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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2020-07-05 08: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提及鲁迅先生，也许大部分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弃医从文、以笔做矛、横眉冷对的文学斗士形象。

作为活在教科书和流水的考试中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深刻的、严峻的，是使学生“闻之色变”的。

但其实，在严肃外壳的包裹下，藏着一个有趣而又可爱的鲁迅先生。

比如，著名作家夏衍曾经说过：“鲁迅幽默得要命。”陈丹青也说：“鲁迅先生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生活中的鲁迅，幽默风趣爱怼人，喜烟好酒爱吃糖。并且，他一生热爱博物学，对树木花草尤为钟爱。

在6月24日晚，毕十年之功打造微观版鲁迅传的作家薛林荣，围绕鲁迅及其著作《鲁迅草木谱》作了一次线上分享会，以花草树木为切入点，为我们呈现了走近鲁迅先生的另一种方式。

让我们今天再次跟随薛林荣老师的部分分享会文字实录，循草木意趣，洞悉鲁迅先生的内心世界。

“鲁迅”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一个单身的31岁的男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

在14年的公务员生涯中鲁迅都做了什么？还是全国艺术活动场所的大管家？

槐树与鲁迅的8年隐居生活

今天我们讲鲁迅，事实上是还原一个叫周树人的文人在成为鲁迅之前血肉丰满的形象。当然，我在此不是要挑战对鲁迅的既定评价，我没那个本事，也觉得意义不大，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微观研究，给一个刻板的现代文学作家增添一点血肉、肌理，让我们提起这个著作的作家，能够感到亲切、真实、可信，并且独一无二。

鲁迅先生

1912年5月，海归人士鲁迅随教育部到北平，入住宣武门外绍兴会馆,最初居住在“藤花别馆”，因为藤花馆比较吵闹，鲁迅就移入补树书屋，从此在这里居住小8年。这个里边主要讲四个关键词和七件事。

第一个关键词：八年

八年，指1911年至1918年。更准确点讲，应该是7年，因为鲁迅是1912年到北京的，但是辛亥革命是个大的坐标，因此为了便于描述，为了讲述的方便，我把鲁迅1911年在绍兴的经历也列入他的八年沉寂当中。

这八年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况呢？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1916年护国战争节节胜利，各省纷纷独立，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失败，段祺瑞趁机执政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开始发动护法战争，1918年护法战争失败，中国又一次陷入了连年的动乱中。

所以，我所说的这八年，肇自辛亥革命失败，终自钱玄同与周树人的一席长谈，然后周树人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上，署名鲁迅，从此鲁迅横空出世，一个文人的八年沉寂或者说八年隐居就结束了。

第二个关键词：绍兴县馆的隐居

那么，这一时期的鲁迅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的思想又是怎样的一种动态？

在北京的前7年半，鲁迅寄住在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他在《呐喊·自序》中称之为“S会馆”。从这里到位于西单南大街上的教育部，有3里地左右。

绍兴县馆是道光年间浙江籍京官为家乡人修建的，它是鲁迅1912年来北京后的第一个住处，也是鲁迅18岁离开家乡后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地方。准确地讲，鲁迅在这里住了七年零六个半月的时间(1912年5月—1919年11月)。

鲁迅当时住在绍兴会馆旁边的一个叫补树书屋的地方，那个院子里有槐树，据说上面吊死过女人，很多人不愿意住，鲁迅他就愿意住在鬼气森森的地方，什么地方越恐怖，他就住在那里。因为鲁迅是学医的，他不怕鬼，我们小时候还学过一篇课文，题目叫《踢鬼的故事》，讲的是鲁迅在绍兴教书时，晚上回家经过一片坟地，突然看到坟前立起来一个白影子，忽大忽小，飘移不定，妈呀，遇到鬼了。但是鲁迅不怕鬼，他上去朝那鬼踢了一脚，一看，不是鬼，是个盗墓的。我想，那个盗墓的可能还以为鲁迅是鬼呢！鲁迅不怕鬼，因为他认为世上无鬼。

图片出自《鲁迅草木谱》

鲁迅住在那里他日常生活怎么过呢，他把自己的家属都留在绍兴，一个单身的31岁的男人怎么过呢？他周围的同事都是每天去吃喝玩乐，北京是个消费城市，人有很多打发自己时间的办法，鲁迅消磨时间的办法是搜集古董，抄写碑帖，另外，读一读佛经，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讲到。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一个先觉者来说，这毕竟不是上策，毕竟心里面怀着一份寂寞，没有人可以交流，也不知道这个时代会怎么变化。所以，鲁迅写他那段时间，夏天的晚上就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呆呆地望着天上的星星，夜深了，槐树的毛毛虫之类的就掉到他的脖子里面。

现在我们讲一讲这棵槐树。

补树书屋是一个偏僻幽静的独院，传说院内最初长着一株大楝（liàn）树，因被狂风刮倒，又补种了槐树，故名“补树书屋”。

最早把这棵槐树写到文学作品里的，是刘半农。

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刊登了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四人的同题白话诗歌《除夕》，刘半农写的是1918年除夕之夜在绍兴会馆与周氏兄弟聊天的情形。这首诗流传甚广，因为刘半农写出了“此时谁最闲适？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这样著名的诗句。但一般读者并没有注意到诗歌第一节对环境的交待：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

