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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访谈 | 牛犇：演戏不能离开生活也不要粉饰生活

2020-07-06 07:0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陈宏生活周刊来自专辑上海访谈

牛犇

牛犇（原名张学景），1935年出生于天津，上影演员剧团著名演员，中国影协第五届理事。

1945年，参演首部电影《圣城记》踏入电影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演《龙须沟》《牧马人》《聊斋志异》《平凡的世界》《一步之遥》等数十部电影电视剧。上世纪80年代，他还响应上影厂号召，转型去做电视剧导演，创作了《蛙女》等多部商业电视剧作品。

1982年，牛犇因在影片《牧马人》中生动地扮演牧民郭蹁子，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1997年，凭借《夫唱妻和》，获第2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1999年，凭借《媳妇你当家》，获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2017年，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将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一辈子都在演配角”的牛犇。

2018年，他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2018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写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作表率。

牛犇演了一辈子配角，360行的小人物，他演牧民像牧民，演理发师像理发师，演镇长就像镇长，管虎导演由衷赞他“演了很多小人物，却都演得不简单”。

演得再不简单，他还是一直把自己当配角、小人物，即使声名鹊起了、奖项加身了，他对待工作的态度，仍然是敬业得让人唏嘘：差点掉进黄河淹死，从驴背上栽倒直接休克，骨折了还因为担心耽搁剧组进度跟导演说“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这些谦虚、谨慎、踏实、勤奋的品格，他说是传承自老一辈表演艺术家们。如今，他自己成为了“老一辈表演艺术家”，也有意识地想把这种精神向年轻人传承下去，参加综艺《我们的师父》录制时，他对来的“小鲜肉”们说“你们就在我这边打个地铺挤一挤吧”。他不肯倚老卖老，85岁出门拍戏都是自己打车去高铁站不用助理，但他让年轻人打地铺，是想告诉他们需要传承的道理：“我们搞文艺的，不能离开生活，也不要去粉饰生活。”这就是牛犇简单的演员职业观：人间烟火，柴米油盐。

本期焦点人物牛犇

青年报记者陈宏

我从未觉得演电影有什么了不起

生活周刊：您今年已经85岁高龄了，牛犇这个名字成了几代人的记忆，我就还记得小时候看您演的《聊斋》的场景。不过您的原名张学景，这个名字还有人叫吗？

牛犇：家里人知道，也不怎么叫了。牛犇这个名字，是演《圣城记》里“小牛子”的时候，演员谢添帮我取的。他是我入行的领路人。

生活周刊：确实您从影时间太长了，您11岁就开始参演电影《圣城记》，至今已经70多年了。用现在的话说，您是“童星”出身。

牛犇：我记得是1945年拍的，那时候大概10周岁、11虚岁吧。什么童星不童星的，我从来不愿意这么说。可能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比较早地跨入了这一个“界”，得到了很多老一辈人的影响和直接的教诲。

生活周刊：现在人都觉得去拍电影很厉害，您当时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吗？

牛犇：拍电影我从来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我6岁时父母去世，后来跟我哥哥住在中电三厂宿舍，院子里住的都是演员。我小时候没看过电影，我还记得第一次看电影，是露天的，花5分钱还是多少钱，坐在大木头箱子上，像看望远镜一样看的电影。那个时候放映师放电影要靠摇的，光是靠太阳光，他还要随时调整对着太阳的方向，那个光打在胶片上播给人看。这个片子很短的，循环的，那是最早的光影。

生活周刊：您1949年拍完《龙须沟》之后，去了上影厂，那时候上影厂巨星荟萃，跟他们一起工作，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牛犇：现在演员越来越特殊了，特殊到最后变成了脱离群众，不是把精力放在了努力表演上，这个我觉得是现在的年轻人要警惕的。我们那个时候，演员在生活上并没有什么例外和特殊。

我们经常要出去下生活，采风是无时无刻的，要么到工厂，要么到农村。我那时候还是年轻人，都是自己准备行李、搬行李，比如要有油布、有枕头，甚至有一年四季的衣服，因为我们去下生活，经常不是一天两天、十天半个月，而是一去就几个月——有很多工人干的活儿，我们要帮助干。

我们那个时候转场是一辆大卡车，演员的行李、工作人员的行李都搁在车上，司机驾驶室只有一个座位，他要带家属，或者放我们最贵重的器材。人是在后面摆三排凳子，两边的靠边坐，中间一排面对面坐。年轻演员、身强力壮的，一般都会坐在最外面一排，方便下来帮忙拿行李。那时候路上一开灰尘大，下车之后跟现在女孩弄面膜似的，只看到两个眼睛了，满脸都是灰。很有名的演员，也都不会在这些方面有特殊要求。

