通过喂食巧克力牛奶混合物使受试儿童感染病毒。医生们希望了解孩子们出现肝炎症状需要多少时间，等他们恢复后，再向他们注射病毒。这些试验为了测试从肝炎中康复的儿童能否保持免疫力，或者他们可能再次被感染。

关于上述人体试验结果，克鲁格曼医生都在权威医学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包括《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和《JAMA》。从第一次发表论文之后，医学界就此引起了巨大争论。

1966年，著名的医学伦理学家亨利·比彻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伦理与临床研究”的评论，列举了威洛布鲁克学校肝炎疫苗人体试验是一项不符合伦理的案例，呼吁"没有权利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冒险伤害任何其他人”。

五年后，《柳叶刀》编委会为发表克鲁格曼医生的论文而公开道歉，但也争辩说“克鲁格曼医生一直抱有一种希望，就是有朝一日可以预防病毒性肝炎。但这种良好愿望并不能证明向不会直接受益的儿童感染病毒是合理的。”

史坦顿岛学院的档案和特殊收藏信件

不良行径：威洛布鲁克学校常常以进行肝炎研究作为接收孩子的条件

克鲁格曼医生说“他因此受到了许多不了解真实背景的人的抨击，甚至卷入了当时的“政治纠纷”。但是，克鲁格曼医生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一样多。

纽约州参议员西摩·塞勒最初是"肝炎疫苗挑战试验”的严厉批评者，后来也改口称克鲁格曼医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任主编弗朗茨·英格芬格博士也表示支持这项疫苗人体试验。

费城儿童医院疫苗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指出：除了发现甲型和乙型肝炎病毒株，克鲁格曼医生的试验实际上加快了乙型肝炎疫苗的成功研发。但他也认为给孩子们接种致命性病毒是不正当行径。

1972年，纽约电视台的一位记者溜进了学校，目睹了学校里惨不忍睹的状况。虽然事情过去40年了，该位记者现在说起来还忍不住流泪。因为当时的情景太可怕了，那些残疾孩子们一丝不挂，身上沾满自己的粪便，还有用头撞墙... ... 与战时的“集中营”无异。

后来，纽约电视台对威洛布鲁克学校的事件进行了披露，又通过一项联邦法律来保护那里的孩子们。

如果威洛布鲁克学校是针对残疾儿童、监狱囚犯、精神病院和少数族裔社区的弱势群体诱惑他们参加医学研究试验，那么，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绝对是一个“引爆点”。

耐人寻味的是，克鲁格曼医生因为他在威洛布鲁克学校开展的肝炎疫苗研究工作而获得了嘉奖，后来他又当选为美国儿科协会主席。

1974年，美国通过了《国家研究法案》，旨在保护人体试验参与者的权益和安全。其中要求成立独立的伦理监查机构，即保护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参与者的联邦伦理委员会。

医学伦理学家凯伦·列巴克兹教授，也是该委员会最初专家成员之一，他认为“如果没有威洛布鲁克学校儿童肝炎疫苗试验，塔斯基吉黑人梅毒试验以及其他几个案例，可能永远不会成立这个受试者保护权益的独立监查委员会。

1979年，该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贝尔蒙特报告》，这是指导现代医学人体试验的伦理原则和指南。《国家研究法案》还规定了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s)的职责，IRB必须认真审议和评估人体参与试验的伦理和潜在获益，该法案一直被沿用至今(仍在不断完善和修改)。

除了伦理争议，新冠病毒疫苗"挑战试验"与威洛布鲁克肝炎疫苗试验还有一最大纠结：“这类试验可能完全没有必要，应当有更好的方法验证其安全有效性。”

克鲁格曼医生因为加快了肝炎疫苗研发而备受赞誉。20世纪60年代末，紧随其后的其他科学家，包括巴鲁克·布隆伯格博士独立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1969年，布隆伯格博士与欧文·米尔曼博士一起提交了第一个肝炎疫苗专利。

布隆伯格博士的研究是通过抽取血液样本，检测感染的儿童和成人肝功能等，该突出性研究让布隆伯格博士荣获了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伦理学教授凯伦·列巴克兹指出“每当人们陷入绝望的时候，总是想放宽道德标准”。或许这不是选择，而是需求。

美国新冠病毒疫苗计划被称为“压缩速度计划”

现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中心生物伦理部主任克里斯汀·格雷迪教授认为“要正确设计一项人体试验，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思想。“挑战试验”是否加快了研发，有待商榷”。

克鲁格曼医生在威洛布鲁克学校进行的备受争议的疫苗试验，只是他辉煌职业生涯的开始。后来，他就任著名的纽约大学医学院儿科主任，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撰写了一本儿科传染病经典教科书。他还获得了诺奖风向标“拉斯克医学奖，并协助开发了风疹和麻疹疫苗。

可以说，克鲁格曼医生的学术成就距离摘取诺奖“桂冠”仅一步之遥了。

他的一生都为自己在威洛布鲁克学校所做的人体试验辩护。在1986年，他说“此时此刻，我和当初一样坚信我所做的人体试验是合乎道德和正当的。” 克鲁格曼医生于1995年去世了。

时至今日，许多医学伦理学家把威洛布鲁克学校的人体试验作为不公正的反面教案时，总有人持相反意见并认为克鲁格曼医生的研究目的是了解这种病毒疾病。在某些方面今天看起来不那么合规，也很难获得批准，但那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1987年，威洛布鲁克学校被关闭了，在那里曾经做过的试验至今也没有“非黑即白”的结论。医界也不希望把克鲁格曼医生钉在“耻辱架”上。庆幸的是虽然乙肝仍是全球范围的传染病，但是现在有有效疫苗了，以后也不需要再这样做了。

最新消息，原计划7月9日启动新冠疫苗III期“挑战试验”（Morderna疫苗）被突然叫停暂缓。Morderna和NIH-NIAID有关负责人均未给出原因或何时启动。是一波三折，还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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