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即自助：基督教的顽强生命力从哪里来？

原创 读嘉出品 读嘉

文/苏则（原创）

这是 读嘉 的第 178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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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有君士坦丁之梦，还是先有基督教的影响力？

不论是无神论者、泛神论者，还是一神教信徒，都不能不承认的是：基督教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仍然以各种形式持续到今天。但是，基督教在其发展之初，还是一个源出近东的地方性宗教，它未来在西方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呢？

一些人把基督教的崛起归因于罗马帝国后期定基督教为国教的政策，或者是著名的君士坦丁之梦（Constantine's Dream）。君士坦丁之梦的典故，最初源于基督教早期史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265年-339年）的记录。在他著作的《君士坦丁传》中，尤西比乌斯声称，罗马帝国第五十七任皇帝君士坦丁一世（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us，274年－337年，在位时期为306年至337年）曾经对他“发誓确证”过一段神奇的经历：那是公元312年10月的某一日，当时，君士坦丁正准备在罗马城北的米尔维安大桥和竞争对手马克森提乌斯展开一场决战——

大约在正午时分，日头即将由东边转向西边，他（君士坦丁）说他亲眼看到，在搁置着太阳的天空上，有一个十字架形状的饰物从亮光中生成，饰物上附有一组文字——“借此克敌”（By this conquer）。他以及他所指挥的和正在赶赴某次战役的士兵，对于该景象都感到非常惊讶。他们一起见证了这个神迹。

见此奇迹，君士坦丁便“质问自己：这一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直至深夜。在他睡着之后，上帝的基督带着中午时天空中所显现的饰物出现在他的面前，敦促他为自己制作一套天空中所显现的饰物的副本，利用它来作为防范敌人进攻的庇护物。”

这就是著名的君士坦丁之梦，君士坦丁一觉醒来，便按照梦中的式样打造了饰物用于他的军队之中，并且取得了大战的胜利。按照尤西比乌斯的说法，君士坦丁由此成为了虔诚的基督教徒，并且成为了罗马帝国传统异教（相对基督教而言）的毁灭者，颁布一系列法令支持基督教、打击异教，奠定了基督教的地位。尤西比乌斯赞颂说：

“在罗马诸帝当中，只有他用极度的虔诚荣耀了万有的君主上帝；只有他向所有人公开赞颂基督之道；只有他破天荒地第一次尊崇他的教会；只有他消灭了一切多神教的错误，揭穿了每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肯定地说，只有他，在世时和死后均被认为配得上获得任何其他人——包括希腊人和野蛮人，甚至古代罗马人——都无法获得的荣誉，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从创世起讫我们的时代为止从来没有被记载过。”①

作为一个神学故事，“君士坦丁之梦”虽然颇为动人，但是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尤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传》并不足够可信。君士坦丁一世确实通过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并发还了先前帝国从基督教会抄没的教产，但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停止了罗马帝国长期对基督教的迫害，基督教士通过君士坦丁的法令得到的一些免税、免除兵役的特权，其他罗马宗教的祭司们很早就已经得到了。

君士坦丁并没有像尤西比乌斯一厢情愿地描述的那样独尊基督教、毁灭异教。终君士坦丁一生，基督教并没有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君士坦丁本人到临终前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在位期间，他长期坚持奉行罗马旧教的各种仪式，他所发行的货币上，往往铸有古典希腊-罗马神灵的图像和象征，他的宫廷中也仍然存在大量异教学者和哲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君士坦丁也没有破坏传统的罗马异教神庙。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记录的一条史料很典型地体现了君士坦丁两头下注的宗教政策，在同一年间，他一面下令实行基督教的礼拜日大休假制度，一面却命令定期实施传统异教支持的肠卜祭祀活动。②

无敌者索尔（Sol Invictus），罗马传统异教神祇。在做了那个著名的“君士坦丁之梦”，打赢米尔维安大桥之战后，君士坦丁仍然积极地向此神灵祭祀。

但不管“君士坦丁之梦”是否是历史事实，有一点我们还是可以肯定的：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是实用主义驱动的。即使是在“君士坦丁之梦”的神奇叙事中，君士坦丁也是为了克敌制胜的理由，才求取基督教的庇护。君士坦丁从他的新政策中获得了实质性优势。通过结束对基督教的迫害，君士坦丁获得了基督徒臣民的支持。