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我们拍电影《海魂》（记者注：1957年电影，讲述国民党一艘军舰起义的故事）的时候，不要说主演赵丹了，包括年轻一代的高博、康泰他们，都是观众很熟悉的演员，用现在的话来说，有些人都把他们视为“梦中人”的，但他们在群众面前一点架子都没有。戏是文化部拍的，国防部给了很多支持。有很多战士来配合拍戏，走的时候，大家要拍合影，我们的演员包括赵丹，都没有说固定在一个地方招手让人家来，而是自己主动走来走去，一会儿在炮台上跟人合影，一会儿在驾驶室合影，大家都是打成一片的，没有所谓的架子。

我没有上过专业的表演院校，除了自己去体验生活琢磨演技，其余的就是老一辈的演员言传身教，我把他们当作榜样，认认真真跟他们学。

生活周刊：据说您现在以85岁的高龄出门拍戏，还不带助理，什么都自己来？

牛犇：老一辈的演员们都是这么做的，我没觉得有什么必要。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剧组给我买好高铁票，告诉我几点在哪儿接我进组，我就自己打个出租车去高铁站，自己检票走进去找到位置，这不是很方便吗？我饿了可以自己吃，渴了自己带水喝，都很方便，也可以自己走路，为什么要让人来？等我真的需要人照顾了，那我就不出去工作了，我就在家里头，我现在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做。演了一辈子，习惯了。

我自己有房子，还装修了，但我没回去住过。这两年都住在这个亲和源迎丰老年公寓。我很喜欢这儿，喝水、吃饭、洗澡，都是几步就到了，很方便。前些时候有个综艺节目，安排四个“小鲜肉”来找我拜师。他们平时的生活都是很讲究的，但我说，要来，就顺着我，就跟我这儿打个地铺睡吧，他们都很好，都打地铺睡的。其实，我就是想表达一个观点：我们搞文艺的，不能离开生活，也不要去粉饰生活，就过自己真实的生活就好。

赵丹告诉我什么才是演员

生活周刊：您这一辈子，基本上都是演配角，演小人物，从凭借《牧马人》中牧民郭蹁子的角色拿第三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到如今金鸡奖将终身成就奖颁给您。这好像就是您这个时代的演员的特点，一直很踏实地把电影当成职业。

您合作过那么多名演员、名导演，谁对您影响比较大？谢晋导演就一直和您合作。

牛犇：受到很多前辈影响。谢晋导演和我，两个人在艺术上一直有沟通。

现在经常有人跟我说：“还是你们那个年代的电影看完有印象，现在好像经常是看完电影就忘了。”其实，那时候电影人很纯粹，没有把电影当成一个成名、赚钱的手段。

像我刚才说的赵丹拍《海魂》时拍照片的故事。那个时候，拍完了，为了感谢战士们，剧组给大家一人送一本笔记本，里面有一些是剧照，也有一些是分别时拍的合影。这个笔记本我一直放在身边，几十年，前几年搬家找不到了。我一直翻这个笔记本，想起赵丹他们那个时候跟大家合影的故事。

生活周刊：您在上影演员剧团的同事王景春也曾经说，赵丹老师是他的人生坐标。

牛犇：我跟赵丹平时相处得就很好。这么多年来，我有一件事特别遗憾，就是赵丹去世前说，好像还没见到牛犇。

我那个时候在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剧组，我准备当天赶到北京去，但是谢晋当时不让我走，因为正好有一场重头戏——我负责辅导演员表演，扮演女主角冯晴岚的女演员是从一个小剧团来的，不是专业电影演员，她需要演出女主角收到恋人绝交信时的那种感觉，要从心里头发抖的感觉，但她的表演是比较传统戏曲的那种手发抖。

她这个戏一直出不来，怎么做都不自然，过不了这一关，谢晋就叫我一直留着让她学会这个动作并最后表演出来。所以，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生活周刊：我能够理解这种生离死别的遗憾。赵丹为什么这么看重您呢？

牛犇：他也不是看重我。他的戏我很喜欢，我的戏，他也经常会做一些具体的指导、点评。他看青年演员的戏，非常投入、非常认真，他会衷心地给青年演员点赞。我有一个戏，他算是第一个受感动的观众。他就是这样子的前辈。他对我来说，亦师亦友，也是知音。

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不仅仅是表演，还有做人的准则。他对我们青年演员，都是业务上的交流，演得好演得认真，他就认可你，能跟着你一起进戏。我至今还记得，我曾经因为厂里评级没给我评的事情，有点不开心，他就跟我说：“这个你计较什么啦？观众看你的戏，绝对不会因为你是几级的演员，演几级的戏，他们要求你哪怕是8级的演员，演1级的戏才行。”

