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希腊︱君士坦丁堡沦陷后的希腊人与东正教会

被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希腊人：戴着镣铐的舞蹈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除了伊奥尼亚海、爱琴海上的部分岛屿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主要受威尼斯人或热那亚人统治之外，生活在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地区以及巴尔干半岛北部等地的希腊人均成为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臣民。

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特色是著名的“米利特”制度，即把非穆斯林臣民按照宗教区分开来并给予一定程度的自治，因此希腊人以及其他信奉东正教的被统治者（如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等）都被划分在东正教米利特之中，直接受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主教（又称“牧首”）的管辖，而牧首向奥斯曼最高领导人苏丹负责。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米利特似乎是一个开明的制度，但必须强调的是：米利特制度和今天的“宗教自由”或“民族平等”不是一个概念，虽然奥斯曼帝国承认东正教的合法地位，并名义上允许东正教徒保持其信仰，但希腊东正教徒始终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没有得到公平待遇和充分自由。

首先，奥斯曼帝国有著名的“血税”政策（παιδομάζωμα），即把基督教徒家庭的男孩强制收编到苏丹亲军中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一般强调这一政策有助于增强社会阶层流动性，但实际上，“血税”的本质更为残酷，它源自于奥斯曼帝国购买战俘以及奴隶的传统。被强行征收的希腊东正教男孩小的只有6到10岁甚至更年幼，大的也只是十几岁的少年。他们永别父母与家乡，以奴隶的身份被带到遥远的君士坦丁堡，在被评估相貌、智商与能力之后，“上品”被留在苏丹宫廷内侍奉，“中品”被分配给高级官员帕夏们，其余的则被发配到小亚细亚偏远地区的官邸。所有的这些基督徒男孩都被强行改宗伊斯兰教，改说土耳其语。“上品”的希腊男孩中有一部分会被送到专门学校接受最优良的教育，成年后在帝国行政系统中担任要职，以帮助苏丹制衡奥斯曼的贵族们。但更多的希腊男孩并没有这么好的命运，未成年的他们必须对奥斯曼主人惟命是从，很多时候成了苦力，生活条件悲惨如牛马。20岁之后，所有这些男孩回到君士坦丁堡成为苏丹的亲兵，而这时的他们很多已经被彻底洗脑，麻木而忠诚，最终被苏丹被塑造成了他可以绝对信赖的统治工具和武器；当然也有少数仍然偷偷保持着基督教的信仰和希腊人的民族身份认同感。

这样的“血税”自然被希腊的东正教家庭深恶痛绝，但当奥斯曼官员们上门来征收儿子时，如果父母有任何反抗的举动，那么他们的孩子会被当场吊死在自家的门楣上。因此，很多父母为了逃避血税，有些故意给自己的孩子毁容，有些为此改宗伊斯兰教，有些逃亡异乡，躲避到奥斯曼土耳其人鞭长莫及的深山中，或移居到威尼斯人所控制的地区生活，也有少数揭竿而起，比如1705年，希腊北部拿乌萨地区的一百个村民杀死了前来征收男孩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起义反抗帝国统治，但最终寡不敌众，被残酷镇压。到16世纪末，被强行收编的基督教孩子共有20万之多。在17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奥斯曼贵族阶层害怕苏丹亲兵力量太大而危及自身利益，极力反对血税政策，基督徒奴隶亲兵数量这才逐渐减弱，直到18世纪中叶没落。

奥斯曼的米利特制度并不能像今天的国家机器那样有效运转，苏丹在地方上只能采取松散的封建统治，因此希腊人境遇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当地土耳其帕夏的手中，而这些帕夏往往并不仁慈也绝不清廉。一个普通的希腊人要负担帝国的各种苛捐杂税，还必须因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交付一种特别的人头税（jizya），如果他想在奥斯曼社会获得比较高的地位，那么他或者改宗伊斯兰教以获得奥斯曼帝国完全的公民身份，或者成为帝国税吏等基层官员——而这些税吏狐假虎威，贪污腐败，很快就在希腊民众中败坏了名声。

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希腊的城镇进一步凋敝，文化创造力大幅减弱——这与同时期威尼斯统治下希腊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克里特岛在1211-1669年威尼斯人殖民地时期出现了“克里特文艺复兴”，贸易繁荣，经济昌盛，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开创了近现代希腊文学的先河；而当1669年该岛被奥斯曼人征服之后，当地文学就立刻进入了冰河期。