对当时的帝国领袖来说，继续压制基督徒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曾一度和君士坦丁并驾齐驱，并且一同签署了《米兰敕令》的罗马东部奥古斯都李锡尼（Licinius，263年－325年，当时的罗马帝国处于四帝共治时代，两位最高级的领导人或正帝任职为奥古斯都，两位次级领导人或副帝任职为凯撒）就曾尝试摆脱基督教的影响。李锡尼恢复多神崇拜传统，驱逐基督教徒，最终却导致他统治下的相当一部分人口在未来的争战中转而投奔君士坦丁，成为其覆亡的一大因素③。

凡此种种，无不暗示我们，早在君士坦丁“做梦”之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影响力。君士坦丁大帝本人就不是从无到有，突然对基督教产生好感的，他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合法化确实大大促进了基督教在罗马世界的普及，例如根据埃及（当时是罗马帝国行省）莎（suō）草纸的记录，带有强烈基督教色彩的名字在公元280年还介于10%-15%之间，而到了君士坦丁逝世之后（337年）就增加到了50%，但要知道当时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还是非法宗教，所以10%-15%的比例也是非常惊人的。在公元230年的泰姆布雷斯河上游流域，更有大约有20%的人口在墓碑上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到君士坦丁尚未上台的三世纪末，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80%之多④。在这种情境下，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合法化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顺水推舟之举。

基督教的生命力，也并不完全是来自于罗马帝国的支持，很明白的史实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罗马帝国曾经长期压迫基督教，而基督教并没有毁灭；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基督教依然长期地存续着。克里斯·威克姆曾在《罗马帝国的遗产》中指出：

“基督教的机构体系并不依附于帝国的行政系统，更关键的是其经费也完全靠自筹，这种独立性使它在罗马帝国5世纪的分裂解体过程中幸免于难，并且事实上成为存续到中世纪早期的各种罗马机构中变化最小的那一个。”

既然基督教的生命力并不主要源于帝国的支持，那么这个曾经的近东乡村小教派由弱而强的强势崛起就更令人好奇了。美国学者杰弗斯曾说：“早期基督教吸引人的一个方面是它如何快速而又彻底地从乡村跨越到城邦。基督教从原先巴勒斯坦乡间目不识丁的小民所信的一个地区宗教，摇身一变而成为罗马帝国诸城中较有学识的人们所持有的信仰。”⑤

我们今天就来探索一下早期基督教的兴盛之谜。

二、早期基督教：“非法宗教”如何在罗马帝国生存

要了解早期基督教的崛起之路，首先不能绕过这样一个问题：从公元64年罗马暴君尼禄（Nero，37年－68年，54年－68年在位）公开迫害基督教，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正式为基督教解禁，在这二百五十年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都是一个“非法宗教”，饱受帝国官方的压制和打击（事实上在君士坦丁之后，帝国仍然时有大规模打击基督教的做法），那么在这样的残酷环境下，早期基督教是如何存续下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帝国为什么迫害基督教。最早有文献记录的迫害行为，按照塔西佗《编年史》的说法，源于一次非常偶然的事件。公元 64 年，一场空前严重的大火降临罗马，在罗马城一共十四个市区中，有三个市区完全被烧成白地，七个市区烧剩一些断瓦残垣，四个市区完全毁灭。当时有不少人怀疑这场火灾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放的——因为此公不但在火灾期间好整以暇地弹琴唱歌、登台表演，而且不久就利用大火造成的废墟，为自己着手建造新宫殿。这种“污蔑”皇帝的“谣言”当然引起了尼禄的不满。于是，塔西佗记录说：

因此尼禄为了辟谣，便找到了这样一类人作为替身的罪犯，用各种残酷之极的手段惩罚他们，这些人都因作恶多端而受到憎恶，群众则把这些人称为基督徒……起初，尼禄把那些自己承认为基督徒的人都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又有大量的人被判了罪，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放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他们在临死时还遭到讪笑：他们被披上了野兽的皮，然后被狗撕裂而死；或是他们被钉上十字架，而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就被点着当作黑夜照明的灯火……尽管基督徒的罪行完全当得起这种极其残酷的惩罚，但他们依旧引起了人们的怜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不是为着国家的利益，而是牺牲于一个人的残暴手段之下的。⑥