不当它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

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刘半农的感官非常灵敏，他在除夕之夜听见了院子里风来树动而发出的大海波涛一般的呼啸声，更加衬托出绍兴会馆幽静、闲适的气氛。

图片出自《鲁迅草木谱》

鲁迅的补树书屋酝酿着新文学的第一声呐喊，这棵槐树见证了笔名“鲁迅”的诞生，载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典籍，构成了《狂人日记》诞生的地理或生态背景。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生动描写了会馆院子中的环境、与槐树有关的传说，以及金心异（钱玄同）为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一次次来绍兴会馆催促鲁迅写稿的情形：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很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是我唯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这段话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前面的一句话：“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接下来鲁迅就写他和钱玄同如何在槐树下对话，交待他为什么要出山。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钱玄同隔三岔五来找鲁迅聊天的时候正是盛夏8月，他们关于“铁屋子”的对话正是在槐树下进行的。鲁迅答应为《新青年》写文章，最初的一篇是《狂人日记》。从此，这棵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在常人看来不太吉利的槐树便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并被读者牢牢记住了。

公元1918年鲁迅和钱玄同在槐树下关于铁屋子的对话，使我想起了公元208年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及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我将鲁迅和钱玄同的对话称作“槐树对”。

图片出自《鲁迅草木谱》

在鲁迅的记忆中，绍兴会馆这个特殊的空间，是由一棵槐树来定位的，这棵槐树也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

绍兴会馆中的槐树，在画家孙福熙的笔下也出现过，时间是1925年8月。其时，孙福熙从法国留学回国不久，他写了一篇散文《北京乎》，其中写到了绍兴县馆和县馆里的槐树：

在绍兴县馆中，大清早醒来，老鸹的呼声中，槐花的细瓣飘坠如雪，两株大槐树遮盖全院，初晴的日光从茂密的枝叶缺处漏下来，画出青烟颜色的斜线，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新秋的凉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

孙福熙是鲁迅的老朋友孙伏园之弟，鲁迅曾约请他为自己的散文诗集《野草》和译文集《小约翰》画过封面。作为画家，孙福熙非常留意日光穿过槐树枝叶时形成的光影效果，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鲁迅“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的具体化。

绍兴会馆院中的大槐树见证了“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在“五四”前夜的诞生，而鲁迅与钱玄同在这棵槐树下著名的“槐树对”，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英雄出世的传奇色彩。

不过，这棵著名的槐树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不见了。当年，鲁迅博物馆的干部邀周作人去看补树书屋的现状，“结果是什么都没有看得”，“诚然是门庭院落依然如故，那圆洞门已经毁坏，槐树也不见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第三个关键词：公务员

这八年，鲁迅除了1911年还在绍兴外，其他时间，一直在教育部任职，先是在南京，后是在北京，是一名有一定职权的小公务员。鲁迅一共当了14年的公务员，时间从1912年至1926年。这段经历被其对头、批评家陈西滢等人作为“污迹”冷嘲热讽。辛亥革命后，临时大总统是孙中山，教育总长是蔡元培。鲁迅进教育部的推荐人是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绍兴老乡许寿裳。鲁迅还是一名“海归”派，接到南京方面的邀请后，先是赴南京任职，后来政府北迁又随之进京。

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工资很高。鲁迅的职务最初是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后来是第一科科长。他分管什么呢？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等，都是与艺术沾边的，几乎是全国艺术活动场所的大管家。刚到北京时，鲁迅显然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设计国徽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国家大事。（鲁迅是个美术天才，民国政府的国徽是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也是他设计的，他还开创了现代中国封面设计的先河）

鲁迅的设计：北大校徽、民国政府国徽、猫头鹰

后来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谒过袁世凯大总统）。

当然，鲁迅对公务员生活也颇为头痛，有时候甚至比较反感，比如他的日记中出现过这样的字眼：“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鲁迅在教育部当公务时，教育部领导走马灯式频繁调动。在鲁迅1926年去职前，14年中，教育部总共更换过38任教育总长、24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总长，除了与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鲁迅再没看得顺眼的了。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得了个“痰桶总长”的绰号；梁善济“不了了”……同一时期的鲁迅却长期得不到升迁。最让人难堪的是，年长鲁迅3岁的汤尔和1922年出任教育总长，汤尔和与鲁迅是老朋友了——在鲁迅开始仕途生涯的时候，汤尔和不过是一家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1914年1月5日汤还到教育部访过鲁迅，“似有贺年之意”。没承想当初紧着巴结他的朋友，反过来成为教育部的最高领导。）

1925年，“三一八”惨案后，传言执政府将鲁迅列入黑名单，鲁迅四处避难。恰好林语堂先行到厦大任教，鲁迅于是随后到厦大教书。3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可澄签发了“周树人毋庸暂属佥事”的部令，鲁迅的官场生涯由此画上了句号。

（本文节选自线上分享会实录，想了解更多可阅读《鲁迅草木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