生活周刊：所以您演戏才会那么拼，什么都自己上，受伤也在所不惜？

牛犇：我是真没觉得自己拼，因为那就是工作，是我们演员应该完成的任务。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作品那么亲切，有生活？因为我们从老一辈那里学来的，就是要认认真真去体会角色。

你像我身上受过几次伤，甚至差点送了命，现在说起来，所有的补偿，还没有现在崴了个脚、胳膊或者断个指头的赔偿多，那个时候几乎没有赔偿。我受伤了，还会觉得是耽误了工作。

生活周刊：我看到过一个报道，说您60岁拍《风吹风铃》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失误，你骑驴时一头栽下来，当场休克，后来您还去跟导演说“对不起，我给您添麻烦了”。为什么要这么说？

牛犇：这是我苏醒了之后说的话。我当时休克了，醒来之后想的是人家摄制组要因为我耽误时间了。我记得还有一次，二月天在黄河拍戏，我头天就掉黄河里了，差点给吞没了，离死亡很近。

现在，身上很多伤了，很多地方的骨头都断过。你看这两个膝盖，这里已经凹进去了，这个纪念就留下了，也没觉得什么。记得当时拍戏，有一块地方受伤化脓了，都烂了，我就拿自来水冲，把烂肉冲掉。

生活周刊：对演员来说，这些伤就是军功章了。习总书记给您的回信，也盛赞您对待艺术的精神。这么多伤，您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不值得过？

牛犇：习总书记给我回了那封信，比什么都重要。我工作的时候，也没想着要一块军功章、要一个表扬什么的，其实受伤的肯定也不是我一个人。你看那些在国际上获奖的，像杂技演员，他们练出来一招，是那么容易的？很多都是不要命地在练，但可能最后严重受伤，都不能上台了。

张艺谋导演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原本安排的舞蹈演员，受伤了，残废了，艺术生涯也就断了，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她？大家都只记得B角。所以，每个事业都不容易，我们上天的火箭，是那么容易造出来的吗？所以，我们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什么。怎么把工作做好，那才是天经地义的。

生活周刊：到了您这里，好像也从来不肯以老艺术家自居，有人曾说，您见到陈道明，两个人相互鞠躬。上影厂70周年时，我看到大家都给您鞠躬，您也是忙不迭回礼。不会觉得自己是老前辈了，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吗？

牛犇：这么多年下来，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我心里头敬佩的人，他们都是人民心目中喜欢的演员。我们这一行，年龄不是问题，老了是必然的，但是如果你去倚老卖老，别人不买账也挺尴尬的是吧？这就是一个职业，你无非就是比人家早进了几天门，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观察生活磨演技，

让我拥有了真实的生活

生活周刊：刚才来老年公寓，经过大堂时，我发现经理很有心，将您获得的那么多奖杯放在视频里。演几十年的配角，金鸡奖把终身成就奖颁给您，除了艺德，自然也包括了演技。

管虎导演曾评价您“演了很多小人物和配角，但都演得不简单”。您自己也说，您并非科班出身，所以这些演技是怎么磨出来的呢？

牛犇：奖杯是人家对你的肯定吧。其实我们这个职业，你演得好不好，就是观众对你的评价，看你演得真不真。我们很多好的演员，不在于他表演怎么出众，在于他认真。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悟性，你能悟到多少，就能演出多少。

我特别愿意观察生活。给你讲个笑话，我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差点没吹了，就是因为我出去一趟，站那儿看人家生活——我们过去锅子用坏了不会扔，会换个底继续用，我就看那个。我老伴儿在旁边站了半天，不耐烦自己走了。所以我到现在，都会焊洋铁壶，还会锡焊桶，那个锡是热的，得知道怎么焊才能平滑。

我还学了理发。因为我要演一个理发师。我一开始给人理发，是我自己花钱的，我说“谁来让我给你们理个发，我给一毛钱”；到后来是他们给我两毛钱，我才给他们剃个头，就是我已经“成精”了！我现在从来都不在外面理发，都是自己理，包括那些自己看不见的地方，我都能理好。

理发要怎么演才真呢？首先剪刀的那个声音得对，嚓嚓嚓，你得真的会，它才能出这个声音。剪刀后头有个把儿，使劲的时候，只能下面这个动，上头那个是不能动的，否则头发要滑掉了。表演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才能演得像。

所以我会的东西其实很多，包括我的小孩，在他们还不知道衣服要追求美的时候，衣服鞋子都是我自己做的。以前电灯泡钨丝断了，我也会修，等通电的那一瞬间把它甩接起来，让两根丝碰到一起，它又可以用很久。