圣彼得之死。按照尤西比乌斯《教会史》的说法，圣彼得和圣保罗都死于尼禄的这场迫害。

从这段记录中我们可以解读出的是：第一，尼禄对基督教的迫害虽然无理而残酷，但还是比较偶然的，只不过永不犯错的罗马皇帝有锅要甩，而这口黑锅正好甩到了基督教徒的头上；第二，从塔西佗对基督教徒并无具体来由但显然极不友善的态度可以看出，尼禄之所以要把锅甩给基督教徒，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公元64年的基督教徒在罗马社会中还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异类的存在，甩锅给基督教徒，比较迎合罗马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因为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和行为模式和多数罗马人不同，因此即使没有什么具体罪行，在罗马民众眼中也往往是“作恶多端”，理应受到惩罚的。早期基督教受到的攻击，有相当一部分源于这种无知造成的偏见。早期基督教著名神学家、哲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150年－230年）在《护教篇》中这样描述罗马人对基督教徒的偏见：

“人们指控我们这些邪恶的怪物举行着一种神圣的仪式，杀害小孩子并将他们吃掉，然后在灯火熄灭后举行乱伦活动……这是经常提出来对我们进行控告的，而你们（罗马帝国的法官们）并不肯费心去弄清一直对我们指控之事的真相。”

这种对于异教徒“杀婴”、“乱伦”之类的污名化，到近现代仍然并不少见。

清代周汉《谨遵圣谕辟邪全图》和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就曾用类似的方式攻击基督教。

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初，罗马帝国及其民众虽然时常迫害基督教徒，但其做法大致还是局部和偶然的。帝国系统化地打击基督教，应该从3世纪中叶的德西乌斯（Decius）皇帝开始，而这种打击和帝国加强对民众和社会的控制的意图紧密相连。德西乌斯在公元250年1月发布了一道敕命，要求所有帝国居民都要在某一天“为了帝国的安全”在地方治安官面前对罗马传统神灵公开献祭，并且用专门的证明书记录和证明⑦。很显然，这其实是罗马帝国的大规模宗教审查和表忠运动。

而基督教的原则是不做偶像崇拜，不拜他神。德尔图良在《护教篇》中澄清了很多罗马人对基督教徒的误解，但在罗马人对基督徒的指控中，有一条被德尔图良自豪地承认了：罗马人指责基督徒：“你们不敬神明”、“而且也不向皇帝献祭”，德尔图良干脆地回应说——“是的，我们不为别人献祭，其原因是由于我们也不为自己献祭”。基督徒的这种态度招致了遍及帝国的大规模迫害，时任教皇法比盎（Sanctus Fabianus PP.；约200年－250年）就因此而死。

这次迫害的动因实际上是，罗马皇帝试图在宗教信仰方面控制社会和臣民，而基督教徒则试图维护自身信仰的独立性，这两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此之后，著名的戴克里先大迫害也遵循着类似的逻辑。戴克里先（Diocletianus，244年－312年，284年-305年在位）是一个试图把统治权和神权集聚于一身的罗马皇帝，又是他开展了罗马帝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根据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记述，戴克里先命令彻底拆毁帝国所有各省的基督教教堂，凡是敢于为了宗教崇拜的目的秘密集会的均应处以死刑，并要求主教和长老把所有的圣书都交付地方行政长官并全部焚毁。而支持这种迫害的人们的理由则是：“只要容许一批自行其是的人民在各行省的心腹地带生存和壮大，那帝国解放的光荣事业就不能算已经完成。基督教徒既然否认罗马的神灵和制度，实际已经自成一个独特的共和国。”

戴克里先

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说明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迫害实质上正是帝国集权和社会团体捍卫自由之争在宗教领域的显示。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早在公元二世纪初期，罗马卑斯尼亚（Bithynia）行省长官小普林尼致信当时的罗马皇帝图拉真（Traianus，53年－117年，98年－117年期间在位），顺便转述了当地基督徒的自我辩解。这些基督徒声称他们是良民，不欺骗，不偷窃，不背信弃义，平时的聚会也无非是赞美上帝和分享食物而已，并不违反皇帝严禁政治集会的禁令，而图拉真的回信则是：“如果人们因为共同的目的集会，不管我们给予他们什么名称，也不管基于什么理由，不久他们将变成政治俱乐部。”⑧