当然，一些希腊人仍然在奥斯曼统治下活出了精彩：首先是在希腊本土逐渐出现了一个与奥斯曼地方官员合作进行统治的希腊新贵阶层，其最主要工作是保证当地希腊人能顺从地向帝国缴纳足够的税金。另外，在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法那尔希腊人”（Φαναριώτες）的阶层，他们依靠商业发家致富，聚居在东正教主教座堂所在的法那尔区，因此得名。由于经商需要以及希腊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他们的家族成员都受到优良的教育并精通多门语言。17世纪，当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扩张遇到困难而需要外交手段解决时，苏丹发现竟没有一个会说流利欧洲语言的奥斯曼土耳其贵族，因此不得不从法那尔希腊人中挑选人才，就这样，君士坦丁堡的法那尔希腊人成为了奥斯曼帝国在外交上的“翻译官”，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另外，18世纪以后希腊人在航海上的传统优势也逐渐彰显，他们承担了奥斯曼帝国境内以及与西欧贸易往来的海上运输，并且在英法两大势力争夺海上霸权的夹缝中捞到了一杯羹，不但孕育出了一个富裕的希腊船主阶层，更奠定了日后希腊在国际航运业的地位。

奥斯曼时期的东正教会：妥协，坚持，斗争

东正教在奥斯曼帝国是被苏丹所承认的合法宗教，东正教米利特的首领——即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又称“牧首”）——也仍然在君士坦丁堡驻扎。在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之前，牧首的主教座堂是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但它在奥斯曼时期被改作了清真寺，因此牧首驻地搬到了圣乔治主教座堂，东正教牧首就在这里为苏丹管理东正教徒的税收、审理案件以及开办学校，而如果东正教徒发生反抗行为，那么牧首也要接受苏丹的惩罚甚至是死刑。

在奥斯曼时期，牧首至始至终都没有鼓励东正教信徒反抗奥斯曼的统治。这种“妥协”出于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彼时的希腊人普遍认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以及统治是上帝的旨意，旨在惩罚自己犯下的罪恶。其次，当时还并未兴起近现代的民族主义观念，相对于民族独立或社会地位平等，时人更看重的是灵魂得到救赎，因此既然奥斯曼帝国容许东正教会继续其宗教生活，部分保证了东正教徒灵魂得救的渠道畅通，那么东正教牧首、教会以及信徒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奥斯曼的统治。另外，东正教牧首的人选主要来自于上文提及的“法那尔希腊人”阶层，牧首的选举名义上是教会内部的教会会议来自主进行的，但实际上受到苏丹意志的很大影响，因此大多数牧首都听命于苏丹。比如在15世纪到18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屡屡在希腊本土发生战争，争夺这块肥肉，而牧首往往都站在奥斯曼帝国的立场，奉劝希腊人不要帮助西欧的天主教徒，宣扬后者可能是更危险的敌人。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以后，小亚细亚地区的东正教人口从本来的多数民族变成了少数名族，教区萎缩，教堂纷纷改成了清真寺，东正教的中心因而逐渐从小亚细亚转到了希腊本土以及斯拉夫人集中的巴尔干半岛。希腊本土的社会生活在奥斯曼帝国长达四百年的统治下是围绕着教堂这个中轴而展开的。虽然当时的希腊人绝大多数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对于深奥的神学理论更是一窍不通，但其主流群体却始终坚守自己的东正教信仰，其所依靠的“信仰之锚”就是“传统”，也就是从使徒保罗在希腊传教那一刻、被一代一代希腊人小心传承下来、十几个世纪未变的传统。他们并不会自称“东正教徒”，而只以“基督徒”来称呼自己。在他们心中，身为“基督徒”，意味着你不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不是犹太人，也不是西欧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身为“基督徒”，意味着你说希腊语，意味着你在村子广场上的教堂做礼拜，庆祝主显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圣母帡幪节、圣诞节等等节日，意味着你在该守斋的日子里守斋，意味着你在村里的教堂结婚、给你刚出生的孩子受洗礼、举行你的葬礼，意味着你家的墙上里挂着圣像，尤其是圣母像——对你而言，她是你慈爱的母亲，是你家的保护者，是你在疾病或灾难时和你跪在一起祈祷的人。

复活节（Το Πάσχα）是东正教最重要的节日，也是今天希腊人最隆重庆祝的节日。“复活节”在希腊语里与犹太人的“逾越节”是同一个词，因为正是在这个节期耶稣基督复活了。有心人可能会注意到：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的复活节不是同一天，那是因为天主教会今天使用的是公历“格里高历”，而东正教会仍然保持古代传统，使用的是阴历“儒略历”，因此东正教会的复活节就和中国的春节一样，每年的日期有所不同。复活节虽然严格来说只有一天，但其整个节期很漫长。复活节前的四十天，东正教徒开始守斋，纪念耶稣禁食40天；从“棕榈主日”到复活节周日的这个星期被称为“圣周”，东正教徒们仿佛跟随着彼时的耶稣，一天天、一步步地走向十字架，直到圣周五耶稣受难日，教堂响起绵延的哀悼的钟声，信徒们的哀恸也到达了顶点。