现在，这些技能当然都可能用不上了，但我学了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拥有了一个生活。

生活周刊：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么琢磨，会累吗？

牛犇：老一辈儿人讲，生活到处都有，就看你有没有观察。就像演一个农民扛着锄头，也是有讲究的，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的地方，他的胳膊不需要使劲去摁着锄头，不费力。你重心不对，就会很费劲。

任何东西你想去研究，你要给自己提出问题，“它为什么这样”，然后你才能研究出来。作为演员，我们就应该成为一个有心的人，你要懂生活。当一个导演提出来有这么一场戏，要你把它表演得完美，这应该是演员的责任。

生活周刊：在表演上，也会有过不去的坎儿吗？也会有遗憾的地方吗？

牛犇：太多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次在香港拍戏，我要从一个山坡上倒下去，要体现一个失重的状态。其实那是个布景，高度离地也就一米多点儿不到两米，底下一群工人拿着帆布在等着接我。但我拍了半天，人都几乎失去知觉了，就是找不到失重的感觉，因为我不敢，本能恐惧。后来他们没办法，趁我不注意突然偷偷抽掉了垫着的石头，我一下子惨叫着掉了下去，他们拍了。

所以，对表演来说，这一辈子，遗憾的事情太多了。现在很多看起来容易的事，我们当时都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去逾越这一步。

生活周刊：您对自己的表演，要求太高了，所以您在张艺谋导演的《活着》中扮演镇长，尽管是个配角，是个小人物，却至今都让人印象深刻。

牛犇：我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导演给我个角色，我就尽量把他给演好。导演中间给我们讲戏时，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导演很有为，很优秀，他当时对我们有要求，才使得我们留下了一部优秀的影片吧。演这个角色，我从服装从细节上都会做一番设计的，特别是戏里要用的道具，尽量让它合适一点、真实一点。

生活周刊：听说您有一个习惯，看剧本不过夜，就是说您第二天要演的戏，剧本前一天一定要过掉？

牛犇：好像是啊。说到这个，我有点难过。有一部电视剧我要演清朝的一个太监，我就想学太监的声音，发声方式。我在念词的时候，跟我老伴儿说“你别睡觉了，跟我对对词儿吧”。结果后来我一度拿腔拿调说话，她都烦了。她现在去世了，这是我唯一让她帮我对词儿的戏。

回忆起这个，其实就是说，作为一名演员，他需要起码先把外部模仿完了，再去进入内心、揣摩角色。演员要成功，一般都是这么个道理。

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

要向时代学习

生活周刊：无论是艺德还是演技，您其实影响的年轻人不少。有让您比较欣赏的年轻演员吗？

牛犇：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真棒，我想给他们点赞。还以普通的吃饭戏来举例吧，关于吃饭，大家都说赵本山吃大葱的戏、陈佩斯吃面条的戏好，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在重现真实的生活。有些演员夹一根萝卜丝放嘴里，能叫半天，还夹给这个夹给那个，自己不吃，让观众感觉他不是要吃饭的，这就特别假。大家要吃饭，肯定是饿了，这里面就有生活。

我最近因为疫情在家看了一些戏，有一个戏叫《安家》。里面一位一线女演员很有名，观众也都很喜欢，我看她一场吃面条的戏，狼吞虎咽就是很饿了。她的表现就让我很钦佩，因为她真的能让观众感受到真实。我们对戏真实的评价，就是观众能身临其境。

生活周刊：确实，当下有好的年轻演员，也有一些年轻演员比较浮躁。您怎么看？

牛犇：我现在年纪到了，有更多的时间去非常冷静地看我过去走过的路，也非常冷静地看我们未来应该走的路。

中国的电影起步不算晚，在1895年电影诞生后10年，中国就也有了自己的电影产业。我很羡慕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处在一个好的时代，比我们那个时候都要好。他们现在当然也有不足，但总体来看，他们很有激情，而且能把自己的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观众说现在的电影看完容易忘掉，我也经常在想这是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我知道，这其实是所有行当都会面临的问题——这个时代永远在前进，我们的电影我们的演员，应该是在表现一个时代，表现这个时代的人，让表演永远去追赶这个时代、追赶这个时代的人民，表演者才不会被时代所抛弃。我们要把这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告诉世界，这是这一代人应该有的责任。

现在的年轻演员，有很多发挥的空间。比如这次疫情，我在家里天天看新闻，经常被很多忘我的年轻医务工作者感动得泪流满面，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去前线工作。将来我们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好好表现他们，而如果你自己没有这种精神，你可能就演不出来。

我们的年轻演员，需要向生活学习，向时代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