在罗马帝国集权意图和社会团体自由之间存在必然冲突的时候，早期基督教如何生存下来？

答案是，他们灵活地利用罗马帝国的合法团体作为外壳来保护自己。

其中一种重要的外壳是安葬协会，这是罗马帝国允许存在的民间社团之一。这种团体由一群想要为自己寻求体面葬礼的穷人们（如被释奴隶或奴隶）自发组建，通过集资和义务送殡的方式为成员提供体面的葬礼。而这种社团存在定期集会和每月一次的晚宴，给成员提供了有效的社会交往。基督教会在三世纪是以安葬协会的名义正式进行组织的，德尔图良就用这个理由为基督教团辩护——既然基督教会已经作为一个合法安葬社团组织起来，就有权利和资格进行聚会，因此，基督徒就不应该受到逼迫。⑨

多米蒂拉墓窟（Catacombe di Domitilla）是早期基督教团具备安葬协会性质的一个实证。多米蒂拉是一世纪贵族，因为和基督教的联系遭到帝国迫害，她允许家中的基督徒用她的土地来安葬死人。

另一种早期基督教团使用的合法外壳是私人家庭。家庭结构对基督教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这一点我们通过基督教至今还在使用的术语就可以看出：兄弟姊妹（基督教徒之间的称谓）、母教会（Mother church 或 matrice，将基督教教会或者教区主要教堂或描述为养育和保护信徒的母亲）、天父（God the Father，指上帝）……《新约》中记录了大量以家庭为主要环境的教会生活，美国学者杰弗斯对此有颇为详尽的概括：

教会生活正如新约所描述的那样是发生在家庭里。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们聚集在一间“楼房”（见《新约·使徒行传》1：13，下同），也就是在同一间“屋子”（徒2：2）里，马提亚取代犹大被补选成为使徒，之后，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了。当彼得从监牢里被放出来时，他往约翰马可的母亲马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徒12：12）……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聚集在不同家庭里（徒2：46），他们在那里聆听使徒的教训（徒2：42）。有些信徒将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交给使徒，使徒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徒4：34-35）。在扫罗（即使徒保罗）悔改之前，他“挨家挨户”搜捕男女信徒，把他们关进牢里（徒8：3）。作为归信者和宣教士，保罗在大马士革城犹大的家里受到款待（徒9：10-12，17），他分别在帖撒罗尼迦的耶孙家里（徒17：5），在以弗所城的各人的家里（徒20：17-20）以及特罗亚的另一户家里（徒20：5-8），在凯撒利亚的腓利家里（徒21：8），在耶路撒冷的拿孙家里（徒21：15-17）都受到热情接待……很显然，家庭是初期教会生活的一个主要环境。作为一个便利场所其重要性远远超过那些仅是简单用来聚会之地。初期基督徒运动的基本单元是在家庭里聚会。一个教会可能围绕着以家族构成的家庭为核心而逐渐形成。⑩

Family Worship, Jean-Baptiste Greuze

很显然，在这些外壳的保护下，除非罗马帝国有着类似红色高棉这样直抵家庭的监控能力，或者已经把罗马民众训练出可以随意出卖父母妻儿的伟大觉悟，否则，把基督教从民间社会连根拔起就是难以做到的。

早期基督教抗击帝国压迫的另一大优势是他们对殉道者（martyrs）的尊崇和支持。早期基督教的殉道精神是非基督教徒们也为之吃惊的。古代著名医学家盖伦（Galen）就曾这样评价这些早期基督教徒：“他们对死亡的蔑视（及其后果）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许多早期的社会学家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宗教狂热。但罗马帝国宗教众多，基督教特别突出的殉道精神仍然有其特殊的原因。