“传统”得以传承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学校。东正教徒的教育是由牧首所管理的，1454年，东正教牧首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希腊人自己的最高学府“法那尔希腊正教学院”，它是一个世俗的综合性大学，所授科目包括科学、文学、神学等等，其教学水准媲美当时西欧的著名大学，不仅吸引了希腊学生，也培养了其他东正教民族的求学者，甚至一些土耳其贵族子弟都慕名而来。

对于远离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本土教育，牧首则往往鞭长莫及，同时在财力上也捉襟见肘，因此希腊各地的学校主要由当地社区自行解决，很多情况下都是神父利用教堂的空间开授小型的“家教培训班”，基本教材就是圣经，学习科目就是希腊语和东正教教义。后人因这种教学形式而发明了“秘密学校”（Κρυφό σχολείο）这个名词，认为当时的东正教会利用这样的授课宣传了希腊反抗奴役、追求独立的精神——是否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史料证实，但奥斯曼帝国时期希腊东正教会对于希腊语和信仰传承方面做出的工作是确实存在的。

虽然牧首与苏丹的合作是主流，但希腊人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反抗时有发生，而这样的反抗往往都有地方教会的参与支持甚至领导。比如16世纪末在希腊西北部伊庇鲁斯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反土起义，年富力强的主教阿沙纳希奥斯组织起了1300多人的起义军，并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多方奔走，募集武器等装备。17世纪初在希腊中部的色萨利地区也先后爆发了两次反抗奥斯曼统治的起义，组织者也都是当地的大主教迪奥尼索斯。1611年9月初的第二次起义中，他带领一千多个农民和牧民手持棍棒和农具起事，高喊着“求主怜悯”的祷文，包围了当地帕夏的宅邸，但很快就被镇压，迪奥尼索斯大主教在广场上当众被折磨致死，死后又被残忍剥皮，与85个起义领袖的头颅一起被运到君士坦丁堡，扔在了苏丹的马厩里。

到了18世纪，受到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普通希腊民众产生了民族独立的意识，而这样的意识与东正教徒的身份又是紧密相连的，当时的一个口号很具有代表性：“成为一个对同胞对祖国（希腊）有用的好基督徒”。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号召下，希腊各地反抗奥斯曼的起义络绎不绝。

19世纪初，一场追求希腊民族独立的战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秘密酝酿，而其组织工作与当地的东正教会密不可分。来自各个阶层的革命领袖经常在当地的各个修道院中开会商议、逃避奥斯曼官方的追捕、隐藏军火与人力；很多教会的高层和底层人士都直接参加了起义的组织领导。1821年3月21日复活节前一天，希腊独立战争的第一枪终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打响了。25日，也就是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三，在当地的圣拉孚拉修道院举行礼拜仪式后，大主教日耳曼诺斯三世正式宣布希腊独立战争开始，并且祝福了革命领导者们手中所持的独立战争之旗。

希腊独立战争的领袖们中就包括了一位传奇性的教士“福雷萨神父”（Παπαφλέσσας）。他出身底层，28岁成为修道士，为了维护修道院的财产而与当地的土耳其官员发生冲突，不得不只身逃亡。30岁时，他在君士坦丁堡加入了希腊的秘密组织“友谊社”，该组织旨在推翻奥斯曼对希腊的奴役、实现希腊民族国家的独立。1820年底，福雷萨神父偷运革命资金和武器，历经险阻来到伯罗奔尼撒参加起义军；在其后的几年中，他担任革命军中的领导职务，在穷苦农民中的号召力尤其大；1825年5月，他最终在抵抗奥斯曼军队的战斗中牺牲。

对于希腊本土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当时的东正教牧首格里高利五世其实并不支持。他与苏丹的关系很和睦，对于法国大革命传来的一系列新思想也不敢苟同，同时他又要保护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大批希腊人不被牵连，所以他长期反对希腊人进行反抗起义。然而，牧首要为所有东正教徒的叛乱行为负责，因此当伯罗奔尼撒半岛起事的消息传到了君士坦丁堡，苏丹立刻决定惩罚无辜的牧首。3月22日复活节当天，格里高利五世刚刚在圣乔治教堂主持举行了复活节的礼拜仪式，就被土耳其人直接从教堂里拉了出去，当场吊死在教堂的大门口，其尸首被悬挂了两天。苏丹又命令处死一些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德高望重的希腊人，以杀鸡儆猴；更大的报复性屠杀则发生在希腊人聚居的名城士麦那（Izmir），甚至连妇孺都无法幸免。但是，无论如何，奥斯曼帝国此时已经无法阻止希腊的民族独立战争了。

从1453年至1832年希腊正式独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希腊长达四个世纪，希腊人的身份认同在异族异教的统治下“威武不能屈”，这与深深扎根于其心中的东正教信仰密不可分。然而，希腊在19世纪建国之后仍然命运多舛，这个爱琴海畔的小小国度如何才能在险恶的20世纪历史风暴中幸存下来呢？这又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