早期基督教殉道者并不是单方面的牺牲，纯粹单方面的牺牲是难以持续的。一些史料证明了早期基督教教众对殉道者的大力支持。著名殉道者，安条克的圣依纳（Ignatius of Antioch，约公元一世纪初殉道）在他被押往罗马受刑的途中，得到了各地教会的隆重接待，基督徒蜂拥而至与他相见并向他致敬。基督徒们也纷纷来到监狱，向罗马官方关押的许多其他殉道者施以食物、敬意和服务。《圣安当的一生》（The Life of Antony）记载，在公元311年的最后一次基督教迫害中，一些基督徒在埃及被捕，被带到亚历山大里亚，包括安当在内的教士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离开了他们的居所，前往亚历山大里亚支持那些殉道者，在他们“去殉道时接待和护送他们，并与他们一起留守，直到他们被处刑”。基督教徒们的“热情”最终让帝国法官感到受不了，不得不下令任何僧侣都不得出庭。⑪

三、慈善和医疗：基督教团难以取代的社会功能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略微发现早期基督教组织的互助功能。作为早期基督教主要合法外壳之一的安葬协会通过筹款为成员组织体面的葬礼，就是这样的一种组织；面对殉道的危险时，教徒之间的互相支持也是一种互助的行动。德尔图良《护教篇》第三十九章，对于早期基督教团体的互助功能有更为详细的描述：

我们虽然也有钱库，但这并非入门费的钱库，就如宗教也是有价之物。在每个月的规定日（如公共感恩节目、斋戒日），每人可随意作少量的奉献；但这只能是自愿的，量力而行的:因为不存在强制问题，一切都是自愿的。事实上，这些奉献是一种慈善储蓄基金。因为由此取得的钱不是花在盛会、酒宴和餐馆里，而是为了资助和埋葬穷人，接济无力自养、失去双亲的子女，供晚年困在家里的老人之需；还有乘船遇难之类的人；如果有人下到矿山，流放至海岛或者囚在狱中，只要他们对上帝的教会事业保持忠贞，就是其信仰的培育者。

德尔图良认为，正是这种互助的传统和行为（“主要还是这种非常高尚的爱心行为，才使许多人给了我们一种标志”），导致当时的罗马人对基督教徒侧目以视；他引述罗马人的话说，基督教徒相亲相爱，乐于为别人去死，互称兄弟。而当时的罗马帝国民众则常常相互仇恨、相互残害，因此基督徒遭到了罗马人的忌恨。

德尔图良，又译特土良，出身柏柏尔人，终身都生活在迦太基，因理论贡献被誉为拉丁教父和西方基督教神学鼻祖之一。

早期基督教团的互助精神和互助作用在公元166年和公元251年左右的横扫罗马帝国的两次大瘟疫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人认为，古代宗教之所以在瘟疫时期崛起，是因为在死亡的恐怖面前，愚蠢的古代人不理性地求神问佛，依赖宗教的救赎——但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古典时代的西方人能够选择的宗教很多，如果某个宗教只能提供口惠而实不至的精神安慰，其发展是难以持久的。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曾经记录公元前431年袭击希腊的大瘟疫，在这场瘟疫中，民众确实曾经采用向神庙祈祷、询问神谶等种种办法，但结果“都毫无用处”，于是人们完全被病痛所困倒，“也不再求神占卜了”，反而摧毁了民众的宗教信心——“至于神祗，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违犯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感觉到，对于他已经下了最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头上。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这是很自然的。”⑫

基督教团在罗马帝国大瘟疫中崭露头角，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在灾难中提供了当时极为珍贵的医疗和慈善服务。在第二场帝国大瘟疫肆虐北非时，基督教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狄奥尼修斯（Pope Dionysius of Alexandria，200年－265年）在东方来信中这么记叙说：

在这场瘟疫中，我们绝大多数的教友都活出了爱与忠诚。他们不遗余力，单单为对方着想，不顾个人安危地照料病患，即使染上疾病，也以欣然态度告别人世。许多原本照料和医治病患的人，将死亡转移到自己身上，就此死去。那些最为优秀的教友一一他们中有长老、执事和平信徒——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性命。他们这样的死亡乃是基于坚定的信仰与虔诚，从任何方面看都不亚于殉道。他们还收拾圣徒的遗体，将这些遗体合上眼睛、闭上嘴巴，并且扛在肩上带走。他们拥抱这些遗体，在清洗后为之穿上葬衣。不久后，他们自己也得到了同样的服侍。异教徒的情形，则与此截然相反。他们推开刚有疾病端倪的人，逃离至亲至近的人，更有甚者，将半死不活的人丢在路边，像对待垃圾那样对待那些未得埋葬的尸体，希望藉此逃避致命的瘟疫，然而，尽管他们竭尽全力，这瘟疫依然难以逃脱。⑬

从这些记叙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早期基督教团内部的互助精神，也可以想象会有更多的人在大瘟疫期间因此选择投入基督教而非异教。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叙述都是基督徒们的一面之词，自我美化的成分居多。那么我们再来一点来自敌视基督教者的文献证据。在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合法化之后，罗马帝国仍然出现过敌视基督教的皇帝，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尤利安二世（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331年－363年，361年-363年在位），此人矢志压制基督教徒，恢复罗马帝国的多神教传统，被基督教罗马教会称为背教者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

尤利安二世本人浸淫古希腊-罗马哲学甚深，文采优美，是系统学习过新柏拉图学派哲学的精英人士。他在哲学层面对早期基督教的批判是颇为有力的（在系统吸收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前，基督教神学相对古希腊哲学仍然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但是他唯独不能不承认的是，即使古希腊-罗马传统孕育了更多高深的哲学思想和知识精英，但在慈善和提供医疗服务方面，他们远远不如当时的基督教徒。尤利安在给加拉太最高祭司的一封信里说到：

希腊教还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繁荣，因为那些信奉它的人（做得不够）。诸神的恩赐是伟大而灿烂的，比任何祈祷或任何希望都要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这就足够了，而不观察基督徒对陌生人的善意，对死者的埋葬的关心，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清醒，是如何对推进他们的事业起了最大的作用呢？……不虔诚的加利利人（按，这是朱利安对基督徒的称呼）除了支持他们的穷人外，还支持我们的穷人，（我们的穷人却需要他们来支持，）这是可耻的；大家都能看出我们的核心教徒是需要我们的援助的。我们也要教导那些信奉希腊教的人为这种服务做出贡献，教导希腊教的村庄向神灵献上初果。使那些希腊宗教的人习惯于这样的仁爱，教导他们这从古至今都是我们的工作……⑮

尤利安

“背教者尤利安”的评论真实地显示了早期基督教相对古希腊-罗马宗教更为旺盛的生命来源，那就是互助互爱、爱人助人的行为和传统。他们不但帮助基督教团内部的人，也帮助基督教团以外的人。如果我们考虑到古罗马民众在帝国早期对基督教徒的偏见和打击，这种兼爱他人的精神是非常罕见的，但基督教徒确实是被鼓励这样做的。根据当时基督教会的执事彭提乌斯（Pontius the Deacon）的记载，迦太基主教奚普里安这样训导教徒：“当人们聚拢来时。他首先力劝他们做善事……然后，他继续说：只认为我们自己人值得爱，这是不足以称道的，只有一个人对异教徒和公众做了一些事，以美好战胜邪恶，象上帝那样做仁慈的善事，也热爱他的敌人，这样的人才是完美的，因此，应该对所有的人做善事，而不仅局限于同信仰的人”。⑮

这显然源于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遗教，他给基督教留下的精神遗产，让早期基督教团成为了罗马帝国社会最具生命力和强大组织力的团体。用吉本的话来说，当时的基督教“垄断了慈善机关和一些仁慈活动”，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赞扬和回报，而这一点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做不到的。尤利安试图效仿基督教团所做的，于是试图在每座城市建立医院，在这些医院里将不分地区和宗教信仰收治一切穷人，并用国库的钱财来救济穷人的贫困。

从尤利安的亡羊补牢的宏大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基督教团在罗马帝国基层社区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正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团扮演着这样重要的角色，晚期的罗马帝国不能不和它合作，未来的蛮族君主们也不能不尊重它们的地位。蛮族入侵、帝国削弱导致的权力真空更让基督教有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到公元5世纪，主座教堂在帝国许多地方都成为了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和庇护者。在墨洛温王朝，许多蛮族国王、王后、贵族向基督教会提供资助以换取后者对自身的支持——基督教的快速拓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腐化，但仍然不能不说，它的崛起最初源于早期教团纯朴有力的互助精神。

四、基督教在近代东亚大陆

基督教对慈善、医疗等基层公益事业的重视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对于东亚大陆也造福不浅，下面这一连串顶尖医院和高等院校的名字，都和基督教相关：

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定的全国疑难重症诊治指导中心，北京协和医院，前身就是1906年英美六个教会在北京合办的“协和医学堂”，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专设的“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收购它后称“北京协和医学院”。

中国西部疑难危急重症诊疗的国家级中心，世界规模第一的综合性单点医院——华西医院，起源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基督教会1892年在成都创建的仁济、存仁医院、仁济女医院。

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创建者胡美（Edward Hicks Hume）为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 Mission in China）近代来华的医疗宣教士。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公济医院，是教会参与筹备和管理的租界公共事业。法租界当局于1863年委托天主教神父德雅克具体操办，经他募捐筹款后，公济医院于1864年3月1日正式开张。德雅克由此被租界和教会公认为公济医院创始人。

建于1907年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原名广慈医院，又名为圣玛利亚医院，是法国天主教江南教区筹建，并委托仁爱会修女管管理。

教会背景的医院后来往往改名并淡化部分历史记忆，但总体上说，名字或前身名字中带有如“协和”、“仁济”、“慈仁”、“普济”等字样的医院，往往起源于教会医院，如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起源自美国教会办的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前身是1866年的一所教会医院……

近代重要的教会学校，则包括辅仁大学（合并入北师大）、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用其校址）、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津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等。

基督教背景的慈善组织在近现代东亚大陆的主要工作除了医疗和教育，主要的还涉及孤儿院、育婴堂、救灾等等。

据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的调查统计, 自1901年到1920年这二十年之间，西方各国天主教会在中国创办了150多所孤儿院，广泛分布于苏、浙、皖、粤、蒙、直等省区，累计收养的孤儿在1.5万人以上，其中多数为女孤。1920年，华北发生大饥荒，在华传教士和外籍人士在汉口、天津、南京、上海、长沙等地陆续成立了华洋义赈会形式的慈善团体，开展救济活动，据1921年办赈结束时统计，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共计散放赈款3000多万元，而各地华洋义赈会直接筹募散放者为1700余万，其中有六成捐款由欧美各国输入，其余四成款项则在中国本土筹措而得。1921年11月16日，各地义赈会在上海设置成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以各地在华的传教士为骨干，其中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又居主导地位，参与组织和救济物质的分配工作。⑯

凡此种种，足可证实：基督教的成就和影响力自有原因，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纯靠“大言欺人”或者国家支持。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当然也可以像尤利安那样对基督教存在偏见和抵触，但不能不认可古今基督教徒对社会公益、互助友爱方面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正是基督教生命力的重要来源。

注 释

① 君士坦丁传[M]. 商务印书馆, 2015.

② 据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十章。关于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亦可读Sharp, P. (2011). Constantine's Policy of Religious Tolerance: Was It Tolerant Or Not?.

③ Opoku, F. (2015). Constantine and Christianity: The formation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the Roman Empire. Ilorin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5(1), 17-34.

④ 上述数据引自西蒙·普莱斯等著《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第八章。

⑤ 杰弗斯. (2013). 古希腊-罗马文明: 历史和背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p.73-74.

⑥ 见塔西佗《编年史》第十五卷。

⑦ Potter, David S. The Roman Empire at Bay AD 180–395, Routledge, 2004, p.241.

⑧ Radice, B. (2003). The letters of the younger Pliny. Penguin UK, 10.33-34.

⑨ 杰弗斯. (2013). 古希腊-罗马文明: 历史和背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p.73-74.

⑩ 杰弗斯. (2013). 古希腊-罗马文明: 历史和背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p.79.

⑪ Stark, R. (1996).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 sociologist reconsiders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 8.

⑫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商务印书馆, 1960.

⑬ 优西比乌, 保罗·L·梅尔, & 瞿旭彤. (2009). 教会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七卷.

⑭ 译自Edward J. Chinnock, A Few Notes on Julian and a Translation of His Public Letters (London: David Nutt, 1901) pp. 75-78

⑮ Pontius the Deacon, The Life and Passion of Cyprian，转引自杨锐. 论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D]. 复旦大学, 2003.

⑯ 周秋光, 曾桂林. 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00(001):6-13.

原标题：《爱人即自助：基督教的顽强生命力从哪里来|读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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